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崇拜天

 

        中國人遇到什么不平，受到什么冤屈而又毫無辦法時，總是呼喊“天”、“天老爺”，有什么不明白的事理就說“天知道”，看來中國人心靈深處的信仰是“天”。中國人的“天”有兩重含義，一指自然的天空，即人們所見之蒼天，一指看不見的居于蒼天之上的神。

 

        天創造了世界

 

        中國人相信世界是由天創造的，最早的甲骨文卜辭說： “造物之主，天地之宗，天生庶民，有物有則，蕩蕩上帝，下民之僻”。第一個“天”字是指自然的天空，第二個“天”字則指上帝，宗，祖宗，根元；則，指準則，效法；“僻”字比較難解，查我國最早的字典《說文解字》的解釋是“避”，“避”，《說文》解釋為“回”，“回”，《說文》解釋為“轉”、“回轉”。于是這幾句卜辭的意思便清楚了：造物主（天）創造了天地，天生下老百姓，有事物可效法，偉大的上帝啊，是按自己的形象造了天下之民。

 

        《周易 乾卦》則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第一個“乾”字是上帝，第二個“乾”字則指人們所見之藍天。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偉大的上帝啊，是空間與時間的根元，萬物由他開始，統帥以天為形象的宇宙，天在上，地在下，乾坤就這么定下來了。

 

        被道教奉為始祖的太上老君李耳說：“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他認為太古之初是什么也沒有的，天下之物都是由上帝從“無”中造出來的。與老子齊名的莊周在《莊子 庚桑楚》中也說：“萬物出乎無有。”宋代大文豪蘇軾在《前赤壁賦》中說：“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天）之無盡藏也。”“無盡藏”即指天的無盡的寶藏。他看到統治者為了吃遙遠的南方鮮荔枝，催逼人民快馬運送，致使許多人倒斃路上的慘狀后，寫下了詩歌《荔枝嘆》：“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意思是希望上帝憐愛老百姓，不要造出荔枝這種好吃的美味，使當官的毒害他們。

 

        古人認為人的生命源于天。《詩經 大雅  蒸民》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蒸民即老百姓。《呂氏春秋.孟夏紀》說：“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使其口可以言……使其心可以知.”漢朝司馬遷《史記 屈原列傳》說：“夫天者，人之始也。”唐朝詩人李白詩《將進酒》：“天生我材必有用。”

 

        天主宰萬物

 

        古人認為，天在主宰著世界。

 

        漢司馬遷認為漢高祖劉邦得天下是上帝的意志，他在史記中說：“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圣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意思是：這難道不是天意嗎？這難道不是天意嗎？不是大圣人誰能在這個時候承受天命做皇帝呢？他在《史記 留侯世家》中又說：“高祖離（通罹，即遭遇）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南宋是一個懦弱的王朝，屢受金國欺侮。1163年，南宋發動北伐，卻在符離潰敗，只得又跟金國講和。主張北伐的中書舍人張孝祥在《六州歌頭》詞中無可奈何地說：“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明朝馮夢龍《東周列國志》第三回說：“自此西周遂亡，天數有定如此。”

 

        講天命講得較透徹的要算明學士方孝儒的《深慮論》。他列舉了大量史實說明人算不如天算：秦始皇統一六國后，認為周朝滅亡的原因是諸侯強大，便改封建制為郡縣制，卻不妨漢高祖在民間崛起滅了秦朝；漢汲取秦朝政權孤立的教訓，大封子弟做諸侯，卻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漢武帝、宣帝分割了諸侯王的封地，分散他們的勢力，可是后被王莽篡位；漢光武、魏、晉都把前代滅亡的原因作為教訓，但他們的滅亡都發生在沒有防備的地方；唐太宗李世民聽說有個十多歲的姓武的女子將來要殺掉他的子孫，奪他的江山，便將天下十多歲的姓武的女子通通殺掉，但武則天天天在他身旁侍奉卻不知道；宋太祖趙匡胤看到五代的滅亡是由于地方藩鎮勢力大，便解除藩鎮的兵權，使他們容易受控制，卻不料他的子孫終被敵國困擾以至滅亡。于是方孝儒總結說：“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天道即為上帝的安排。人只能做到能夠考慮到的事情，天道卻超出人的智力，是人無法考慮到的。

 

