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韓故城曾經商鋪林立

　　一個楚國商人到鄭國，在著名的奎市，他租下一個鋪面做起了珠寶生意，鄭國的稅率很低，市場活躍，人們的購買力強，吸引了眾多“外商”到來。這個楚國人很善于包裝自己的產品，他裝寶珠的匣子選用上等的木蘭做成，用桂椒熏蒸了，又在匣子上綴上珠玉和翡翠，看上去很漂亮。一個鄭國人買下了一匣子寶珠，卻把里面的寶珠還給了楚國商人，只帶走了匣子。

　　韓非的這則有名的寓言故事《買櫝還珠》，意在諷刺那些舍本逐末的人。韓非寫的寓言很多，《守株待兔》、《濫竽充數》、《鄭人買履》等等，情節簡單，故事夸張而含義深刻。有意思的是，和鄭國人有關的《買櫝還珠》、《鄭人買履》等都和商業有關，無意之間，韓非的寓言透露了一個信息：鄭國是個商業發達的地方。

　　據史料記載，進鄭國東門，就是奎路，奎就是大的意思，據說這條路能并行九輛馬車，在路的兩邊大樹成蔭，樹陰下，既有林立的商業店鋪，又有熱鬧的馬路市場，這就是著名的奎市。市場上本地出產的日用品應有盡有，外地奇特的商品琳瑯滿目，少男少女、家庭主婦熙熙攘攘地來往，盡情地享受購物的樂趣。善于經營的鄭韓商人，也常常走出“國門”，到各個諸侯國去做生意。如《弦高救鄭》，就是寫弦高在販牛去洛陽的途中，放下生意不做，為國立下了大功的故事。

    貴族厚葬之風留存文物

　　鄭韓古國的富足，時隔２０００多年我們仍能感覺到。在這里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文物之多、品位之高聞名全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袁廣闊認為，河南是文物大省，論起出土文物之豐富，在河南一個是洛陽，另一個就是新鄭。

　　１９２３年，新鄭城南街鄭君子嬰大墓出土青銅器、玉器等１３３件，其中一對蓮鶴方壺是稀世珍寶。此后陸續有高品位的文物出土，出土最多的是１９９６年發掘的１０座青銅樂器坑和２０座殉馬坑，共出土青銅樂器２５５件，其中８套編鐘，每套２４件，引起全國關注。近年發現的鄭國國君車馬坑，以其規模之大、數量之多，再次引發全國關注。種類豐富的出土文物，顯示了鄭韓貴族生活的奢華，也生動地證明了鄭韓技術先進、經濟富足。

　　事實上，這塊土地下曾經埋藏的東西遠遠比發現的豐富。自古就有的盜墓行為，使大部分埋入地下的文物沒能保存下來。中國有史以來就有靈魂的概念，認為死亡不過是去了另一個世界，還是要擁有財富、顯示地位，要把最好的財物帶走，因此厚葬成風。從積極的意義上說，厚葬之風是保存古文化的有效方式，否則，諸多的戰亂和自然災害，文物很難保存下來。但與厚葬相伴而生的，就是盜墓行為，中國的盜墓從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后來愈演愈烈。在文物不值錢的時候，許多青銅器被毀掉鑄錢；文物值錢的時候，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袁廣闊說，他去日本考察的時候，見到不少中國的青銅器，有的非常漂亮。在日本和歐美，私人收藏中國青銅器的，為數極多。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的遺憾。

　　如今新鄭的考古發掘中，往往“十墓九空，甚至十墓十空”。有的墓葬被反復盜過多次，盜洞密得像篩子一樣。“新鄭如今還能有這么多文物僥幸保留下來，只能說明歷史的遺存太豐富了！”

