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駝、馬等的蹄印

遺址內出土的鐵馬掌

修路刻鑿的痕跡

遺址沿線出土的胡人俑燈、唐彩繪武士俑

石壕段古道遺址（局部）趙慎珠攝

    這里曾經商旅云集，車輪滾滾，東來西往的車馬駝隊留在石灰巖古道上的車轍蹄印，見證著久遠時空里的一次次興衰浮沉。

    漫長的絲綢之路，其地貌或遭風雨侵蝕，面目全非；或因人畜破壞，不復存在。只有崤函古道石壕段，作為最直觀、最有力的見證，完好保存了下來，并于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它是絲綢之路聯合申遺項目中唯一一段的道路遺存，顯得格外珍貴。

    崤函古道東起洛陽，西至潼關，蜿蜒數百里，延續數千年，遺跡星羅棋布。作為絲綢之路上極為險峻的路段，既是“襟帶兩京（西安、洛陽）”的鎖鑰，也是中原通關中、達西域的咽喉要道。

    ◎千年古道　絲路唯一

    出三門峽市區東36公里，到達陜州區硤石鄉車壕村東南的金銀山南麓，環視四周，溝壑縱橫，層巒疊嶂。

    盛夏的山谷，闃寂一片，路邊的艾草芳香濃烈，草樹連綿，翠綠無邊。飛鳥掠過褐紅的山體，寂靜的林野瞬間多了些許生動，古樸曠遠的氣息撲面而來。

    蒿草深可及腰，幾乎淹沒了古道。蹲下身子，摩挲著腳下凸凹不平的巖石，陜州區文物局局長曹鐵剛說，古道是借助自然地勢修筑而成，遺址呈S形，在山坡的中部，由西北走向東南，全長230米，最寬的地方達8.8米，最窄處5.2米。遺址上可以看到三種車轍印痕：作為一車道的主道印痕和作為輔道的二、三車道印痕。

    古道的北段是一車道，車轍印跡寬窄不等。車道北側有一個小水池，雜草叢生，殘留著積水。曹鐵剛說，它是古人利用自然形成的坑凹地形，修整而成的蓄水設施，這樣的蓄水池在北坡和坡頂路兩側還有三個。石壕段地勢較高，缺乏水源，加上坡陡路險，不免人困馬乏，人們就存蓄雨水，供應來往行人和牲畜飲用。

    東側一處兩車轍印的中間，有一個深0.5厘米的小石坑，那是馬、駱駝多次踐踏而形成的蹄形印痕。山坡的頂部，在主車道兩側，各增加了一條輔助車道，便于會車，它們修筑在深二三米的壕溝內。專家推測，壕溝是以自然形成的山坡為基礎，加上人工刻鑿、自然風化和長期的車輛碾壓而形成。

    古道南段地勢高且陡，人、畜行走時都會有不小的的難度。文物部門探測到，道路的下面，還鋪有整齊的墊石層，以保持道路兩邊與中間取平。

    從高處俯瞰，古道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險峻，然而遙想當年，修筑此道時卻費盡周折，清代《硤石山修路記》碑文記載：“伐山取薪火灼之，后續以椎鑿，自硤石抵乾壕計二十里，僅周歲而抵平步。”與今日現代化筑路設備相比，工程速度慢得驚人。

    沒有水泥、鋼材，沒有開山辟路的設備，在避不開的石質路段，人們“草木燒石，冷水擊淬”——用草木燒石以冷水淬碎，開山鑿石，終成坦途。

    “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兩京之間，無論是皇帝百官、庶民百姓的往來，使者、僧侶的旅行，還是商貿物資的運輸，崤函古道都是不二的選擇。西漢武帝時期，張騫鑿空西域，開辟絲綢之路；隨著東漢建都洛陽，絲綢之路向東延伸，崤函古道隨即成為絲綢之路的重要路段。波斯、西域商人往來京洛，洛陽使者“相望于道”，胡商蕃客絡繹不絕，崤函古道聯結起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一段真實完整的古道，成為絲綢之路最輝煌、興盛、繁榮時期“歷史信息的寶貴記載”。遺址內出土的鐵馬掌、殘鐵釘、鐵質車軸配件等遺物，見證了當年的車馬頻繁；遺址附近崖底鄉劉家渠村的漢唐古墓中，發掘出了波斯古幣、日本寬永通寶貨幣，講述著東西方貿易的興盛；陜州區和靈寶市出土的大量胡人燈俑，深目高鼻，頭戴胡帽，身著右衽漢袍，體現出傳統漢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融合。

    ◎交通鎖鑰兵家重地

    唐太宗李世民在《入潼關》中寫道：崤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李久昌在《崤函古道研究》中說，崤函古道的修筑，并非一個朝代所能完成的，它起源于先人拓荒的新石器時代，興盛在我國古代最為稱羨的周、秦、漢、唐諸王朝。西周時，在鎬京（今西安地區）和洛邑（今洛陽）之間，修建了一條大道，號稱“周道”，又稱“王道”，《詩經·大東》描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大道平坦似磨石，筆直像箭桿。

    這條橫貫東西的大動脈，在西周至北宋的3000年間，歷盡繁華與戰爭，勾勒出西安與洛陽“雙都軸心”間的關系，被稱為中國古代最負盛名，且最具有政治、軍事魅力的干道。

    陜州區崤函古道保護管理所所長張輝介紹，在《隋書·食貨志》、《舊唐志》等史籍的記載中，漢唐兩代，為保障民生，每年經此道，由洛陽輸入關中的糧食多達數百萬擔。范文瀾在《中國通史》中說，陜縣一帶的漢代墓葬中，動輒有大量殉錢出土。近年來，在古道遺址沿線，出土了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大量窖藏古錢幣，多達1000多公斤，顯示出當年的物資交流和經濟繁榮。

