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我應邀參加美國博物館協會巴爾的摩年會,被老友湯姆引薦參觀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
館長道瑞·博格女士(Doreen Bolger)親自做向導,為我們介紹博物館今年革新情況,重點推介宣傳開放不久的當代藝術新館。我注意到,博物館內外都張貼著大幅海報,上面印著“新藝術、新觀念和新體驗”,鼓勵觀眾來體驗當代藝術新館。當道瑞館長引導我們從古典藝術部分進入現代藝術部分時,她停下來,道:“這是兩棟建筑的交匯處,從這里就跨進了當代藝術部分。過去這里有道厚重的門,要用很大力氣才能打開,也沒有多少觀眾愿意打開這扇門。”他們用了近兩年的時間重新修繕現代藝術館,拆除厚重的阻礙之門,打通觀眾參觀路線,并在古典展廳與現代藝術展廳開窗,可以相互看到,增加吸引力;現代藝術館用螺旋樓梯溝通上下藝術品展示,引進自然光線,視野開闊。“經過這番改造,博物館現代藝術館觀眾是過去的幾倍。”道瑞館長的介紹,突然讓我意識到,做好博物館觀眾服務工作的關鍵是——打開博物館之“門”。
在接下來的美國博物館考察中,我時常能感受美國博物館同行為“打開博物館之門”所付出的努力。
史密森自然歷史博物館目前正在建設一個專門針對學生和兒童的教育中心,計劃在今年的九十月份開放使用。教育中心設計有“生物的多樣性”“巖石如何形成”等若干針對性強、既動手又動腦的教育項目。中心除了一些科學儀器外,還為學生和兒童觀測研究準備了豐富的館藏標本,孩子們還可以與博物館各個領域研究人員直接或視頻交流。
大都會博物館將藝術品庫房辟出一部分作為“教育中心”,幾幅巨大的多媒體屏鼓勵觀眾參與互動。中心里,除了一排排擺放著藝術品的玻璃柜,每排展柜還有查詢系統,類似圖書館的形式,方便觀眾了解藏品信息。在這里,觀眾可以自由進出學習;如果想要取出藝術品做學術研究,則需要填寫申請,等待批準。藝術品修復工作區是個半開放的空間,透過巨大玻璃墻可以看到科學家的工作情況,每個區域還有標牌,說明工作范圍和職責;門口的多媒體播放出更多藝術品修復信息。
不難看出,在美國的博物館,“教育”是各個部門共同的目標和每位博物館人的共同責任。他們打開大門,以教育為導向為社會服務,迸發著源源不斷的活力。
在福特劇院——1865年林肯遇刺紀念地,我切實體會到了博物館教育實踐的力量。福特劇院既是一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建筑,也是仍在使用中的劇院,經常有演出,因而不可能有較大的空間由博物館人做展示。館方巧妙地利用地下室做了一個基本陳列。入口復制成劇院售票處的樣子,意在告訴觀眾從這兒就將進入19世紀60年代的歷史場景。序廳的羅馬柱寓意著承襲古希臘、羅馬精神,屏幕上播放的是與美國國家地理合作拍攝的關于林肯的影片,場景設計突出了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美國民主理念。展覽并非單一的歌功頌德,同時展示了林肯與其夫人不同的財富觀念,客觀地呈現兇手刺殺林肯的動機,讓觀眾來評判歷史是非。
紀念館里不僅有歷任美國總統在就職宣誓時大聲宣告他們是如何秉承林肯精神的音像,而且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林肯商標,以及孩子們對于林肯的解讀。紀念館的教育活動室設計了一個擂臺賽,用“融合”“領導力”和“激發”等標題,鼓勵并相信孩子們有能力去解決當年或現在迫切需要解決的矛盾問題。而這,正是紀念館要突出展示的內容——林肯在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現代人如何承襲林肯精神。
近年來我國博物館向社會免費開放,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但這僅僅是打開了博物館的展覽之門。多年來在既有成規塑造下,我國的博物館給人一種封閉僵化、曲高和寡的印象。“官本位”的行政體制、“機關化”的管理模式以及“教化者”的職業心態,導致博物館人高高在上看不到自己的基腳;一些博物館部門間劃分勢力范圍,部門之間溝通少,遇到事情相互推諉,很少把注意力或工作的重心放在觀眾身上;博物館的領導者對博物館的公眾教育職能認識不足,以至于一些博物館的建筑設計思路就是一個“寶盒”,而博物館功能也錯誤地理解為只是“藏寶”,博物館人僅扮演著“文物倉庫”保管員的角色;博物館教育職能被簡單理解為是社教部門的責任,全部推給博物館講解員來完成,以“講解”替代“教育”。
博物館內部之門的緊閉已嚴重影響了博物館教育職能的發揮。中國博物館要贏得社會公眾的支持,提高自己服務社會的水平,僅僅只是“免費開放”遠遠不夠,要從內到外地改變自己,請從打開博物館的“門”開始。(原標題:宋新潮:打開博物館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