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晨怡

    1927年6月2日，51歲的大學者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魚藻軒投湖自殺，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知識界。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國學大師，并且正值學術盛年，因此猜測他的死因成為知識界和輿論界都非常關心的事情。

    “殉清”之說存疑

    在王國維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的良師益友、兒女親家羅振玉從天津趕來，到清華園進行吊唁。同時，羅振玉還帶來了遜帝溥儀的一道“詔書”。因為這道“詔書”，王國維之死被很多人順理成章地認為是“殉清”。王國維自殺兩天后，北京的《順天時報》就以《繼屈平（屈原）投江之后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為題，報道王國維“為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于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王國維的一些朋友，如清華校長曹云祥也持這種觀點，認為他自殺是“殉清”。而王國維的學術知己陳寅恪其時也同意這種觀點，《王觀堂先生挽聯》（王國維晚號觀堂——編者注）之上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這個意思。

    但是，如果回顧王國維的生平，“殉清”的說法讓人感到懷疑。最容易令人產生疑問的是，清朝1912年就滅亡了，而王國維到1927年才自殺，他為什么要等這么多年？另外，和一直蓄謀復辟清室的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等人不同，王國維一生潛心學術，心無旁騖，和清廷并沒有太密切的關系。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王國維為了謀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師之旅。經過羅振玉的推薦，他被派在學部總務司“行走”，這應該是王國維在清廷擔任的唯一一個“公職”。但是，這其實只是一個虛職，王國維的實職，是學部圖書局的編譯，以及名詞館的協修。辛亥革命爆發后，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再回來已經是1916年，一個新的時代了。王國維和遜清最親密的一次接觸，是1923年4月以“海內碩學”的身份“入值南書房”，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第二年，馮玉祥派兵將溥儀趕出皇宮，王國維的這段經歷也就自動終止了。

    顯然，有限的接觸，并不足以成為王國維“殉清”的理由。雖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國維始終不肯剪去辮子，自稱“亡國之民”，但是他的“自沉”，絕非“殉清”可以解釋，必然隱藏著更為深層的內涵。

    “文化殉節”或更貼切

    實際上，民國年間，王國維的“自沉”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學者梁濟1918年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還有年輕作家王以仁1926年從輪船上跳海；在王國維之后，則有曾作為茅盾小說原型的青年作家顧仲起1929年跳入黃浦江，被魯迅稱為“中國的濟慈”的詩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磯投水自殺……

    透過這些現象，我們無疑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間的重重危機。這種危機不僅是社會現實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價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時代風氣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絕，也都因此而生。

    這么說來，王國維投水自殺，似乎應該更確切地稱為“文化殉節”。這其實也是關于王國維死因爭論里最著名的一種說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闡釋，又當推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陳寅恪的說法觸及到文化的本義。文，是傳播意義的載體，是故有“文以載道”之說。對于中國傳統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來代代相傳的詩、書、禮、樂等習俗制度與傳統經典。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謙謙”的“君子風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為“文”所“化”之人，也同樣具有表里一致和人格統一的特征，就像《大學》所言：“誠于中，形于外。”但是，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在空前未有之時代變局中日漸衰落，“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國事局面大變帶來的困惑與迷茫

    不過，也有反對者認為，陳寅恪的觀點，與其說是對王國維之死的解釋，不如說是他以自己的一種心態來觀照王國維的精神。實際上，王國維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寫給第三個兒子貞明的遺書一張。遺書非常簡短，只有122字。全無梁濟投水自殺前在《敬告世人書》里面的那種慷慨大義，相反，卻是情緒消沉低落至極端。這是王國維性格悲觀所致，還是因為時代風氣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釋卻是，在王國維之死的背后，有著更復雜的歷史和社會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國維在郁悶中迎來了五十大壽。其時，正值中國社會的又一次大動蕩時期。早在這年7月，北伐軍從廣州出發，一路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而在1927年，蔣介石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面對如此混亂的局面，吳宓絕望地在日記里寫下：“世局時變，江河日下。”與王國維同列清華園四大導師的梁啟超也悲嘆：“國事局面大變，將來未知所屬。”

    如果說這些所引起的震撼還不夠強烈。那么，1927年4月，張作霖在北京絞死李大釗，則重重地震動了北京乃至全國的知識界。在一個信仰強權的時代里，土匪出身的張作霖以政治原因處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學教授，這讓京城的學人們感到危險就在眼前。梁啟超等知名教授為了避禍，紛紛開始籌劃逃亡。而王國維腦袋后面拖的那條長辮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這兵荒馬亂的歲月里，隨時可能遭遇的羞辱與危險。有人勸王國維趕快把那條惹事的長辮子剪了。但是，王國維的回答是：“諸君皆速余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之者。”

    寧可“留辮取禍”，也不肯自己剪掉辮子消災。是什么原因讓王國維如此固執？從表面上看，王國維似乎表明了自己作為一個清朝遺老的愚忠；實際上，他維護的是作為一個獨立學者的尊嚴、一個真正士人的氣節。正如梁啟超在《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王國維字靜安——編者注）中所說：“這樣的自殺，完全代表中國學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士可殺不可辱也。”對于王國維來說，辮子意味著尊嚴和氣節。在這一點上，他的自沉，與梁濟一樣，都有耐人尋味的精神與文化含義。

    這就難怪梁濟的兒子梁漱溟，在聽說王國維投水自沉之后，“聞訊趕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于積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聯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并且進而想到，此挽聯“恰可移用來哀挽靜安先生”。

    對于王國維來說，清朝的滅亡，只不過是一個朝代的滅亡，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并不新鮮，最重要的是保持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長期亂局之中，傳統的文化精神之道已經“無可奈何花落去”。

    “艱難困苦，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擊讓王國維漸漸喪失了通過國學來振興國家的信念。“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面對因為文化價值的斷裂而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王國維最終選擇用自殺的方式來保全自己的人格。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國維以及其他民國文人的自殺，雖然看起來消極，甚或有些無奈，卻蘊含了豐富和深刻文化意義。因為在他們的命運里，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的困惑與迷茫。

    作者簡介

    張晨怡，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著有《羅澤南理學思想研究》、《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思想研究》等，發表論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