    崤函古道是中原通往關中最為便捷的通道，極為險惡，為兵家必爭之地。古道上的秦函谷關、漢函谷關、雁翎關、潼關等雄關要塞，都是用來阻攔、防御敵軍進攻的，因而古道又有“山河表里”之稱。

    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早、最干凈、最徹底的伏擊殲滅戰”——秦晉崤之戰，就發生在石壕段遺址附近，南、北二陵之間的峽谷絕地之中。

    2600多年前的一個春日，崤山山谷一片死寂。秦國名將孟明視指揮三軍，正返回秦國，行進到“文王避風雨處”（北陵）與夏后皋墓（南陵）之間時，突然聽到了山谷里驚天動地的吶喊聲，他們遭遇到了在此埋伏的晉軍！

    原來，早已占據有利地形的晉軍，見秦軍全部進入到了伏擊圈，隨即封住峽谷的兩頭，把秦軍結結實實裝在了這個二三十里長的“口袋”里，來了一次痛快的“夾擊”。僅僅一天時間，晉軍就“獲其三帥”，二萬秦軍全軍覆沒。

    3年后，鉚足了勁兒的秦軍出兵伐晉，大獲全勝，算是報了崤陵喪師之仇。戰后他們再次進入崤山谷底，掩埋此前陣亡于此的秦軍將士遺骨。經過此戰，秦國基本控制了崤函古道，一年后，秦國稱霸，“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時光又過了800多年。東漢末年的一個八月，關中熱浪滾滾。曹操大軍厲兵秣馬，西進討伐關隴一帶的韓遂、馬超等十數支割據勢力。大軍取道于此，“在春秋古道的基礎上，更開北道”，即北崤函，亦稱“曹魏古道”。北道縮短了運糧距離，使糧草充足的曹軍勢如破竹，一舉平定關隴，實現了整個北方的統一。

    李久昌說，發生在函谷關和潼關的重要戰爭，有歷史記載的50多次，許多戰爭直接影響或改變了當時的政治格局、軍事格局。崤函之地的得失，甚至成為軍事成敗的一個決定因素，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評價：春秋時，崤函，晉有也，故能以制秦；秦得崤函，而六國之亡，始此矣。

    “九里山前古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采訪硤石鄉村民時，他們說在田地里勞作時，以前經常能撿到銅箭頭之類的戰爭遺物。

    ◎文化交融意象豐富

    由古道、長亭、驛站、古城、古戰場構成的崤函古道，成為文人墨客反復題詠的對象，僅唐代留下的詩作就有千余首。劉禹錫當年感慨：兩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詞人戰一場。

    遺址南段，向東北方向大約1.8公里，有石壕村。它靜臥在谷底深處，被崤山夾成了狹長形，一彎小溪穿村而過。這個普普通通的村莊，因為“詩圣”的偶然投宿而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

    1257年前，一個春天的傍晚。47歲的杜甫風塵仆仆，急匆匆走過石壕路段，暮色蒼茫時，投宿在一個村民的家里。也就是在那個夜里，“有吏夜捉人”，杜甫目睹了那令人震驚的場景。

    他用“呼”、“怒”與“啼”、“苦”的對比，用老婦與差吏的對白，描寫了戰爭帶給人民的苦難，成就了偉大的現實主義不朽詩篇——《石壕吏》。從此，中國文人的心中增加了一孔窯洞，安置悲壯沉郁的文化人格。

    959年前，那是個早春。蘇洵、蘇軾和蘇轍父子三人，從古道一路西來，經西安赴開封趕考。此時的崤山古道春寒料峭，陣陣冷風刺骨，他們手腳凍傷了，兩匹瘦馬也凍死在路上。這場凍餒經歷，讓兄弟倆從此“長途怕雪泥”。

    三年后，蘇軾中舉，外放陜西鳳翔為官，再次走過此道時，寫下《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雪泥鴻爪”，由此成為一種人生態度的詩意象征。

    遺跡也是一條豐富的文化長廊。老子騎青牛古道西行，函谷關上，著就千年絕唱《道德經》；“白馬馱經”古道東行，開創了中國佛教的興盛，而洛陽白馬寺，至今還在表彰著“白馬馱經”之功；西方的景教、猶太教取古道入中原，沿此傳播；日本密宗創建人弘法大師經古道進長安，帶回佛經多部，寫成《文鏡秘府論》，對中日文化交流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原與關中，因為山河阻隔而有崤函古道。時光荏苒，曾經的周秦古道、曹魏古道、隋唐古道、宋元古道和明清古道在歷史的風雨中漸次銷蝕，失去了原來的模樣。而后世的道路總是疊加在前朝道路之上，交錯覆蓋，細細密密，見證著中國與世界的經濟交往和文化交流，也記錄下勤勞的中國人民“走出去”的宏大決心與改造自然的艱苦進程。

    時空悠悠，滄海桑田。崤函古道旁，如今已有了不斷拓展的隴海鐵路、鄭西高鐵、310國道和連霍高速等現代交通系統，然而當你踏上悠遠綿長的古道，遙望山谷時，依舊能夠觸摸歷史，回望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