        同樣，每個人的命運古人認為也由老天決定。孔子說：“吾五十而知天命。”（《論語 為政》），子夏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論語 顏淵》）唐朝邊塞詩人李頎《別梁煌》詩說：“不見古時塞上翁，倚伏由來任天作？”清朝蒲松齡小說《聊齋志異 青鳳》中的青鳳，因家庭阻撓而離開了愛人耿去病，不知去向。后來一場變故，耿不期又見到了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青鳳感嘆地說：“此天數也！不因顛覆，何得相從？”

 

        正因為人的命運是由老天決定，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的品德，才干、福祿也由老天所賜。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恒魁其如予何？”（《論語 述而》）孔子說老天給了他這樣的品德，恒魁怎奈何他呢？《舊唐書 僖宗紀》：“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賦機謀。”天賦機謀指天賜給了王重榮才能。《左傳 僖公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而受之。”土塊象征土地，是建立國家的預兆，所以稱為天賜，所以重耳恭敬地接受了野人為戲弄他而給他充饑的土塊。

 

        祭祀天

 

        中國古人敬畏天命，行事講究順從天意。《尚書 無逸》說：“昔在殷王中宗，嚴龔、寅畏天命。”龔即恭，嚴龔，指嚴肅對待；寅，敬意。這句話的意思是：殷（商）王中宗能嚴肅地對待他的王位，敬畏上帝托給殷王朝的大命。《周易?革卦》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左傳 僖公十三年》：“秦違蹇叔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違天不祥，必伐秦師。”言秦穆公違背蹇叔的勸阻，貪得而勞累了人民，這是天賜給我們晉國的好機會，這好機會不可錯失，敵人不可以讓他們逃跑，違背天命是不吉利的，一定要討伐秦國的軍隊。《史記  歷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言新朝代的帝王接受天命即位，應該小心謹慎對待開始的事情，要改歷法，換衣服的顏色，了解天的根元，順承那老天爺的意志。明朝馬中錫《中山狼傳》：“天生汝輩，固需吾輩食也。”中山狼說它之所以要吃你東郭先生，是因為它不敢違背天命。

 

        天佑人

 

        老天不僅安排人的命運，同時也懲罰人。《左傳.成公十三年》：“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言上帝降禍晉國，晉文公便逃到了齊國，惠公便逃到了秦國。《莊子?力命》：“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呂氏春秋?季夏紀》：“上帝降禍，兇災必亟。”亟：急，快。宋司馬光《資治通鑒》：“陛下（秦王符堅）恭行天罰。”

 

        天又保佑他所喜愛的人：《周易  大有卦》：“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言占卦如果占的是大有卦的上九爻，那就會得到天的保佑，做事順利。《詩經 大明》：“上帝臨女，無貳汝心。”言上帝看顧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老子 六十七章》：“天將救之，以慈衛之。”言天要救他，必定以慈愛保佑他。《莊子 庚桑楚》：“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言有恒心的人，人們舍棄他，但上天幫助他。

 

        綜上所述，歷史上中國人最根本的信仰是信天，所以封建皇帝頒圣旨，開頭總是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意為皇帝是奉承天運說話，非常地神圣。歷代帝王都稱為天子，是老天派他下來統治老百姓的。

 

        中國人為什么信仰天，先得知道中國人的心中天是什么。相對于宇宙，天是機制，是道。天主導著宇宙的運轉。陰晴圓缺，無一不是機制所作用的結果。 相對于社會，天是法律制度，人人歸宿于其下而不敢僭越。相對于人，天是意識，意識主導著人的實踐。一言一行，莫不是對意識的踐行。既然我們的一切都為“天”所規定，都在“天”這個圈子里，又怎么能不信仰她？

 

        其實，中國人關于“天”的觀念本身也是很復雜的。但是當我們做一個歷史的梳理，我們會發現中國人的天的觀念是逐步向下墜落的。

 

　　在惟物主義的中國人眼里，天只是物質，冷冰冰的，所以中國人行事為人只要瞞得過組織，騙得了他人，不要被揪住小辨子，什么事有利干什么，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中國的農村善良的老百姓，由于還保持著朦朧的“頭上三尺有神明”的“迷信”觀念，所以太傷天害理的事還是不敢干，這樣農村人的道德水準高于趕了惟物主義加上市場經濟惟利是圖時髦的城里人就要好多了。

 

