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衡故里焦作市李封村村民的傳說中，許衡有一個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許天官”。

　　“天官”是道教中的三元大帝——天官、地官和水官之一，其來源是遠古時人們對天、地、水的崇拜。作為一位儒者，許衡一生雖然不很得志，大部分時間退居鄉野課童耕田，但他時時不忘行大道于天下，和道家的思想是相去甚遠的。

　　他為什么會被村民稱為“天官”呢？

　　“一年秋收后，別人都忙著種麥子，許衡卻種起了油菜。村上一位有經驗的老農逢人便說：‘許衡先生教書還行，種莊稼可就不一定嘍！瞧，墑情這么足，怎么能種油菜呢？等著瞧吧！’”焦作市中站區地方史志研究專家張嫻征對記者說，“來年麥子抽穗時，天大旱，收成很差，而油菜抗旱性能好，卻收得不錯。”

　　油菜收后，許衡面對大好的太陽不曬，卻躲起來。“哎，不知這老頭中了哪門子邪？”村民不解。不料，黃昏時分，刮起大風，因天旱剛澆過的麥子片片倒伏，許衡的油菜卻安然無恙。

　　于是，鄉民們都跟著許衡學起種莊稼來——他種啥，村民就種啥。人們認為許衡能識破“天機”，所以世代相傳稱其為“許天官”。

　　其實，“許天官”在農耕文明時代應詔領軍編修《授時歷》“敬授人時”，又何嘗不是道教中宣揚的賜福百姓的天官呀！

　　盡管許衡不是道家的人，但這樣稱呼他，想來也是貼切的。

    謀劃指導 修歷總體方向

　　皇帝敕立的許衡神道碑計有5000多字，可謂洋洋灑灑，其篇幅之大是少見的。

　　但這么大的篇幅，說及許衡編修《授時歷》者，只有簡短的33字：“十三年，詔議改歷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

　　如今談起元代的科技成就，言必稱《授時歷》，而《授時歷》又幾乎為郭守敬所“獨享”。

　　許衡是修歷的“一線工作人員”，不是眼下流行的什么掛名的顧問。作為學界領袖，在《授時歷》的編制過程中，他和后輩晚生郭守敬等是什么關系，在修歷中又各起著什么作用呢？

　　“《授時歷》是集體創作的，它有一個龐大的班子。在這個集體中，許衡把握著修歷的總體方向，是宏觀規劃者，王恂是數學家，郭守敬是總工程師。修歷離不開計算，所以需要有王恂這樣的數學家；修歷離不開測量，所以需要郭守敬這樣的總工程師；修歷更離不開深諳易學與歷理的人，所以更需要許衡這樣指引方向的理學領袖。”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南開大學教授李治安說。

　　但李治安教授私下對記者說，他并不贊成其他專家的意見，非要給許衡戴上“科學家”、“政治家”的帽子。“那時的理學領袖就是學界領袖，說許衡是百科全書式的通儒是恰如其分的。再者，我認為蒙元一代稱得上大政治家的只有成吉思汗、忽必烈，稱得起政治家的，我看也就脫脫一人罷了。許衡在政治上并不得志，所以把政治家、科學家的頭銜給他戴上，反而不好。說他是思想家、教育家就行了，孔子、朱子也就這兩個頭銜，說到歷史人物偉大，也并不是給他的頭銜越多，他就越偉大。”李治安教授補充道：“別說許衡是政治家、科學家，就是說他是文學家、詩人，乃至醫學家，都是可以的，但問題是把這些頭銜和思想家、教育家并列，是不合適的，因為許衡是元代第一號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他方面的成就，他至少列不到第一號。”

　　1276年，忽必烈命令太子贊善王恂更造新歷，樞密副使張易負責上下聯絡。張易、王恂接到任務后，馬上奏請忽必烈：“今之歷家，徒知歷術，罕明歷理，宜得耆儒如許衡者商訂。”對這件事，《元史·許衡傳》說“宜得（許）衡領之”，《元史·王恂傳》說“（忽必烈）命（許衡）領改歷事”，《元史·郭守敬傳》說“許衡參與其事”，同一部《元史》，說法不一，是為什么呢？