處于大國爭霸的夾縫中，又無山河之險的鄭韓，歷經一次次這樣那樣的危機，在血雨腥風的春秋戰國時代分別延續了三百多年和一百多年，本身也是一個奇跡。

　　在新鄭采訪的幾天，從鄭韓故城的城墻走過的時候，總是能感覺到兩千多年前的刀光劍影。都城存在，國家就存在；都城消亡，國家就消亡。對于地處平原，無險可守的鄭韓，這道高大的城垣是重要的生命線。但只有這道墻是不夠的，古國的興衰可能有很復雜的因素，但有的時候，興衰就在一念間。五百多年，鄭韓故城出現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從他們的身上，我們或許能感覺到歷史的凝重和不可捉摸。

　　春秋早期，晉公子重耳為避難流亡在外，途經鄭國時，正值風雪交加，鄭文公拒絕他們入城，重耳等人只得冒著風雪離開了。鄭文公的一時糊涂，后來差點給鄭國帶來滅頂之災。

　　在秦穆公的幫助下，重耳返回晉國成了國君，就是有名的晉文公。為了一雪當年的恥辱，他聯合秦國攻打鄭國，兩個大國國君親帥軍隊兵臨鄭國城下，那架勢和今天的美英聯軍攻打伊拉克差不多。鄭國人一片驚慌，以為鄭國要毀于一旦了。

　　危急時刻，十分了解各國微妙關系的大夫燭之武站了出來，他認為破壞秦晉聯盟，是挽救鄭國的唯一辦法。從城墻的東北角縋城而下，燭之武到秦國軍營外大哭起來：“秦國將要滅亡了！”震驚的秦穆公讓燭之武進了大營，兩個人之間有了一段著名的對話，燭之武分析說，鄭國離晉國近而離秦國遠，秦幫晉滅了鄭，自己得不到什么好處。而晉國國君一向貪婪且常常背信棄義，曾向虞國借路滅了虢國，然后乘虞國毫無準備，把自己的盟友虞國也滅掉了，提醒秦穆公不要被人利用，更不要重蹈虞國覆轍。

　　一席話說得秦穆公心里七上八下，頭上的汗也流了下來。燭之武又說保留鄭國的好處：一是鄭國可以遏制晉國向東發展；二是鄭國可以作為秦國向東來的“東道主”，為秦國過往官員提供一切方便，像秦國在東方的一個城邑。

　　秦穆公聽了很高興，當即和鄭國結了友好盟約，派了三員大將幫鄭國守護北門，秦穆公連個招呼都沒打，帶著軍隊就回去了。此時晉國也只好作罷，撤軍而去。

　　這是春秋時代特有的“三寸之舌勝于百萬雄師”的傳奇。但留下來守護鄭國北門的秦兵，后來又成了隱患。

　　兩年后，鄭文公去世，守衛鄭國北門的秦兵給秦穆公報了信，想做內應，讓秦國軍隊來攻打鄭國。于是秦穆公派出４００輛戰車組成的大部隊，長途奔襲鄭國。秦軍走到滑國（今偃師南）時，恰遇鄭國商人弦高往洛陽販牛，弦高打聽到秦軍的目的，一面派人回國報信，一面假裝鄭國使者，帶了幾個伙計趕上１２頭牛，向秦軍兵營而來。

　　見到“鄭國使者”來勞軍，秦軍主帥大吃一驚。弦高鄭重地說：“我們國君聽說你們要路過敝國，特派我來慰勞。這１２頭牛是我們國君送的禮物，請收下。”

　　弦高走后，秦軍主帥商量起來：“鄭國已有了防備，我們再去，必不能成功，還是回去吧。”于是秦軍趁機滅了滑國，撤兵回去了。鄭國得到弦高的消息，一面加強守備，一面驅走了守北門的秦兵。機智的鄭國人，再次化險為夷，度過了又一次危機。

　　春秋中期，鄭國一度“敢為天下先”，采取諸多大膽創新的舉措，國家經濟快速發展，鄭國一時興旺起來。這時候鄭國的掌舵人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子產。