　　而再往上推，在中國皇權時代，這個宇宙充滿了大美，這種美是由天的本身發出，從天上向人的心靈中鋪展，這種美，鋪展在宇宙中成了：“垂麗天之象”，“鋪理地之形”。被表達在藝術里，則成了文學的姿彩，而文學的姿彩來源于從天向下鋪展的天地之姿彩。這是距今約一千年的《文心雕龍》中的美學觀。這種美學觀看來，天是生命性的天，天是生命與美的源頭的天。在中國從秦到清二千二百余年的時間里，佛家的傳入對中國人精神世界的沖擊不加考察的話，在中國以儒家為正統的知識分子眼里，天基本上的這樣生命性的天。

 

　　用現代哲學的術語來說，在皇權時代知識分子的眼里，天還是本體論的天，還是做為萬物源泉的天，但是這種本體論的品質已經是十分的淡化了。

 

　　中國哲人學者的眼里，對于天的本體性的認識最高的典范是老子，根據遠志明先生的研究，老子的道具有如下驚人的特征：道是自有永有者，道是造化養育者，道是超越者，道是啟示者，道是生命者，道是公義者，道是拯救者。

 

　　老子的“道”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或是理念，老子把道看做是宇宙終極的存在。那么，我們推想老子就是以“道”來命名他所認識的天。對于這個“道”，老子把他看做是自己生命的所有價值所系，比如他說，要“坐進大道之中”。

 

　　那么，是不是中國的祖先，以古樸清純的眼睛仰望上天時直覺其存在。并大自然的普遍啟示中認識了呢？我們有理由這么說，因為從易經，從老子《道德經》中，我們看見了他們所描述的天與道的辯證關系。人們以老子為中國古人仰望天的一個根據。但是，老子在他自己的時代一直感嘆，“大道隱沒了！”就是對上天的信仰失落了。那么，如果按圣經所說的，人類有共同的，由上帝所創造的祖先的話，在邏輯上，越是早期，中國人對上天的信仰應該越是堅定。按這個邏輯，尋找中國人對上天信仰的根據，應該是《易經》比老子更可靠，因為，始畫八卦是周代前的伏羲，而文王在被商紂關押時又把八卦推演成了六十四卦。文王在周之初，而老子在周之末，當然周易更容易找到中國上古信仰的痕跡。我發現，伏羲畫八卦是為了觀察天地的文彩，地理的錦繡，目的是“通神明之辨”，最關鍵的就是在這里。也就是說，在先人伏羲的眼里，他從大地的豐盛中，仰望宇宙的浩瀚與輝煌，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從宇宙與星空的深邃中又一直往上看，一直往上看，在他肉眼的視覺和他理性仰望與尋求的盡頭，他的心靈中生出了有一位自有永有的造物者的觀念。

 

　　文王演八卦時，借助了伏羲所創立的體系，在周易的前面幾卦，本體性，主宰性的天的觀念非常明顯，但是越往后，這個觀念越淡，而屬于人的智慧越來越明顯。但是至關重要的是，在易經中明顯有提到對“天”的祭祀。也就是說在周易里，我們找到了“天”是宇宙與生命的本源的觀念。

 

　　人們也提到了易經中“天人互動”的宇宙觀，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周文王在演易時降低了易在信仰上的意義，增加了易人本的因素呢？我個人的猜測很可能是這樣的。周文王在易中很可能是想強調如何借助天道治理天下，為人處事。

 

　　但是就是從演周易的周文王身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回答“有沒有一個歷史時期，對天的觀念與獻祭這一種宗教儀式是合而為一的呢？”這個問題。

 

　　演了周易的文王，又是《詩經》中最重要的主人公。而正是詩經，明確表明了中國人在古代對“天”的信仰。

 

　　上古敬拜上天，不僅是歷史的事實，也是心靈史的事實，我盼望將來能在這方面更多地進行學習。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就是中國祖先是世界觀是天人相交的世界觀。這種天人相交不是后世董仲舒等輩驕傲地高舉人類，認為人可以與天合一，而是人謙卑地俯伏在上天面前，與他有心靈的交流。這方面史實也容將來再做探討，但是我從甲骨文的，常用來表示與祭祀相關的“示”字旁中，卻可以看出一種奇妙和圖景，就是這個甲骨文的“示”字，表達了上天的無限，表達了人在上天之下的位置，更表達了人與上天之間雙向性的交流。學者毛喻原先生說，在世界的文字里，再沒有比漢字的“人”更加粗糙的人，從這個人中可以看出中國人對于人的生命的隨意的態度。但是在甲骨文里不是這樣子的，甲骨文奇異地表達了人在宇宙間的位分，或者說地位——人在無限的天之下，人又在大地之上。

