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訴訟過程中，對原告而言，一份完善的起訴狀，能夠贏在起跑線上。所謂“好的開端就等于成功了一半”。那么，明清時代的“律師”是怎么撰寫起訴狀的呢？

 

　　明清訟師的詞狀

 

　　中國古代一直就有“厭訟”傳統，然而在明清時代，由于社會矛盾的多元化和復雜化，訴訟案件大量涌現，被頭痛的地方官員斥之為“健訟”。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吏轉而從兩方面對“健訟”現象予以壓制：一是限定收案時間，規定除了重大刑事案件（謀叛、盜賊、殺人等）必須即時受理外，其他民事訴訟（戶婚田土）只在每月規定時間內受理；　二是將訴狀表達形式和格式作為案件是否受理的標準，例如司法官員如果認為訴狀“枝詞蔓語、反滋纏繞”，就可以不予受理。同樣，不管多么復雜的案情，訴狀的字數也必須限制，據學者對四川巴縣訴訟檔案的研究發現，1802年的官制訴狀字格數為312個，到了1870年后則只剩下200個。

 

　　在此前提下，一份符合官方要求的訴狀，在形制上必須符合苛刻的規格要求，在表達上必須要用詞講究充分說明其重要性以滿足司法官員受理案件的裁量標準。顯然，在律法知識被壟斷的古代社會，普通民眾要成功地投遞一份狀紙到衙門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得到古代職業律師即“訟師”的幫助。

 

　　訟師最早于宋代即已出現，其日常業務主要是為民眾代寫詞訟并代理與胥吏、差役交涉，明清時代的訟師，也因此常常被官府看成是隱藏在詞訟狀紙之后真正的作者。由于訟師深諳官方規則，其詞狀立意正統、邏輯精巧、用語準確，體現出高超的訴訟技巧。

 

　　明清訟師詞狀的特點

 

　　夸張渲染：普遍利用情感。

 

　　如前文所述，司法官員對訴狀在字數上有苛刻的形式要求，在表達上有是否受理的自由裁量權，因此，要在有限的字數內簡要說明案情又要成功獲得受理并獲得官府某種程度的前置式同情，就必然要進行某種夸大和煽情。

 

　　例如，一份案由為“噬修被毆”的訴狀，其實案情僅僅是學生家長拖欠學費所引發的民事糾紛，但是這種案由表述卻讓人產生學費被賴掉且老師被暴打”的嚴重人身傷害案件之感，其中的“噬”讓人聯想起野蠻的侵吞，一字褒貶的春秋筆法令人印象深刻。又如一份案由為“背據烹吞”的訴狀，其實情可能只是普通的債權債務糾紛，但是案由表述卻給人“用非常卑劣的手段吞滅債權”之感，其中的“烹吞”字面含義是“煮熟了吃掉”，形象可掬，渲染色彩躍然紙上。

 

　　在起訴案由上夸大其詞在訟師詞狀中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象，根據保存至今的訟師秘本《透膽寒》、《兩便刀》、《蕭曹隨筆》、《刀筆詞鋒》　等書的指導，涉及房產糾紛的案件案由可以使用“虎豪吞業”、“群惡抄家”、“抄家欺孤”；　涉及婚姻類的案件案由可以使用“豪強奸娶“、“貪心獸合”、“刀奪發妻”；　涉及田產類的案件案由可以使用“奪生撼死”、“計割人肉”、“吞業殺命”。從字面上看，“抄家”、“獸合”、“刀奪”、“殺命”等字眼令人觸目驚心，這些本來普通的民事案件仿佛都與嚴重的暴力甚至殺傷有關，出現了“民事案件刑事化”的傾向。

 

　　強弱造勢：刻意利用臉譜化思維。

 

　　為了最大程度的爭取裁判官員的立場，訟詞行文都有弱化自己和強化對方的傾向和雷同結構。因此，訟師詞狀中針對對手一般使用惡某、豪某、土豪、地棍等指代，充分顯示了自己和對方的懸殊對比。例如，在涉及親戚類的案件中，如何強化、丑化對方，《蕭曹遺筆》　里給出了具體表述——“親戚類：孽親、梟親、獸親、鱷親、虎親、歪親；　長類：鱷伯、虎伯(叔同)、孽兄、毒兄、虎兄；　卑幼類：悖男、惡侄、孽侄、悖孫、虎孫、梟甥、孽甥、悖妾、潑媳、梟弟、惡婿、兇奴”這種極具視覺沖擊力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采取了一種先聲奪人的策略。

 

　　道德制勝：巧妙利用道德與法律的矛盾。

 

　　比起律法，封建時代飽習儒學的司法官員更習慣“經義斷獄”，即重視大義倫常，以道德話語來處理法律案件。這一特點為訟師所發現和重視，轉而在一些本難勝訴的案件中予以利用，從而產生了逆轉勝負的效果。《刀筆菁華》　記載了一個故事，一名姓楊的姑娘嫁給了張士紳的兒子為妻，一年后就守寡，因此與一表親關系曖昧。張士紳聽說后，將其禁居在家。楊女為求解脫禁錮，托訟師寫狀子以求返回娘家。

 

　　《兩便刀》　記載的訟詞是：“難為事。命薄嫁夫早寡，別無育。翁矍鑠而無媼，叔弱冠而未室，瓜李嫌疑，歸寧阻去。”其大意是如果繼續在丈夫家守寡，恐難有與沒有配偶的公公或者叔叔發生亂倫的可能。顯然，守寡本來是封建禮教大力提倡的行為，因此張士紳禁錮楊女的行為本來可以得到官府的支持，但是楊女訟詞中的大義倫常具備了更為強大、無法辯駁的力量，因而裁判者不敢冒干犯倫常的大不韙駁回其訴請。

 

　　文字技巧：精心利用語言表達。

 

　　由于漢語表達的豐富性，訟師在遣詞造句方面也用盡心思，從而起到出入人罪的顯著效果。《路見不平之惡稟》　的訟詞記錄了這樣一個身帶十兩銀子而毆死人命的故事，訟詞中表述道“夫有紋銀十兩，已可踢死一人；　若家有黃金萬鎰，便將盡屠杭城。從字面意思看，意為身帶紋銀十兩就敢踢死一個人，如果家里有黃金萬錠，按照金銀兌換比例，豈不是可以將杭州城全城屠滅了嗎？顯然，這種表達從邏輯推理上說是荒謬的，完全與現代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相悖——因為財產占有的多少和犯罪主觀惡性并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即使聯系成立，犯罪能力和是否犯罪也完全是兩回事。但是由于對仗工整，用詞有力，夸張合理，這種表達顯然能夠引起熟讀詩詞歌賦、善寫駢文判詞、喜歡鋪排比擬的古代官吏共鳴并獲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