　　子產最有名的政治措施，就是取消了井田制。春秋中期，井田制已經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子產在鄭國當政后，率先取消了井田制，承認土地私有，按田畝征收賦稅。當時在鄭國引發了一場“地震”，很多貴族堅決反對，有的甚至帶著家兵攻打子產。但數年后，新的土地制度顯示了效果，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糧食產量隨之大幅度提高，當初反對的貴族得到了好處，很多平民和奴隸也過上了好日子。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土地制度改革了。

　　子產的另一個功勞是“鑄刑書”，在中國最早公布了法律，公開提倡依法治國。鄭國的都城是一個商業發達的地方，社會交往頻繁，人與人之間容易引起爭端。但當時的法律是不公開的，少數掌握裁決權的人任意愚弄平民。子產重新修訂了鄭國的法律，并把所有法律條文鑄造在一個大銅鼎上，公布于眾，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法律條文，比古羅馬的“十二銅表法”要早一個世紀。

　　法律公布之后，社會的公正公平得到一定的保障，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但這項在當時看來石破天驚的舉措，招致了很多人的反對，有人認為當權者會失去權威，社會要陷入混亂，甚至鄭國會因此滅亡。但實踐證明，讓老百姓知道法律是正確的。當時鄭國還出現了幫人打官司的中國第一位“律師”鄧析。許多國家看到鄭國“鑄刑書”的實際效果，也公布了自己的法律。

　　給鄭國人帶來實惠和秩序的子產，一生深受人們愛戴。

　　戰國末年，韓國國勢日衰，韓國貴族韓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是當時最杰出的人才之一。他縱觀天下大勢，認為各國都在變化圖強，而韓國卻虛弱守舊，因而多次向國君上書，建議實行徹底的變法。但胸無大志的國君不能慧眼識才。報國無門的韓非只好閉門著述。

　　在鄭韓故城里，韓非寫下了后來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著作：《孤憤》、《五蠹》、《說難》等。后來他的《孤憤》、《五蠹》傳到秦國，秦王嬴政看了拍案叫絕：“寡人如果能見到這個人，和他交往，死了也沒什么遺憾了。”

　　得知韓非的下落，秦王嬴政專門為韓非發動了一場戰爭！他出動一支軍隊攻打韓國，討要韓非。韓國無力抵抗，只得把韓非獻給了秦國。秦王嬴政如獲至寶，常與韓非縱論治國之道，非常賞識他。韓非向秦王嬴政上書《存韓》篇，勸他先不要攻打韓國。李斯等人怕韓非威脅到自己的地位，進讒言說韓非是韓國宗室，身在秦而心在韓，不如把他除掉。于是，寫下《說難》的韓非，自己也沒擺脫厄運，被翻臉不認人的秦王嬴政投入了監獄，一年后死在獄中。韓非雖死，但他的政治學說，“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理論，成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高度中央集權的理論基礎。

　　公元前２３０年，秦滅了韓國。鄭韓故城至此輝煌不再，但一個杰出人物的出現，為這座古城涂抹了最后的亮色，這個人就是張良。

　　據《史記》記載，張良的祖輩５人先后擔任韓國的國相，韓亡后，２０多歲的張良把全部家財變賣，尋找勇士刺殺秦王，為韓國報仇。在淮陽，張良終于尋找到一位大力士，能舞動６０公斤的大鐵錐。趁秦始皇東巡到陽武（今原陽縣東南）博浪沙時，張良和大力士埋伏起來刺殺秦始皇，可惜誤中副車。秦始皇大怒，命令全國上下大肆搜捕刺客。

　　張良改名換姓，逃到江蘇睢寧一帶，遇到黃石公，得到《太公兵法》。后來張良成為一代杰出的謀士，輔佐劉邦率先攻進咸陽，滅了秦國，最終為韓國報了滅國之仇。隨后，張良又幫助劉邦打敗項羽，建立了輝煌的漢朝，張良因此青史留名，成為漢朝的開國功臣，與蕭何、韓信并稱為“漢初三杰”，他的名字在中國歷史上成為智慧的代名詞，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就指的是張良。新鄭北關，有明代丞相高拱為張良所建的留侯祠。【原標題：鄭韓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