    春節的傳統信仰集中于兩個方面，敬天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

 

　　歷代帝王以天子自居，相信君權神授，受命于天，得天命方能得天下，治天下也離不開天的保佑。在諸神中，天的地位最高，在一年最重要的節日中祭天是最重要的活動。民間沒有祭天的資格，但同樣敬天，并祈求天的庇佑。不過天不會降臨平民百姓家中，而是派不同的神執掌不同職能。對家庭來說，最重要的是灶神(灶君、灶王爺)——平時守在鍋灶旁，掌一家禍福。每年臘月二十三，這位保護神兼監察官要回天上述職，所以要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送灶(神)。貢品中必須有粘性的糖，以便粘住灶神的嘴巴，讓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財源茂盛是普遍需要，據說年初五是財神爺的生日，接財神自然越早越好。還有門神，為使他忠于職守，新年前要將新的門神貼在大門上。

 

　　崇祖也是春節的重要內容，主要是慎終追遠的傳統，另一主旨是免遭天譴。先民一直認為人死后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即使有人相信死后會重新投胎，但他們的靈魂依然會回來。所以對祖先的祭祀和貢獻是經常性的，季節性的，而最隆重的一次是新年前后的祭祖——家庭的和宗族的。在農業社會，新年正處于秋收以后的農閑季節，既有充分的時間與人力準備和操辦，也有豐盛的酒水食品作為祭品。由于祖先的靈魂只能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才能回來，家庭的全部成員必須在除夕前聚集，一起祭拜。否則不僅是對祖先的不敬不孝，還可能得不到諸神庇佑，甚至招致上天的懲罰。相比之下，合家團聚以及節日的吃喝玩樂還是其次的。這就是游子無論貧富貴賤，都急于在除夕前趕回故鄉的原因。萬不得已在外過年的人，也必須遙祭祖先，但總彌補不了不能合家祭祖的缺憾。

 

　　假如這樣的信仰缺失，春節回家還會有信仰意義嗎？數以億計的中國人從全國、全世界各地回家過“大年”，似乎已經作了肯定的回答。中國人的信仰，當然不會只在春節回家時體現，既然是信仰，那就必然深入在骨子里，體現在做人與做事的每一個細節中。

 

 

二、崇拜地

 

        有“天”就要有“地”，不然這“天”也就無可承載。過年時，家家都要供奉“天地”牌位，因為“天”和“地”是我們最尊崇的；古時各地有眾多土地廟，還要在農歷二月初二為土地爺過生日。“天”和“地”是分工明確、和諧共事的，《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講“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的運動剛強勁健，相應于此，君子應剛毅堅卓，發憤圖強；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增厚美德，容載萬物。要成為“君子”，那必然要順應“天、地”變化，識時勢為英雄嘛。

 

        地又代表什么，簡而言之，地就是大地，再往曾層次，包含現實主義，安于現狀，不思創新，因循守舊。皇天后土，大地養育了我們，這是真實存在的真理。中國自古就有土地神的崇拜，左傳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為守護社里之主，謂之上公。」。所謂土地神就是社神，其起源是來是對大地的敬畏與感恩；說文解字：「社，地主爺」，顧名思義，社就是土地的主人，社稷就是對大地的祭祀，又有后土之說；禮記：「后土，社神也」；史記·封禪書：「湯以伐夏，祭告后土」，后漸由自然崇拜轉化為人格神；禮記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島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島，故祀以為社。」，此似為社神人格化之始。

 

        中國民間對土地神的崇拜，經歷一個從對土地的自然屬性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的崇拜到對土地神的管理土地權威的崇拜的漫長過程。

 

        俗語云：“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廣大無邊，負載萬物，生財為人所取用，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這就促使人們感謝它；但有時它又像是在發怒，不愿負載，把地上的東西震倒、震毀，使人害怕它。所以漢族民間自古以來便崇拜土地，尊稱土地為“后土”或稱為”土地公”，建立廟宇，按時祭拜，以表其內心崇敬報功的心意。

