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以吏為師”究竟如何實行，還需要細加考證，粗略說來，大致有三:

    一是燒書。除了醫藥、種樹、卜筮之類實用之書，統統燒掉。“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那時沒有“破四舊”這樣的術語，但指責讀百家語的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責帝王將相古人死人統治舞臺之類取向是一樣的。天下只燒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見異端，使心不亂。

    二是鎮壓。那時還沒有發明“群眾專政”和“大批判”一類花樣，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鎮壓手段——“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傳授，只準以吏為師，學著做忠于上、勤于事、習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當會說話的工具就成。

    三種辦法歸于一，即運用政權的力量禁絕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現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傳世的學術著作，只有一個發明“以吏為師”的李斯和一樁焚書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論述秦代思想史的單調話題。以吏為師實行的結果如何，未見記載，但從秦王朝的二世而亡，應當可以猜出一些究竟。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提倡解放思想，號召官員不要怕大學教授，可能是想剎一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威風”吧。一時，高級官員紛紛以到大學兼任教授成為時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由我就讀的復旦大學頒發聘書，擔任了教授，頗有一些“以吏為師”的氣象。但是，直到我大學畢業，“柯教授”只到學校做了一次形勢報告，以后就再沒了影蹤。這已是距始皇帝兩千年以后了。足見“以吏為師”之難。

    八

    從技術上說，“以吏為師”不過是異想天開。官吏有繁雜的政務，教書要鉆研學問。整日忙于政務，哪里還有時間潛心于學問。不說本來沒有學問，就是原本有學問的，幾年官當下來，也勢必荒疏而且落伍。所以官員與治學路屬殊途。一天到晚做學問的官員絕不是稱職盡責的官員；一天到晚鉆營政務的學者也絕不會是優秀的學者。所以，直到今天，因為當了大官就要評兩院院士；因為有了教授頭銜就到處兼職政務，一直還是被人戳脊梁的事情。

    九

    李斯發明、始皇帝批準的“以吏為師”，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純正，一有異端，即予鏟除。但難處是在思想的對錯很難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新思想幾乎都是突破了舊有的法度律令才能產生，所以在刻板的官吏眼中，新思想就都成了應當鏟除的異端。“以吏為師”的結果，勢必走向扼殺一切新思想而使思想界同歸沉寂。

    李斯夢以整肅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頭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歡心，一切言談也都成了應予鏟除的異端。當他父子將被腰斬于咸陽的時候，才醒悟到牽著黃狗、擎著蒼鷹出老家上蔡東門追逐狡兔的日子，已是再也不能的了——“以吏為師”呀！

    十

    今天的時代是需要繼續解放思想的時代。眾彩紛呈才是思想界繁榮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榮，才會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論著作出現。思想的正誤不宜匆促便下結論，不宜由官員斷下結論，更不宜憑官階大小分配決定對錯的權力。思想只有在實踐中，在論辯中，才能日益豐富、日益完善，日益趨近于真理。官吏對于思想發展的職責，應當定位在為活躍思想、繁榮學術創造適宜的社會環境和工作條件，而不是充當裁決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誤或不足，交由學術界討論，交由實踐檢驗，交由時間考驗，恐怕是更聰明、更睿智的辦法。【原標題：忽然想到——以吏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