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綬尺牘

    歷代尺牘留存最廣的載體是“刻帖”，“刻帖”是名副其實的尺牘淵藪。隨著影印術的普及，復制古代名跡變得輕而易舉，再沒有刊刻法帖的必要。從新生的“影印法帖”來看，尺牘又一次獨占先機，盡顯尺素風雅，但“刀尖”下的尺牘漸漸轉變為“快門”下的尺牘，刻帖技藝漸成絕響。
　　
    邢躍華 仲威
　　
    今天能在博物館、圖書館看到的“尺牘”(書信)，若依其作者時代可粗分為以下幾種：晉唐、宋元、明清、民國等，其中“晉唐尺牘”由于年代久遠，其原件遺失消亡殆盡，只能從宋代以后的“刻帖”中窺見其大概，“宋元尺牘”除少量傳世珍貴墨跡原件外，其余大多亦留存于“刻帖”中，“明清尺牘”雖合以“明清”一詞冠前，其實主體還是清代尺牘，現藏明代尺牘數量相對較少，且真偽鑒定亦十分復雜和困難。“明清尺牘”亦可分成“墨跡”和“刻帖”兩部分，若論墨跡原件，僅上海圖書館一家單位就藏有十幾萬件之多，以“多如牛毛”來形容亦不為過，但若把“明清刻帖”中留存的尺牘全部收集起來的話，那必將會是“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更可用“多如繁星”來形容。
　　
    綜上所述，歷代尺牘留存最廣的載體是“刻帖”，“刻帖”是名副其實的尺牘淵藪。
　　
    何謂“刻帖”呢？它就是碑帖的一個分支。“碑帖”是一個集合名詞，大致可粗分為“碑類”和“帖類”，“碑類”包括碣石、摩崖、碑版、墓碑、墓志、塔銘、造像題記、經幢、石闕銘等等數十個品種，這些品種形式雖“五花八門”，但其記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文獻的功用卻是基本一致的。至于“帖類”則包括“叢帖”、“匯帖”、“單刻帖”等等，其形式雖為統一的長條石，但其記錄的內容卻相當龐雜，諸如：辭翰、詩稿、尺牘、文書、題跋樣樣多有，其收錄的標準多元，無法一一枚舉，但若是非要簡單地說，那就是“文辭好”、“書法美”才是刻帖收錄的標準核心。
　　
    除上述兩者(碑與帖)的內容與形式不同外，其功用亦不同，“碑類”的原始功用就是要使得所記錄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通過銘刻而流傳千古的，其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讓后人去“讀”的；雖然所立碑石在數百年之后，“碑類”中的杰出代表意外地晉升為“書法經典”，亦成為后人的臨摹模板時，這當然是后人的一廂情愿，完全超出原碑作者的本意。
　　
    “帖類”的功用則是記錄和傳播書法藝術為出發點的，進而服務于科舉社會，為讀書人提供書寫的模板，其目的也很明確，是讓人們去“臨”(臨摹)的。雖然數百年后，帖類中的刊刻內容其文獻價值逐漸凸顯出來，成為后人“研讀”的史料或文獻，這同樣也超出了刻帖者的原始初衷。
　　
    由此可見，“碑類”與“帖類”是截然不同的兩類。碑是用來“讀”的，帖是用來“臨”的，這是兩者最初的定位。再從兩者的刊刻手法的不同，亦可看出它們的原始定位的不同。
　　
    刻碑先要“書丹上石”，所謂“書丹上石”就是用毛筆蘸取“朱砂”直接書寫在碑版上，然后刻工匠人依照朱筆輪廓進行刊刻，一般是流水作業，今天統一刻“點”，明天統一刻“捺”，以此類推，直到刻完最后一筆點畫為止，刊刻精粗不是刻碑者最關注的，其在乎的反倒是能否“大書深刻”，追求的是永不磨滅和流芳千古。
　　
    刻帖則不然，它的主要功能是讓人臨摹的，所以刊刻法帖就要以追求法書的“寫真性”是其終極目標，能否“保真”，能否“還原”，能否創造出不是真跡勝似真跡的效果，就成為刻帖成功的關鍵。因此，刻帖與刻碑的方法就截然不同。
　　