 

        開始，人們把土地當作自然神，崇拜土地的自然性質及其作用，并向土地直接獻祭，禮拜。《白虎通義》載：“地載萬物者，山地所以得神之由也。”《禮記·郊特牲》也說：“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從這些史書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漢族先民崇拜土地的原因，是因為人們看到土地廣大無邊，負載萬物，生財為人所取用，人們要依賴它才能生存，所以才要“親地”，即崇敬土地，才要“美報”，即酬勞其功，進行獻祭。

 

        殷商的時候，土地崇拜就開始由自然崇拜轉化為崇拜擬人化的土地神了。如殷時就有將土地神分為東西南北四個方面進行條記的現象。而到了周代，管理東西南北的土地神，變成了五位之神，完全擺脫了土地的自然外殼，并且將傳說中的人物或歷史人物封奉為各方土地的主管神。《淮南子 時則訓》說：“東方之極……大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南方之極……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中央之極……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西方之極……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北方之極……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這五位之神，本質上已不是土地自然神了，而是五個地區的土地掌管神。

 

        隨著西周分封制的建立，土地神還出現了等級分劃。當時人們把土地神稱社神或社主，有時把祭祀土地神的地方也叫做社。《禮記·祭法》中就記載著各階層立社之事：“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禮記·郊特牲》中也說；“天子之社，祭畿內之地祗也。諸侯之社，祭一國之地祗也。州社，祭一州地之祗也。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亦各視其所居之地，以為神之所生而祭之者也。”由此可見，早在西周的時候，由土地自然崇拜發展起來的社神崇拜，由于統治階級的大力推廣，在漢族民間已有廣泛的基礎。而且地神崇拜也帶有了地方性，并也和王侯大夫分成等級一樣，也存在著大小社神。

 

        春秋戰國以后，土地崇拜又有所發展。這時的土地神已經不單是掌管有關土地事務的神靈．而變成了國、州、郡、縣、鄉、里各級的社會保護神了，所以人們在農業方面的事務要求助于社神。免除災禍要舉行社祭，打仗出征或凱旋歸來也要舉行社祭，甚至連天子踐位，分封諸侯，互相誓約，有重要的事，都要祭社。這就說明，這時人們崇拜的已經不是土地的自然屬性，而是異己的社會力量，是人們把某些異己的社會力量集中于社神身上而加以崇拜了。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一直到明清時期，出于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社會的建立，中間層次（諸侯、大夫）的社神隨著它所依附的階層的消亡而消亡，盛行起來的是國家祭掃的后土和各鄉里村社祭掃的較小地區的社神。這一歷史時期，由于傳統的土地崇拜觀念在漢族民間得到普遍的信仰，因而關于土地爺的傳說也就相當多，其人格化現象也就更加明顯。有的布衫革履，如農夫狀；有的蒼髯赤面，似武大形；有的家室齊全，老稚滿堂。并且常有某人死后受天帝任命為某地土地神的傳說，而切土地神也與陽世的官吏一樣，需要更代輪換。如黃斐默在《集說詮真》中摘錄了《瑯琊代醉編》中的一則有關土地神的故事后說：

 

        今之土地祠，幾遍城鄉鎮市，其中塑像，或如鶴發雞皮之老叟，或如蒼髯赤面之武夫。問其所塑為準，有答以不知為何許人者，有答以已故之正人某者，姓張姓李，或老或壯，言人人殊，但俱稱土地公公，或祈年豐，或禱時雨，供香燭、焚褚帛；紛紛膜拜，必敬必成。

 

        《古今圖書集成》所引的《駒陰冗記》中也有這樣一則關于土地夫人嫁廟神生子的有趣故事：

 

        中丞車橋顧公璘，正德間知臺州府，有土地祠設夫人像。公曰：“土地豈有夫人！”命撤去之。郡人告曰；“府前廟神缺夫人，請移土地夫人配之。”公令卜于神，許，遂移夫人像入廟。時為語曰：“土地夫人嫁廟神，廟神歡喜土地嗔。”既期年，郡人曰：“夫人入配一年，當有子。”復卜于神，神許，遂設太子像。

 

        《夷堅支志》癸卷四“畫眉山土地”條中也有關于楊某死后被任命接替鄭某為畫眉山土地神的記載：

 

