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愛人”，是孔子的重要思想之一。《資治通鑒》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開始記述，這時孔子已逝世70多年，因此《資治通鑒》不可能記述孔子的具體社會活動和他的諸多言論。但司馬光認為，“仁者愛人”是治國安邦的最重要思想，所以在《資治通鑒》中自始至終貫徹了這一思想。

    “仁者愛人”所包含的內(nèi)容和意義非常廣泛，從《資治通鑒》記載的大量這方面史實來看，最重要的應該是三個方面。

    其一，尊重人的生命。天生萬物，以人為貴，不論貧富貴賤、男女老幼、民族膚色，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所以“愛人”首先要愛護人的生命，這是仁的最重要體現(xiàn)。

    東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楚王劉英謀反，其死黨王平、顏忠攀連上千人，明帝打算全部誅殺。侍御史寒朗冒死上書：“臣勘驗罪犯，皆因重刑之下，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公卿朝議，陛下問以得失，皆頌圣德，及其歸家，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冤，但無敢對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明帝醒悟，親自到洛陽審問，無罪釋放千余人。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三月，文帝派遣新衛(wèi)大都督屈突通往隴西檢查牧馬數(shù)目，查出隱匿馬匹二萬余匹。文帝大怒，將斬牧馬官1500人。屈突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chǎn)之故殺千余人！臣敢以死請！”文帝瞋目叱之，屈突通跪請曰：“臣愿一死，乞饒千余人命。”文帝感悟，饒恕了這些人死罪。

    隋煬帝時發(fā)生一起盜竊案，牽連2000多人，煬帝令全部誅殺。大理丞張元濟勘驗后，發(fā)現(xiàn)只有5人為盜，其余皆無辜平民，但不敢奏報，竟將2000多人“盡殺之”。后唐太宗談及此事時說：“君臣不仁如此，何得不亡！”

    其二，關心百姓疾苦。百姓生存狀況關乎人心向背，所以“仁者愛人”必須愛百姓，讓他們能夠生存下去。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六月，長安一帶蝗蟲成災。太宗在宮苑中捉到一只蝗蟲，咒罵道：“人以谷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汝若通靈，當食我肺腑，無害吾民。”將吞之。侍臣恐太宗染病，急忙勸阻，太宗一口吞之。軍民聞之，奮力捕蝗，是歲蝗蟲不為患。

    唐代宗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十月，京兆尹黎幹奏報秋雨連綿，莊稼受損。代宗命御史勘察，還奏“所損三萬余頃。”但渭南令劉澡奏報境內(nèi)秋稼無損。代宗懷疑：“霖雨不停，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勘視，結(jié)果查實“渭南秋稼損三千余頃”。代宗嘆息道：“縣令，牧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劉澡為南浦縣尉。

    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駕部侍郎辛公義出任岷州刺史。當時岷州民俗畏懼瘟疫，親情淡漠，一人有疫，全家躲避，因此染疫者多死。辛公義把染疫者數(shù)百人全部安置在州衙廳堂里，拿出俸祿請醫(yī)買藥治療，并與患者住在一起，日夜觀察疫情變化。月余，疫者痊愈，辛公義召其家人訓誡：“瘟疫若相染不能治，我早死了。”此后，這種民俗就被改變了。

    其三，愛人重于寵物。金銀珠寶、奇花異草、寶馬珍禽，也許價值連城，但也不能與人的尊貴相比，重人輕物才能稱為仁者。

    《論語》記載，孔子上朝時家里馬廄失火了，他回家后問傷人沒有而不問馬。這件事被后人奉為仁愛典范。

    東漢光武帝劉秀一生手不持珠玉，外國進獻名馬，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他詔命“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北魏節(jié)閔帝時波斯國進貢獅子，他說“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命送歸本國。使者以道遠難以送達，于路殺之而返。有司奏請治其罪，他說：“豈可以獸殺人！”赦而不問。

    宋仁宗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春，京師大疫，太醫(yī)要用犀牛角和藥診治病人，仁宗即命大內(nèi)拿出珍藏的兩只犀牛角，其一為“通天犀”，是無價之寶，內(nèi)侍請求留下御用，仁宗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