遼寧博物館的楊仁愷先生，早年坎坷，抗戰時移居重慶，結識了郭沫若、徐悲鴻、張大千等知名學者和書畫名家，從而使他對古今書畫的研究更加深入。他在書畫研究與鑒定方面具有如下重大貢獻：一是對溥儀出宮后的清官流散書畫進行了精細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他集40年心血而成的58萬余字鴻篇巨著《國寶沉浮錄》一書；二是在中國書畫史上填補了遼金兩代的空白，使之更為完整系統：三是把古書畫鑒定的范圍拓展至20世紀，并初步嘗試建立書畫鑒定這一專門之學，2000年出版的《中國書畫鑒定學稿》一書可見其這一學術趨向。楊仁愷在書畫鑒定中提倡科學的“比較研究法”，十分注重作品之間的參照比較，如同一人或者同一時代和地區的諸多作品比較、畫家一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比較，然后才是題跋、印章等因素。對于傳世的《簪花仕女圖》這件風格獨特的作品，由于缺少參照樣板，比較研究就顯得較為困難。于是他結合同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留下的關于貞元時期服飾與習俗變化的文獻資料，證明《簪花仕女圖》所反映的時代特征只有唐貞元時期才能與之吻合，由此確認它是一件唐代貞元時期的繪畫作品。
出身于文物店的書畫鑒定專家劉九庵先生，1983年參加了文化部文物局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他治學嚴謹，考證精微，在七人中尤以熟悉小名頭而聞名，這正好可以彌補偏重大家研究的不足，對于整體把握中國書畫史和鑒藏傳世書畫頗具意義。在長期的實踐中，勤奮好學的品行使得他尤精于書畫斷代、辨偽中的相關細節，如他對明代吳應卯大量偽冒祝允明作品、王寵的弟子金用偽造其師作品、八大山人和張大千贗品的研究等。這種極為精細的研究，對于甄別當今以高超手段作偽的書畫極具現實意義。
傅熹年先生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長期從事古代建筑史研究，重點研究中國古代城市和宮殿、壇廟等大建筑群的建筑規律。以此為基點，傅先生在書畫鑒定中擅長把建筑學中的比較分析法引入到書畫鑒定的斷代、辨偽，即結合出土文物、傳世可靠作品和相關文獻中記載的建筑形制、衣冠制度等作為斷代依據。其學術要點如下：一是強調書畫史在書畫鑒定中的基礎地位：二是重視在書畫鑒定中建立可依靠的標準樣板：三是書畫鑒定要有一定的古文獻基礎以及運用文獻的能力。對于傳世最早的山水畫《游春圖》，傅先生是八百年來提出不同看法的第一人。他選取了畫中人物的服飾釵頭與巾幞、建筑物的斗拱與鴟尾來驗證作品的時代，從而得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幅《游春圖》的具體繪制年代恐難早于北宋中期”的結論。
上述幾位鑒定家的鑒定方法被有的學者劃分為更加精細的派別，如中央美術學院的薛永年先生就曾根據他們的出身分為三類。但是，如果深究并比較他們的鑒定理念卻都不出對書畫本身研究和相關文獻考據的窠臼。所以，筆者據此把上述諸家都歸屬于書畫文本文獻的鑒考結合派。
第二個流派是從書畫視覺方式入手的圖像風格分析派，這種與傳統書畫鑒定方法大相徑庭的鑒定方法，源于新的學術思想方法與中國傳統繪畫史學研究的結合。20世紀初，蔡元培先生為英人波西爾的《中國美術史》中譯本作序，倡導對中國畫的系統研究；著名學者兼畫家陳師曾也很早譯介了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的《文人畫之復興》一書，并寫了《文人畫之價值》的名篇。二戰后，鑒于中國藝術品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大量流散***的事實，美國便開始大批吸收華裔美術史家赴美學習研究，并讓他們長期執教于各所大學和藝術研究機構。如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的方聞、堪薩斯大學的李鑄晉、耶魯大學與華盛頓大學的吳訥孫以及克利夫蘭博物館的何惠鑒等學者。直到80年代，陸續赴美求學且學有所成、頗具影響的尚有石守謙、陳葆真以及方聞先生的高足傅申等幾位學者。
在上述赴美的學者中，無論資歷還是學術影響力都當首推方聞先生。他早年即以書法知名，爾后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美術與考古系，長期在母校講授中國書畫史并任職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東方部。方聞的書畫鑒定方法深受西方實證主義的影響，較為重視對書畫作品的實證和學理性研究，提出了“內在證據和外在證據”相互結合的書畫鑒定理論。同時他提倡以考古出土的資料作為把握書畫時代風格的第一張“標簽”，然后再結合傳世較為可靠的其他作品建立起相對嚴密的基準書畫風格。從他的《心印》等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美學家夏皮羅(Meyer Schapior)、瑞土美術史家沃爾夫林(Heirich Wolfflin)以及美國藝術史家庫布勒(George Kubler)等人“形式分析”與“風格史”的學術思想是他的學術之源。他的這一鑒定方法被人們稱之為“圖像風格分析”法，它強調以形式分析的美術史分期為基礎，進而研究書畫作品中諸多形式相互組合所形成的結構特征，如畫面的空間處理樣式、山石的筆墨組織方法等。荊浩作為中國北宋北派山水畫的開創者，《匡廬圖》一向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品，方聞認為了解荊浩山水畫風格的最佳方式是分析已經確定的同時代作品。10世紀敦煌壁畫上的人物和山水，三角形的山、風格化的輪廓線與平涂的色彩，具有明顯的古代形態程式意識。再與同時期的遼代立軸相比，《匡廬圖》帶有明顯的風格化皴法，而且其山形構成了一個“統一的連續空間的虛幻”。他的弟子傅申也認為《匡廬圖》的樹形接近11世紀后期郭熙的風格。據此，《匡廬圖》更多的是北宋晚期的作品，而非荊浩。
以方聞先生為代表的“圖像風格分析”書畫鑒定派，在操作中先確立由可靠作品所組成的書畫系列，然后通過風格分析得出不同時期的書畫“視覺與結構原則”，最后把具有疑問的作品依據此原則進行鑒別。這一方法在理論上顯得異常具有科學性，有板有眼，頗有分寸，但是具體操作起來卻并非易事。
在藝術品日益商業化的今天，書畫真偽的鑒定工作任重而道遠，筆者不揣冒昧談論20世紀中國書畫鑒定的方法，行文中難免舛漏紕繆之處，唯讀者教之。【原標題：當下中國書畫鑒定兩大流派 辨真偽明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