        候官縣市井小民楊文昌，以造扇為業，為人樸實安分。每售扇皆有定價，雖村人及過往收市，未嘗妄有增加。稍積余錢，則專用養母，自奉甚薄，閭井頗推重之。一日出街，焱閃仆于地，若氣厥。少頃復蘇，語路人曰：“適間逢黃衣人，持文碟在手。外題云：‘拜呈交代。’接而視之，云：‘楊文昌可作畫眉山土地，替鄭大良。’我應之曰：‘喏。’逐豁然而寤，此必不佳，吾甚以為優。”有與之喜者，掖以還家。明日，劉母與妻子，沐浴而逝。時慶元元年春也。歲晚，客至閩，楊之子因其來買扇，從客話及前事。客言：“畫眉山者，正在西川嘉州。郡人盡談今年二月內，多夢新土地上任。今比之昔時，頓覺靈顯，一邦奉事甚謹。”楊子乃知父為神云。福州醫李翼說親睹其事。

 

        需要說明的是，在唐代，由于城市的迅速發展，唐王朝崇奉城市的守護神城王爺，城市中以供奉城隍為主，于是在城里土地神的轄區縮小，成為城隍的下屬神，即后來所謂的“當坊土地”。但由于比起身著官服，儀表威嚴的城隍神像來，土他神則是右手拿手杖。左手執元寶的老人福像，為廣大民間百姓十分信賴，頗為親近，所以土地崇拜在漢族民間仍然十分盛行。可以說凡有人煙處，都敬土地，有些地方還為土地老爺配了一位女人，在土地廟中合并祭祀他們兩口子。人們凡有不幸、災難、苦惱，都要前往土地廟燒香祭拜，祈求保佑。

 

        從中國民間對土地的祭拜的演變過程，我們清楚地看到，漢族民間完全是根據人世的機關制度、倫理道德來塑造土地神像的。所以才給土地神配了夫人，把上地神看作是與陽世的官吏一樣，需要更代輪換，而當城市迅速發展，城市里崇拜城隍爺的時候，土地爺又變成城隍爺的下屬神，這在土地崇拜的這一演變發展過程中，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

 

        在一般民間的信仰中，神明多半會有明確的出身，但土地神的出處很多，眾說紛紜，傳說之多不勝枚舉，此舉一例。

 

        周朝一位官吏張福德，生于周武王二年二月二日，自小聰穎至孝，三十六歲時，官朝廷總稅官，為官廉正，勤政愛民，至周穆王三年辭世，享年一百零二歲，有一貧戶以四大石圍成石屋奉祀，不久，由貧轉富，百姓咸信神恩保佑，乃合資建廟并塑金身膜拜，取其名而尊為「福德正神」，故生意人常祀之，以求生意發展。

 

        民間信仰中，土地神是有任期限制的。甚至有德之人死后，可被上帝封為土地神。如蒲松齡聊齋志異書中，就有一位溺死于河中的「王六郎」鬼魂，頗有慈愛之心，不忍以一位抱著嬰兒的婦女為替身，被上帝任命為鄔鎮的土地神。

 

        山西運城后土祠就是土地崇拜的代表，后土祠位于運城市西北40公里處黃河岸邊廟前村北。后土圣母是中華最古之祖，土地最尊之神；后土祠又是海內祠廟之冠，北京天壇之源。它作為華夏根祖文化的源頭，已越來越顯現出其深邃的歷史文化內涵。

 

        據史載：4000多年前，軒轅黃帝“掃地為壇于　上”祀后土。堯舜二帝，夏商周三王在此辟壇構事。2000多年前，漢文帝建廟，漢武帝創建后土祠，并8次巡幸，在此留下了膾炙人口的千古絕賦《秋風辭》。唐明皇開元年間3次到萬榮祭祀后土。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到萬榮祭祀后土，并御制御書了《汾陰二圣配饗之銘》碑。從漢代至宋代歷朝皇帝先后24次在萬榮汾陰祭祀后土。明清時皇帝祭祀后土的儀式，遷徙于北京天壇。

 

　　北宋時期的萬榮汾陰后土祠，莊嚴弘鉅，為海內祠廟之冠。后土祠廟貌圖碑所記，廟南北長732步，東西闊320步，約合南北長1204.14米，東西寬526.4米，面積為633859.29平方米，是現存后土祠面積的25倍，比北京故宮還要大。所以說后土祠是海內祠廟之冠，中華之最！

