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和詞，在我國古典文學(xué)中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來詩詞并稱。史上既有評論家對詩詞的風格進行了總結(jié)，“詩家蒼勁古樸”，詞“貴香艷清幽”，形成了“詩莊詞媚”之說，這個高度概括的說法影響深遠，堪稱經(jīng)典之論。

    “詩莊詞媚”，所謂“詩莊”，取字面意思就是說詩歌大都莊肅嚴整；同樣的，“詞媚”就是指詞相對婉約媚氣。這種說法看似簡單而概括，實則一語道破詩與詞的風格之異。那么“詩莊詞媚”之說產(chǎn)生的原因何在呢？這還要從詩和詞的異同開始分析。

    詩和詞同屬古典文學(xué)中的“詩體”文學(xué)樣式，這種樣式還包括曲，都是隨著人們的歌唱而產(chǎn)生的。詩歌中的《詩三百》始唱于先民，《楚辭》流傳自楚人，后詞從近體詩中演化出來，起源于燕樂。初期的詞與詩的區(qū)別并不大，后來詞便獨立成體，也稱“長短句”，與詩分鐮并騁了。古人對詞的定義說法很多，比如沈東江在《填詞雜論》中說：“承詩啟曲者，詞也。上不可似詩，下不可似曲。”孫麟趾也說過：“近人作詞，尚端莊者如詩，尚流利者如曲。不知詞自有界限，越其界限即非詞。”這些都說明了詩詞的封疆和界限。

    “詩莊詞媚”的風格取決于詩詞的格式、用途和歷史原因。近體詩發(fā)展以來，人們在寫詩時，必須遵從嚴格的平仄和字數(shù)要求，寫出來的詩也就帶有嚴格的格式和韻律。詞則不然。詞是音樂性的歌曲，是當時被人們傳唱的流行歌曲，詞牌也是多種多樣，所以并沒有固定的平仄和字數(shù)要求。如此看來，詩工整，詞自由，格式上的差異構(gòu)成了“詩莊詞媚”說法的一部分。

    唐代科舉取士的過程中，需要考詩賦，這也決定了作詩的嚴肅性。才子文人們需憑一手好的詩作來獲取官位，內(nèi)容上自然也不能放松要求，多是追求功業(yè)、表達自己的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而落榜失意的人寫詩，就是為了感慨身世，抒發(fā)自己的懷才不遇之情了。曹操曾說：“歌以詠志。”詩作也確實是人們言志的一種常用手段�！渡袝�·堯典》中有記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而詞一直被人們稱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淫濫鄭聲”，它一般用于娛樂場所的助興，依靠風塵女子來傳播，多被唱作艷曲。詞中的女性形象也占了很大部分，包括符號化的美女、思婦、甚至女強人等等。題材上，詞以言情為主，歐陽炯《花間集序》中寫：“不無清絕之詞，用助妖嬈之態(tài)”。可見，“用助妖嬈之態(tài)”的詞自然不能脫離“媚”這一形容詞了。有人說，“詞植根于教坊歌女之口，揚聲于雕欄玉砌之間，寓形于風花雪月之中。”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也解釋了“詩莊詞媚”這一觀點。

    在我國古典文學(xué)的傳統(tǒng)中，詩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遠影響。從《詩經(jīng)》開始，人們便強調(diào)“思無邪”“發(fā)乎情止乎禮”等需嚴格遵守的戒條，孔子、荀子等儒家巨匠也闡釋過“詩言志”這一中心命題。經(jīng)過幾千年儒家思想的洗禮，詩歌始終遵循著“經(jīng)夫妻，成孝順，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目的，起著教化作用。相對而言，詞就不受任何的限制，并沒有歷史的規(guī)定和局限，一直以通俗文學(xué)、娛樂大眾的身份存在并流傳，正如張炎《詞源》云：“簸風弄月，陶寫性情，詞婉于詩”。

    人們說“詩莊詞媚”，這對詩詞的風格來講固然是個大方向，但歷史上也存在著詩“媚”詞“莊”的現(xiàn)象�，F(xiàn)在我們常講一篇文章或一句話很有詩意，便是揭示出了詩也有美的一面，也有“媚”的一面。我國的詩也存在著很多男女情愛之作，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名句。此外，詩歌自身的音樂美、繪畫美和建筑美的特性，也充分體現(xiàn)出詩歌的美感。另一方面，自古以來詞的題材和體裁多種多樣，其中不乏以蘇軾為代表的豪放詞派，《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江城子·密州出獵》等名篇中，都體現(xiàn)了龐大的氣勢和遠大的抱負，這又是詞“莊”的重要體現(xiàn)。同樣是寫月，張若虛有“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蘇軾卻寫“轉(zhuǎn)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yīng)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同樣是寫愁，張繼說“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李清照卻吟出“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的悲涼句子。

    中國的詩詞作為最美的體裁傳達了人類的美好情懷與精神境界。“詩莊詞媚”，詩重莊肅蘊斂、雅正剛挺，詞尚諧婉有致、豁朗纖艷，二者在中國古典文學(xué)中可謂“并蒂花開一樹香”，它們不僅成為中華文化永遠的經(jīng)典，而且也構(gòu)成世界嘆為觀止的永恒遺存。

    于溟躍（作者單位：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