　　經典陳述 引發測天行動

　　從史書上看，忽必烈是因王恂“精于算術”而命其為“更造新歷”的首席專家的，而張易當時是忽必烈的“大紅人”，在修歷中起個上傳下達的作用，順理成章。張易是劉秉忠少年時的同學好友，王恂是劉秉忠的親授弟子，而劉秉忠生前改歷的遺愿交由他們來完成，也在情理之中。

　　王恂和張易受命之后的第一個建議或請求是請許衡出山領軍修歷，而王恂和張易所說的“明歷理”或“知歷理”也正是許衡較一般歷算家、學者的高明之處。史書記載的在修歷過程中“凡研究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說的就是許衡在改歷過程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特殊作用。

　　改歷之舉和許衡的到來，促使當時政壇上十分活躍的學者張文謙加盟。張文謙不但是劉秉忠少年時的同學好友，也是許衡的崇拜者。張文謙“自初見先生（許衡），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

　　王恂、張易和許衡自然歡迎張文謙的加盟。“如果大家推舉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一代學界大師許衡為把握歷法改革正確方向的領軍人物，那么張文謙則是協調歷法改革行政事務的主管者，對王恂而言，可以擺脫眾多具體的行政事務，專注于歷法改革一系列具體事項的思考與安排。”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所長陳美東研究員對記者說。

　　郭守敬也是劉秉忠的親授弟子，曾和王恂同學于邢臺紫金山。修歷開始后的次年3月，也就是1277年，張易奉忽必烈之命將修理宋代渾儀等天文儀器及相關測量任務交給郭守敬，這很可能是王恂、張易、張文謙和許衡共同舉薦的結果。于是，如同《元史·郭守敬傳》所說：“遂以（郭）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天下。”

　　“劉秉忠、張易、張文謙、王恂、郭守敬曾于1248年前后聚于邢臺紫金山，號稱‘紫金山五杰’，劉秉忠為其首。在約30年后，其中尚健在的四杰都成為歷法改革的核心人物，成了完成劉秉忠改歷遺愿的重要執行者，而許衡則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軍人物，正好彌補了劉秉忠離去造成的缺憾。”陳美東說，“許衡、張易和張文謙在改歷中各有職責，他們三人組成了協調上下的指導、顧問及監管、行政管理系統，而王恂和郭守敬則相當于現今所說的首席科學家。”

　　許衡參加了從歷法改革初始的人才調集到《授時歷》頒行的全過程，其間有諸多歷法思想的闡述、天文儀器的創制、測天驗天的創舉和歷法術數的創新。現今我們所能見到的史料只有部分能夠分清這些成果是某人所為，其中更大一部分只能說是這個創作集體的共同成果。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探知許衡的若干重要貢獻。

　　所謂“明歷理”或“知歷理”，是指洞悉關于歷法的理論基礎與指導思想、關于歷法的立法之本等。“（許）衡等以為金雖改歷，止以宋《紀元歷》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于天……”許衡等的這一說法，也正是隨即開展的一系列、大規模的測天活動的基本指導思想。

　　許衡又指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這是我們所僅見的明確屬于許衡個人的經典論述。“首先，冬至是天地間循環往復、陰陽消長的一個轉折點，值其時陰始盡而陽始生，所以，講天道者無不重之，也當是治歷者的立法之始；其次，冬至乃二十四節氣之首（日影最長），該時刻測算的準確度也就決定了其余二十三個節氣時刻的準確度，這對直接指導農時是極其關鍵的；再者， 冬至時刻乃是諸多天文、歷法論題的重要基點，諸如每日晝夜長短、每日晷影長度、回歸年長度、日月交食等計算，冬至時刻均是不可或缺的出發點。所以，把它視為‘歷之本’是有道理的。所謂求歷本者在驗氣，是說要通過晷影測量，才能確定冬至的準確時刻，這也就是要經過實實在在的測天以制定歷法理念的表述。”陳美東說，“許衡的這一經典論述，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實施。關于高表與景符的創制，應該是郭守敬之功，具體的測量工作也應該是在郭守敬的指導下展開的，但是，問題的提出和指導思想的奠定，則非許衡莫屬。至于郭守敬創制的簡儀等10余種儀器及其所開展的相關測量，無疑也得到了許衡的支持與贊賞。‘魯齋先生（許衡）言論為當世法。因語及公（郭守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這是許衡對郭守敬及其工作高屋建瓴的評價。”

