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史學家袁宏記載，漢靈帝時期，太原名士郭泰博學多才，為人正直，曾被推舉為“有道”（漢代察舉制度中的特舉科目）。郭泰在太學任教時，深受太學學生愛戴，推為領袖，名震京師。當時洛陽有一位神童魏昭，11歲就入太學學習。他拜訪郭泰，表示愿意向他求學，說：“嘗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愿在左右，供給灑掃。”（《后漢紀·靈帝紀》）

    既然魏昭說的是“嘗聞”，可見“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是當時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漢代重經學，經師眾多，但其中真正能稱為“人師”的卻難得一遇。而有心向學的學生，最看重的，不是“經師”，而是“人師”。后來北魏時，魏帝器重大臣盧誕，要他當諸王的老師，也說：“經師易求，人師難得。”（《北周書·盧誕傳》）

    宋代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桓帝延熹七年》中，記載了魏昭求學的故事，南宋史學家胡三省注釋“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道：“經師，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范俗者。”這就是說，“經師”是“授業解惑”的知識傳授者，“人師”則是“以身作則”的道德持守者。

    現代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經指出：“教師是有兩種人格的，一種是經師，一種是人師。”“經師是教學問的，人師是教行為的。”既能傳授知識，又能弘揚道德，兩者結合，當然是最完美的教師。但相比較而言，無論是古代還是當今，在教師群體中，往往“經師”易見，而“人師”難逢。因為憑借知識的汲取與積累，可以當“經師”，卻不足以為“人師”；只有以“傳道”為己任、以道德為信持的人，才能稱為“人師”。像清初大儒顧炎武“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亭林詩集》卷三《秋雨》），所以梁啟超（1873-1929）稱贊說：“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經師，而且是人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因此，往大處說，“人師”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對教師的最高嘉許，是教師人格的自我完善、自我實現；往小處說，“人師”也應該是每一位教師對自身的終身期許，是教師言行的自我約束、自我戒律。

    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現實社會中，要做一個信守道德、潔身自好的“人”尚且不易，要做一位人格完美、道德模范的“人師”當然更難。但是我們既然選擇了教師的職業，既然以“傳道、授業、解惑”為職責，對自身就應該有一種與眾不同、更為嚴苛的“自律”，不僅應該“知難而上”，更應該“見賢思齊”，以孔子、顧炎武等“人師”為典范，真正做到“學為人師，行為世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