    刻帖先要“雙鉤上石”，所謂“雙鉤上石”即選用較為透明的宣紙(或用油素紙)覆蓋在法書墨跡上，用鉤線筆作單鉤墨跡文字一遍(類同于描摹空心字)，取得“單鉤本”后，再將“單鉤本”置于窗前，映著陽光，在“單鉤本”的背面再朱砂單鉤(描摹空心字)一遍，正面、反面兩次單鉤，一面墨筆，一面朱筆，稱為“雙鉤”。“雙鉤”這個詞是這么來的，我們今天書法愛好者所說的“雙鉤”其實只是一次“單鉤”而已。
　　
    取得“雙鉤本”是刻帖的第一步，然后要選取一塊帖石，要求軟硬適度，石質細膩，江南常用太湖青石。再作石面處理，先打磨平整石面，然后在石面上涂濃墨，行話稱為“做黑”，其目的就是為了便于刊刻，在刻字時形成色澤反差。再在“做黑”后的石面上涂蠟一層，用熨斗將蠟燭油燙開均勻平鋪于碑面，行內叫作“燙蠟”。
　　
    最后，將“雙鉤本”背面覆蓋在燙蠟的石面上，再用木錘隔一層氈布敲打雙鉤文字部分，因為石面有一層極薄的蠟油，“雙鉤本”背后的朱砂“單鉤”空心文字就容易地粘黏到石面之上，取下“雙鉤本”，石面就留下一副單鉤的朱砂空心字覆蓋其上，這就是“燙蠟”的粘黏作用，最后，再在碑石上涂刷一層明礬水，起到固定朱砂粉末作用，以免刊刻過程中碰擦掉落而褪色。在如此“雙鉤上石”的基礎上就能刻出近乎亂真的“尺牘法書”來了。
　　
    接下來就輪到刻工出場了，先來談談刻工的工具——刻刀，一般多用白鋼刀，單刃平口刀，其形狀不同于雙刃的篆刻刻字刀，刀的大小依所刻文字的大小而變。刻帖的刻法當然亦不同于印章的刻法，刻印是靠指力和腕力，推刀而入，刻帖則不然，由于帖石硬度高于印石，故需要借助一塊小鋼板，其形狀類同于“銅戒尺”，刻帖的走刀方式，就是借助于鋼板不斷敲擊刻刀尾部，叮叮當，叮叮當地一點一點推進，由無數點來組成一個個點畫。刊刻的路徑，一如書寫者的筆順，這就要求刻帖者要粗通書法的筆順、筆意，明了點畫的起止、筆尖提按的輕重、筆鋒的出入方向、筆觸的行止等等。
　　
    刻帖的最高境界是要求能夠“用刀如用筆”，為了達到“用刀如用筆”的效果，刻工與刻石的位置亦十分講究，萬不可像書寫者與紙張的關系，為了使刀鋒與筆鋒天衣無縫，刻工就應坐在刻石的左上角，而不同于書寫者坐在紙張的右下角，這樣一刀下去，入刀出尖細，止刀處粗壯，刻工坐在左上角，刀鋒就能與筆鋒暗合。
　　
    尺牘筆法的精微就是這樣誕生于刻工的刀尖之下。
　　
    現在就讓我們來欣賞刻帖的最高成果--宋代刻帖，品味一下刀尖下的藝術，傳世第一本宋代“單刻帖”，其刊刻的內容就是王羲之尺牘，它就是著名的《十七帖》，一組王羲之寫給益州刺史周撫的書信，因卷首以“十七”二字開篇，故稱為“十七帖”。
　　
    《十七帖》后為唐太宗李世民購得，據《法書要錄》載，原長一丈二尺，107行，942字，鈐“貞觀”兩字小印，令人遺憾的是此帖真跡久佚，以《法書要錄》卷十《右軍書記》對勘，知原為20帖，但傳世“刻帖”則多為29帖，凡133行，1160字，其帖數、行款皆有差異。
　　
    《十七帖》以“敕字本”最精，為世所重，以卷后刻 “敕”字及“付直弘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臣褚遂良校無失”字樣，故名，又稱“弘文館本”。傳本依卷尾“僧權”二字異同，又分 “僧權”完好本與半損本兩系統。
　　
    此張伯英舊藏唐刻“宋拓敕字本”，系“僧權”半損本，卷子裝。經明童軒(士昂)、吳寬(匏庵)、項元汴等收藏，清查慎行(夏重)、吳郡繆氏、張燕昌(文魚、芑堂)等遞藏。后入清宮，鈐有“嘉慶御覽之寶”印，卒歸張伯英。
　　
    卷尾有明張正蒙題跋，張氏跋云：“余所見數本非失之纖弱，即失之嫵媚。今匏庵(吳寬)出此卷見示，筆法古質，渾然有篆籀遺意，非近代所能規摹，展卷至再，覺樸厚靈和之氣溢于楮墨之外，誠宋拓唐刻之絕無而僅有者，真墨寶也。匏庵其珍之。”
　　
    張伯英舊藏《十七帖》是傳世“宋拓敕字本”中最著名之一，其古樸、豐潤、持重的線條與點畫，再現了王羲之的尺牘風范，同時亦展現了唐宋“刻帖”與“傳拓”的高潮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