 

        據《中國古代建筑史》載，北宋后土祠是按照最高標準修建的，與文獻所載北宋東京宮殿大致相同。北京故宮在建筑布局和技法上，繼承了萬榮汾陰后土祠的建筑特點。祠內的代表建筑“秋風樓”巧奪天工，品字戲臺國內外罕見，正殿、獻殿的石雕、木雕、琉璃飾品等精妙絕倫。萬榮后土祠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象征，是中華民族生息繁衍文明發展史的見證。   

                              

        據《資治通鑒·漢紀七》記載，汾陰后土　祠正式建廟始于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另據《史紀·孝武本紀》記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改廟為祠。

 

        古之帝王即位，均要郊祠社、稷。萬榮后土祠，是明以前歷代帝王祭祀后土的廟宇。據史料記載，早在原始社會，這里就是軒轅黃帝掃地而祭之所。后土祠位于我國歷史上盛稱為“汾陰脽上丘”。所謂“脽” ，是因此地背汾（河）帶河（黃河），自然形成一條長四、五里，寬二里有余，高十多丈的長阜。因東周時屬魏，故又稱為“魏都”。漢武帝劉徹即位，把祭祀后土列為國家一件重要大事。從元鼎至天漢元年，漢武帝八次巡幸汾陰祀后土，設壇施祭，大筵群臣，中流飲然而賦千古絕調《秋風辭》。元鼎元年六月得寶鼎于祠旁，即興作《寶鼎之歌》，并改年號為元鼎。

 

        西漢宣帝、元鼎、成帝、哀帝和東漢光武帝，相繼來此祭祀不下10余次。唐明皇先后三次巡幸，并將后土祠加以擴建，其規模壯麗，同于王居，號奉祗宮。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先命人對祠作了修葺，廟貌倍益增麗，次年亦來親祭，還為后土祠親撰了《汾陰二圣配饗之銘》碑（蕭墻碑），現仍完好地保存于廟內。現廟內明天啟年間重刻的金代廟圖碑上，記載了宋代以前歷朝立廟致祠實跡。該祠在明以前是皇家祭祀圣地，而后屬民間祭祀的廟宇。

 

        明萬歷年間，由于黃河沖刷，脽丘塌陷，后土祠擇地遷建。清順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黃河泛濫，后土祠被淹，只留下門殿及秋風樓。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秋，黃河決口，后土祠建筑蕩然無存。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榮河知縣戴儒珍將此祠移遷于廟前村北的高崖上，這就是現在的后土祠。廟內現存建筑有山門、井臺、獻殿、香亭、正殿、秋風樓、東西五虎配殿等，建筑宏偉，結構精巧。山門與井臺組成國內罕見的“品”字戲臺，對研究中國古代舞臺形制提供了重要例證，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值。正殿琉璃飾件光彩奪目，極為珍貴。各建筑物上的懸雕，玲瓏剔透，栩栩如生。

 

        主要建筑秋風樓，位于祠的最后，憑河而立，崇峻壯麗。樓身分三層，磚木結構，十字歇山頂，高32.6米，下部筑以高大的臺階，東西貫通，其上各雕橫額一方，東曰 “瞻魯”，西曰“望秦”。正面門額嵌有“漢武帝得鼎”和“宋真宗祈祠”石刻圖。線條流暢、形象逼真，全樓結構玲巧，形制勁秀，因三層藏有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鐫刻漢武帝《秋風辭》碑而得名。

 

        現存后土祠，雖不及唐宋時之壯觀，但其布局嚴謹完整，仍為國內最具規模的后土祠廟之冠。近年國內各界人士，港、澳、臺胞及海外華僑，尋根問祖，慕名而來，祭祀后土，絡繹不絕。祈禱后土圣母所轄九州，五谷豐登、國泰民安、世道升平、物阜民豐；保佑全家健康平安，興旺發達，萬事如意。尤其在后土圣母誕辰之日（農歷三月十八）廟會期間，善男信女，商旅游客，摩肩接踵熱鬧非凡。
 

 

三、崇拜祖宗

 

        中國人的宗廟在文革中遭到浩劫，都毀滅了，中國人的信仰危機終于爆發了，維系中國人只有三代以內的親情。衡量中國人的信仰，以前村村有祖廟、家廟及記錄每個人信息的家譜，每一次社會大變革，都是對華夏文化的摧殘，每一次朝代更替，每一家族文化都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折射著中國人的信仰，縣城有文廟（孔廟）、武廟（關廟），著獨特的文化顯現透視著中國人的信仰。信仰危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人需要重新塑造信仰。

