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悅然畫像 趙和平畫

　　開欄的話

　　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漢學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學者群體。他們熟悉中國的歷史文化，在中華文化的教學、科研和翻譯推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需要進一步發揮漢學家們的積極作用。有鑒于此，本報今起推出《我看中國——知名漢學家訪談錄》專欄，刊登本報駐外記者對一批有重要影響的漢學家的采訪報道，與讀者一起分享他們傳播中華文化的心得和感悟。

　　仲夏時節，按照約定的時間，我提前來到位于斯德哥爾摩老城的瑞典學院門前，等待拜見剛剛過完90大壽的馬悅然教授。正當我左顧右盼之際，一位手握雨傘、滿頭銀發、氣宇軒昂的長者疾步向我走來，我頓時眼前一亮，無需介紹，這位身著白色中式對襟上衣的長者就是馬悅然教授!幾句寒暄之后，馬老先生就將我們領進了瑞典學院大樓。

　　陪伴馬教授左右的是他的夫人陳文芬女士，她把我們帶進會客室，這個會客室是以古斯塔夫三世時期著名詩人貝爾曼命名的。在這里，馬教授會見了多位享譽世界的文人墨客。

　　我們團團圍坐在一個小的會客桌旁，氣氛輕松、自然。話題很快轉入這位漢學家的個人經歷。

　　記者:每一位成功人士在少年時代都有一個夢想。您作為一位著名的漢學家有過怎樣的夢想?您是什么時候開始想當一名漢學家的?

　　馬:我很小的時候就想當一名中學教師。高中畢業后服兵役，然后到烏普薩拉大學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夢想有一天在瑞典一所高中里當一名教師，教教拉丁文或希臘文就行了。在烏普薩拉大學學習期間，我開始接觸東方古典哲學著作。當時經一位親戚推薦，我讀了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作家的作品。此后我又讀了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對老子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道德經》的英、法、德文譯本就有100種之多，而且各種譯本出入很大，究竟哪個譯本更接近原著?我感到很困惑。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就去拜訪瑞典最有名的漢學家、遠東考古博物館館長高本漢。我問高本漢哪個譯本最好，沒想到得到的答復是“這些譯本都不行，唯一可靠的是我自己翻譯的英文譯本，但還沒有出版”。于是他將譯稿借給了我。一周后，當我來還他的譯稿時，高本漢對我說，了解中國文學的最好辦法是讀中文原著。我告訴他我是學拉丁文和希臘文的。他問我：“為什么不學中文呢?”臨別時，他說：“如果你要學中文的話，8月份就到斯德哥爾摩大學來找我。”高本漢的一席話使我放棄了所學的專業，在父母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于1946年8月從烏普薩拉大學轉到斯德哥爾摩大學，跟高本漢學習古代漢語和先秦文學。我當時的第一本書便是《左傳》，我一直認為《左傳》是世界文學中最精彩的著作之一。可以說，同高本漢教授的這次見面改變了我的一生。

　　記者:您曾說過，1950年離開中國時已把中國當作第二個祖國。我們知道，您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甚至到了魂牽夢縈的地步。您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感情是怎么來的?中國文化哪些地方特別吸引您?

　　馬:我1948年頭一次到中國。當時我是一個從來沒有出過國的二十四歲青年。峨眉山的雄偉秀麗、教我欣賞唐詩的報國寺方丈對我的關懷、報國寺里的小和尚們對我的友好、鄉下人民極為樸素的生活方式和眾多中國友人對我的關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應該說從那時起就與中國產生了感情。到了中國之后我很快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一種很多西方社會缺乏的活力。依我看，要維持中國傳統文化的活力，要靠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我對先秦文學的《左傳》《莊子》非常感興趣，而且在閱讀和朗誦中受益匪淺。直到若干年之后，當我80年代初期患膽結石痛得坐立不安時，我默誦著《左傳》和《莊子》里的章節，頓時覺得疼痛減輕了許多。

　　記者:這或許是“詩歌療法”吧。

　　馬:是的(笑)。中國傳統文化充滿吸引我的活力。

　　記者:我們發現您對翻譯情有獨鐘，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上，對翻譯工作還提出了很多獨到見解。您的第一部翻譯作品是什么時候完成的?

　　馬:1948年我翻譯了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這是我的第一部關于中國文學的譯作。1965年以前，我主要翻譯中國上古與中古文學的作品，如《詩經》《楚辭》以及漢朝的民歌與樂府、唐宋詩詞等等。從1965年起我開始翻譯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我對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涌現出來的詩人如北島以及其他當代詩人很感興趣，他們的作品我翻譯了不少。上世紀80年代應該算是中國新小說的黃金時代。我非常欣賞那個年代末出現的作家和作品，如李銳、余華、蘇童、莫言、曹乃謙、閻連科的作品。

　　記者:您怎么看翻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馬：瑞典學院前任常務秘書恩達爾曾經說過，世界文學就是翻譯，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我贊同他的這種說法。翻譯可不是鬧著玩的。過去中國文學的許多譯本之所以出現很多翻譯上的錯誤，主要的問題是譯者不懂文學。他們是在沒有讀懂文學作品的情況下去從事文學翻譯的，充其量是懂外語的人，而不是翻譯家。翻譯一本著作，不僅要對得起作者，還要對得起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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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悅然(G·Ran Malmqvist,1924-)：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的學生，1948年曾到中國四川從事方言調查，1950年回國。1966年至1969年，他先后任斯德哥爾摩大學語言系主任、瑞典文學、歷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長，1967年至1977年任瑞典亞洲學院院長。他曾兩度當選為歐洲漢學學會主席，還是諾貝爾文學獎18個終身評委之一。他畢生致力于漢學研究和翻譯工作。他最先將《水滸傳》《西游記》譯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詩經》《論語》《史記》《禮記》《孟子》《莊子》《荀子》等先秦著作，他還翻譯了辛棄疾的部分詩詞，組織編寫了《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1990年6月，他從漢學系主任與教授的位置退下來之后，仍積極從事中國文學的翻譯工作，近年來又開始翻譯瑞典文學作品，以此推動中瑞兩國文化交流。 （原標題：“中國傳統文化充滿吸引我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