　　1280年3月，許衡、張易、王恂、郭守敬、楊恭懿（1279年應召參與修歷）等向忽必烈上奏新歷法初成，忽必烈隨即召見了他們。“公（王恂）與許公（衡）奏：臣等合司歷官遍考歷書四十余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妙。比之前代……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頒正朔，授民時，不可不致精密，以為后世程式，必須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永無改易。雖百世后，亦不復有先后時之弊矣……”

　　《元史·楊恭懿傳》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許衡）及公（楊恭懿），曰：‘二老自安，是少年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畢坐，畢其說，亦異禮也。”

　　在聽取許衡、王恂、郭守敬等人的匯報后，忽必烈十分滿意，決定予以采用。“賜名曰授時，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1281年1月22日）頒行。”

　　至元“十七年（1280年）春歷成，（許衡）八月辭歸”，次年謝世，王恂也于1282年西去。至于《授時歷》的后續整理與修訂，由被許衡贊賞有加的郭守敬去完成，許衡自然也可以放心地走了。

　　編修《授時歷》 與“奉天承運”

　　在登封觀星臺，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是元代修歷時在全國所建二十七個觀測站唯一留存下來的。

　　《授時歷》推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跟地球環繞太陽一周的時間只差26秒，跟目前世界通用的格里高利歷的一周期一樣，但比格里高利歷早300年。另外，在中國的傳統歷法還必須求得月亮圓缺一次的時間，《授時歷》推算一月為29.53593日。《授時歷》所創新的弧矢割圓術、招差法等計算方法，在當時是遙遙領先的。“元朝幅員遼闊，為這次修歷，在東到高麗（今朝鮮），西到滇地（今云南昆明市）和涼州（今甘肅武威），北到鐵勒（今俄羅斯的貝加爾湖附近），南到瓊州（今海南島），建立了二十七個觀測站，這也是成就《授時歷》的原因之一。”李治安教授說。

　　但這畢竟是一次“皇帝下派的任務”，政治畢竟要“奉天承運”才能“皇帝詔曰”，這是中國傳統君權統治的合法性源泉。這一套直接帶來了政權本身的非世俗性與君王政教合一的權勢。歐洲的君主需要旁人（主教）來加冕，中國的君王登基則自己向天下發布詔書就行了。所以“皇帝的詔書同時具有了教皇敕令的權威”。

　　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的做法，都有著偽科學的味道，這歷史決定論的立國之基帶著偽科學的嫌疑。

　　面對這種嫌疑，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等前赴后繼，而中國的科學家在那個時代就修編了那么好的歷法，其基礎是來源于科學觀察的，他們對天的了解當不在哥白尼們之下的。

　　對“天”的迷信的打破，是現代科學發展起來的基礎。修訂《授時歷》者不同于哥白尼們，因為他們受命于皇帝，自然不好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最近有記者問丘成桐：陳省身獲得過沃爾夫獎，您獲得過菲爾茲獎，這兩個相當于“數學諾貝爾”的國際數學最高成就獎，至今華人中僅有你們兩位獲得。那么我們怎么才能有第三個中國人獲得這兩項大獎？丘成桐說：這是個很難解答的問題，其中有中國文化的問題，不是一兩個天才就能解決的。中國的環境、氣氛現在很難培養出這樣的人才。做學問不能毛糙，不能靠媒體和政府的炒作。

　　12月12日，在陳省身大師追悼會上，許多來自北大、清華、浙大、復旦的數學學科的卓越人物，“凍僵了手指凍疼了雙腳卻只能眼看著官員領導的小汽車一輛輛駛入……” 據說，南開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墨林先生看到科學家們被攔在門外不能參加吊唁活動，氣得對執行任務的警察大聲說：“你們怎么只顧領導，怎么不顧陳老的生前友好呢！”

　　何況，700年前，許衡等受命而為《授時歷》，就是他們再知道“天”是啥樣子，他們還是不敢說皇帝不是天的兒子——政教合一的力量要比政教分離的力量大得多，知識分子往往會和皇帝“同流合污”。

　　但哥白尼們說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教皇是光著屁股的。而郭守敬，卻編了《二十四孝》——一年二十四節氣，《二十四孝》又讓郭守敬回到了“天人合一”、維護天子皇權的道路上。【原標題：“元朝一人”許衡墓系列之三 領軍修編《授時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