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根據《左傳·定公元年》記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說的是薛國有個奚仲的人，是夏代專職掌管造車、用車的官員。據《新語·道基》記載：古時“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于是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認為馬車、牛車都是奚仲發明的。在漢以前的許多書籍，如《墨子·非儒下》、《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君守篇》等等，都記有“奚仲作車”的事，所以奚仲被稱為造車的第一人。

　　夏代有車，文獻記載也很多。如《史記·夏本紀》中記有大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舡、泥行乘橇、山行乘攆”的文字。在《史記·河渠書》中，也說大禹治水時“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在《尚書·益稷》中，大禹自稱“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謂“四載”，指車、船、橇、轎這四種交通工具。這些說法反映了那時的先民，在面對不同的地理環境時，已經采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可惜“四載”中的車、橇、轎三種交通工具，至今未見實物。

　　從上一節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商代馬車不僅數量很多，而且制作的技術已相當成熟。這說明馬車從它出現到商代晚期，應該經歷了相當長的歷程。可以推斷：馬車的出現，應在商代以前比較久遠的某個時間。現在要探討的是：夏代初期是否出現了馬車？

　　誠然，文獻中還有黃帝造車、相土造車等記載，也是很早流傳下來的說法。同樣，這些說法的真偽、是非，今天已無法判斷。

　　應該指出：一種交通工具的出現，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時期的產物。它既是為了滿足社會生產、生活發展的需要，也是當時的技術進步到有可能創造馬車時，它才會出現與被推廣。同時，一種先進的交通工具一旦出現，對社會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作用，往往是巨大而深遠的。在對古代遺址的考古發掘中，車的發現往往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正是它對研究古代先民的活動空間，研究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活動等等，都有重要的價值。

　　當人類告別野蠻時期，進入文明時代，國家出現了、城市產生了。為了滿足國家職能和城市所需的各種條件，對交通工具也提出快捷、方便的要求。商代馬車的使用跟國家與城市需要的條件顯然是適應的。它在商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也突出地顯露出來。為使城市統治者為把他的意志能盡快地傳達、貫徹下去，要臣民接受，需要這種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為了與周圍國家進行各種聯系，擴大自身的影響，也需要這種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為了防御敵人、增強國力，加強與各地的聯絡，需要大量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為了對外擴張、拓展疆域，也需要大量快捷、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馬車成為一個國家必要的裝備，是統治者為實現其政治、經濟、軍事目標的重要工具。

　　因此，先秦時期各國都以擁有馬車數量的多少，作為國力強弱的標志；是“千乘之國”還是“百乘之國”，被作為衡量國家大小的形象說法。

　　社會對馬車需求的迫切，也促使這種交通工具在數量、快捷、方便等方面不斷地改進與更新。商代馬車所表現的先進性，反映了它在長期實踐中不斷地改進與更新，使其堅固、快捷、輕便的性能得到了有效提升。這是這種雙輪獨轅的馬車成為兩周時期重要的交通工具的重要原因。

　　在3000年前的商代，我國的先民已經制造出多種木質車輛。除了這種馬車，還有手推車，人拉的，牛、馬牽引的其它車輛。它們承載著社會生產、生活中要求它們完成的各種功能。但在各種車輛中，以這種馬車最為重要。在汽車出現以前，馬車在很長時期內成為最重要的陸上交通工具。

　　考察馬車最早出現的時間，需要考慮到以下幾個條件：1，社會發展的需要。即是說，當客觀上需要馬車這種交通工具出現的時候，它才有出現的可能；2，各種手工技術達到一定水準，使制造這類馬車成為可能；3，馬匹的馴養已有可能用來駕馭車輛。

　　對第一個條件，奚仲所處的夏代初期，大致己經具備。人群間的交往是人類最正常的一種活動。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在這塊東亞大陸生活的人群之間，就有了許多往來。諸如產自南海的貨貝，在黃河流域的一些遺址中己有出土，這是交流與交往的結果。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各地居民之間的交往更為頻繁。

　　夏代作為我國的第一個王朝，它的出現標志我國進入了歷史時期。《史記·夏本紀》中所記的的夏代世系與商代世系一樣清楚，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懷疑的。