 

        人是否必須有某種超越性信仰？無此信仰，健全的社會秩序有沒有可能維系？這是古往今來所有哲人思考的終極問題。而中國歷史，為思考這個命題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素材。

 

　　傳統中國人是有強烈的宗教信仰傾向的，因而形成了至少四種類型的信仰體系：第一類是天道信仰，它帶有強烈的政治性，通常由最高統治者祭天。由此又衍生出一些與時間、空間有關的信仰，比如祭祀名山大川。中國人的節日也多是依據天道信仰被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時間節點上的。春節就是依據天道信仰確定的最為重要的節日。

 

　　春節，建國之前，被稱為“元旦”。“元”字在古代具有相當神圣的意義：《春秋》經文開首謂：“元年，春，王正月。”漢儒何休解釋說：“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春者，天地開辟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季之始，正月是十二月之始，元旦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既然春節如此重要，則一年中最為重要的祭祀活動都在此期間進行。中國人的第二類信仰體現為民間信仰、基于萬物有靈論的神靈崇拜，比如門神崇拜、灶神崇拜、財神崇拜等。春節期間，人們會祭祀這些神靈，祈求幸福。中國人的第三類信仰是佛教、道教這樣的宗教，春節期間也會有一些宗教性活動。

 

　　春節期間最為重要的宗教活動還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國人的第四種信仰。這種信仰起源甚早，宋明以降，已形成今日人們所看到的祖先崇拜的各種禮俗，以春節為重頭戲所在。筆者所記憶的年俗中，就包括祖先崇拜。長輩會拿出祖先軸卷掛起，正月初一早上，要跪拜祖先。此前有祠堂，則祭祀祖先的儀式更為隆重。

 

　　這種祖先崇拜，乃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一種重要機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暫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懼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義的個體，必然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進而對他人的生命不負責任，對社會不負責任，社會秩序將因此而潰散。

 

　　對于并不信仰絕對的上帝的中國人來說，祖先崇拜讓必死的肉身獲得了永恒性。祖先崇拜意味著人們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從遙遠的祖先那里傳承下來的，又將向著未來傳承。這樣，個體就突破了當下時間的局限，置于從過去到未來的永恒的時間之流中。個體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義：個體的肉身承載著家族的價值，這個環節的缺乏意味著家族價值傳承的中斷。因此，個體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讓生命呈現出飽滿的形態，這是祖先和子孫共同要求的。

 

　　也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會功能，曾子的一句話對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認真地對待喪禮、誠心地祭祀祖先，意味著個體清楚，自己乃是時間之流中的一個環節，乃是時間性共同體中的一員。由此，個體會約束自己的行為，而這一點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會中每個人都能自我約束，自然會形成一種優良的社會秩序。

 

　　另一方面，春節祭祀祖先的禮儀總是合族進行。平時分散的人們，借著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機會，聚集于一堂。在這樣的社會性儀式中，人們會建立起某種秩序。共同的祖先也會縮小人們之間也許因世俗的物質糾紛而產生的精神距離，拉近情感。也就是說，祭祀的禮儀可以在人際空間上建立起某種關系。

 

　　由上述兩點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會功能。惜乎過去一個世紀，在啟蒙觀念和政治運動的沖擊下，祖先崇拜似乎趨于淡化。這首先發生在城市，進而波及鄉村。如果慎終追遠乃是厚德之道，那么，祖先崇拜的淡化，當然就是薄德之途。當下社會秩序的緊張乃至沖突，與此大有干系。

 

　　有人會說，祖先崇拜趨于淡化的根源是經濟、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此為似是而非之說。歷史上，祖先崇拜最為濃烈的時代，也正是中國經濟大規模商業化之后。而商業化最發達的地區，如明清時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區。今日江浙商業經濟高度發達，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說恢復得相當完好。這一事實揭示，商業未必沖淡信仰，有時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們對商業性社會人情淡薄、保持共同體意識而創生、維持的一種文化、社會機制。

 

　　因此，當代中國文化與社會重建的難題不在于外在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在于人們是否具有文化自覺意識，尤其是社會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覺意識和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