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石窯群發掘地
  

    出土的陶鼓 
 


出土的彩繪龍紋陶盤 
 

    出土的彩繪陶壺

    本報記者  李佳霖

    中華文明始于距今約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頭文化時期？歷史中的堯都僅為傳說？以目前的考古發掘來看，可能不盡如此。“考古發現表明，距今4300年至4000年的山西陶寺遺址已經進入早期文明時代。這比學界一般認為的中華文明始于二里頭文化時期前推了500多年。考古證據鏈還表示，陶寺遺址可能就是堯都。”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近日在京召開的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將中華文明推前了500多年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南部臨汾市襄汾縣城東北約7公里的陶寺鎮，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

    對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8年至1985年，這一階段的發掘和研究將陶寺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揭露了遺址的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貴族墓葬6座，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以及王權。第二階段從199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的考古工作以尋找城墻為中心任務。

    2002年之后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之后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目前發掘面積約8000平方米。

    “近40年來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王巍表示，城址東西長1800米，南北寬1500米，由王宮、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倉儲區，王族墓地（王陵）、觀象祭祀臺、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構成。其興建與使用的時代為距今4300年至4000年，這比學界一般認為的中華文明始于二里頭文化時期前推了500多年。

    黃河中游進入早期文明的實證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牽頭人之一，王巍特別看重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他認為，它們是黃河中游進入早期文明的重要實證。

    王巍表示，王族墓地隨葬的陶鼓、鼉鼓、石磬、銅鈴、漆柷等禮樂器表明史上最早的禮樂制度形成。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容器口沿、齒輪形器、環、蟾蜍五件銅器構成中國史前時期最豐富的紅銅鑄造禮樂銅器群。出土的扁壺上朱書陶文雖然在釋讀為何字方面尚存在分歧，但已被認為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漢字。貴族墓葬出土的數量可觀的玉石鉞，充分顯示出王權已經成為陶寺遺址社會的主導。

    同時，發掘發現的帶有防御設施的王宮內的夯土宮殿建筑群以及與宮殿建筑相關的陶制建筑裝飾材料，說明中國史前最初的宮室制度形成。極少數的王墓與絕大多數的平民墓葬，以及貴族與平民在住宅的規模、地基處理技術和位置高下的差別，體現出陶寺遺址社會的金字塔式結構。“陶寺遺址文化因素中部分來于黃河中游以外的地區，部分黃牛、綿羊以及冶金術可能來自西亞，顯示出陶寺文化是大量吸收周圍地區先進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也可以說東西、南北文明因素碰撞與交融，造就了陶寺遺址的文明成就。”王巍說。

    “在帝堯之時，中華早期文明的國家觀念、王權觀念、私有觀念、禮制和歷法等已形成，其中很多被后來的夏商周王朝文明繼承和發展。有理由認為，堯舜禹時期的華夏早期文明為后來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基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主脈。”王巍表示，陶寺遺址重大考古成果表明，陶寺文明的年代早于夏代，從而成為實證5000年中華文明的重要支點，對探索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或為堯都

    據文獻記載，歷史中的堯帝是史前時期部落聯盟的首領，為“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定都平陽，開創“禪讓制”先河，為百姓頒授農耕時令，測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歷法，并使邦族之間和睦相處，被后世儒家奉為明君典型。

    “陶寺遺址時間、空間上與帝堯時代一致，考古成果強有力說明，近300萬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遺址應屬于帝堯的都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表示。

    王震中說，在空間上，帝堯最后定都于平陽，這與陶寺遺址所在地域一致。在時代上，堯舜所處的時代是夏代之前、緊接夏代的一個時代。從文獻推算，夏代開始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040年或公元前2024年左右。堯舜禹時代就應在公元前204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圍內。陶寺遺址作為都邑的時間是在其早期和中期，其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測定的年代大致為公元前2300至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年至前2100年，這一數據大體與堯舜時的年代范圍一致。而且文獻中有關帝堯文化傳統中的龍圖騰崇拜。在陶寺的考古發掘中，幾座大墓出土有彩繪龍盤，就是最突出的龍崇拜現象。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表示，陶寺遺址的內涵和文獻記載可互相印證，比如《尚書·堯典》中說堯命羲和觀測太陽運行制定歷法，來推進和指導農業的發展，陶寺遺址中就發現了觀象臺，種種跡象表明陶寺遺址可能就是堯都。

    “雖然對于陶寺遺址一系列考古發現的性質和功能的認識，在學術界還存在一些分歧，目前還沒有到可以下定論的時候，還需要通過今后的工作，繼續尋找可以一錘定音的確證，但不容否定的事實是，堯都正在通過我們的考古發掘和研究，走出傳說時代，逐漸向信史轉變。”王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