　　夏代世系的存在，還反映了社會劃分為階級，使統治與奴役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夏王室為了統治與奴役廣大民眾，需要有力的國家機器去實施其內外政策，進行有效的統治，也需要快捷的交通工具。當時，在城市與城市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夏王室與諸侯國之間，都需要有比較快捷的交通工具進行聯絡。所以，從理論上說，如果在夏王朝時期的遺址中發現馬車，不會使我感到驚奇。

　　誠然，大禹“四載”中所說的“陸行載車”，并非虛指，夏代有車大概不會有什么問題。問題是他乘的是什么車？是牛車還是馬車？從“奚仲乃撓曲為輪，因直為轅，駕馬服牛”的記載看，或許馬車已經出現。

　　另外，從商代馬車可以看到，各部件的聯結用的是榫卯結構。這種榫卯結構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已經見到。夏王朝時用的斧、錛、鑿類金石工具比河姆渡文化時期進步了許多，從理論上說，在夏王朝時期的榫卯結構也應有不少提高。至于能否勝任馬車對榫卯結構所需的嚴格要求？不可妄加猜測。同樣，從理論上說，龍山時期的先民已經馴養馬匹，但是否己用馬去駕車？也未有定數。

　　因此，夏王朝時期是否已經出現馬車，因目前尚未發現，不便妄加推斷。有關奚仲造車或奚仲發明馬車的問題，也需等待考古發掘中有實物發現，方可論定。

　　由于自然原因，用木材制作的車輛在地下無法長期保存。考古學家借助木質車輛的朽痕與周圍泥土的顏色、硬度不同，仔細地將它們剔剝出來，使古代車輛重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是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絕活”。所以，當一輛馬車被發掘出土后，受到世人的很高評價。可是，對車的注意，人們大多鎖定在大墓或它旁邊的“車馬坑”一類遺存，對于丟棄在聚落其它地方的車輛，在發掘中尚難顧及，所以今后應該多加注意。

　　在科學研究中，證據起到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例如“夏文化探索”課題的研究，雖然經過30余年的努力，由于至今未找到實證，哪種遺存是夏代遺存在考古學界仍然未獲共識。有關奚仲造車或奚仲發明馬車的問題，同樣需要證據。

　　探索的過程，是推動學術課題研究、促進學科發展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雖然未能就奚仲造車的問題作出肯定的結論，但它并不影響這次學術會議的價值。因為三千年前在中原大地上行駛的馬車，與古埃及發現的馬車一樣，是古代世界最進步的一種馬車。它的發現向世人展示了這一偉大發明的風采和古代能工巧匠們的聰明才智，這是很值得我們驕傲的。同時，這次會議向考古學家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在田野發掘中關注已經腐朽的木質車輛遺存，盡快獲得突破性成果。

　　我想：只要有馬車存在，一定會被考古學家發現，這只是時間問題。一旦有突破性成果，我們就可對這個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了。（殷瑋璋 ）

　　注釋：

　　1，李伯謙：《夏商周斷代工程考古課題的新進展》文物1999.3】

　　2，殷瑋璋：《二里頭文化探討》 考古 1978年1期

　　3，鄒 衡：《關于探討夏文化的條件問題》 華夏文明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4，鄒 衡：《鄭州商城即湯都亳說》 文物 1978年2期

　　5，鄒 衡：《再論“鄭亳說”》 考古1981年3期】。

　　6，鄒 衡：《試論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

　　7，鄒 衡：《關于探討夏文化的幾個問題》 文物 1979年3.期

　　8，.張雪蓮、仇士華、蔡蓮珍：《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碳14年代分析》中原文物2005.1

　　9，.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世界圖書公司2000

　　10，仇士華、蔡蓮珍、張雪蓮：《關于二里頭文化的年代問題》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 2006

　　11，金正耀：《二里頭時期的金屬文明及相關問題》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 科學出版社 2006

　　12，胡厚宣：《殷墟發掘》學習生活出版社 1955；梁思永、髙去尋：《侯家莊第四本1003號大墓》 中央研究皖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7

　　13，《2000年中國重大考古發現回眸》中國文物報2001.5.23

　　殷瑋璋小傳

　　殷瑋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參與了《考古工作手冊》、《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的編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