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吏為師是李斯的發(fā)明，經秦始皇認可，便成了秦朝的國家政策。事見《史記·李斯列傳》和《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

    私學起于孔子，但孔子的學說在他生活的時代始終未被各國君主采納。他雖然東跑西顛兒，游說諸侯，卻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沒有可能利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他的“主義”。何況那時諸侯割據(jù)，各懷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學，買家既多，賣家亦夥，誰也沒有力量一家獨鳴，于是形成了兩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爭鳴”。

    三

    秦滅六國，一統(tǒng)天下，總要號令劃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賓服”的氣象。但各家之學，紛然不一，書生意氣，議論雜囂，讓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權臣聽著心煩。為君王信用的學派便乘機從政治上構陷其他學派，把學派之爭歸結為君權的存廢、政權的爭奪。于是，除了當權的主流學派，其他一概廢止。不聽話的就從肉體上消滅。雖然不可能統(tǒng)統(tǒng)殺掉，但坑殺幾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統(tǒng)之后的思想一統(tǒng)。

    四

    但思想的非物質性，使它不能靠一紙禁令或兵火加以滅絕，各種所謂“異端”，仍會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為了維持思想的純正，必須要有裁決正誤的威權。誰有資格？李斯的發(fā)明是:“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秦始皇一個“可其議”，使這一發(fā)明成了中國幾千年思想統(tǒng)制的不二法門。

    五

    “以吏為師”的算盤大致是這樣打的:吏是層層挑選任命的，吃著皇糧，拿著俸祿，畢生的富貴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著，應當能夠唯上之命是從；吏的利益是與政權興替拴在一處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應該不會做出損害政權的事情來；吏所受的訓練是熟悉法律條文或政府的詔令，然后照章辦事，不越雷池，因此應該不會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傳授權和裁決權交由吏來執(zhí)行，為的就是在思想領域杜絕“異端”。

   六

    李斯的“以吏為師”究竟如何實行，還需要細加考證，粗略說來，大致有三:

    一是燒書。除了醫(yī)藥、種樹、卜筮之類實用之書，統(tǒng)統(tǒng)燒掉。“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那時沒有“破四舊”這樣的術語，但指責讀百家語的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責帝王將相古人死人統(tǒng)治舞臺之類取向是一樣的。天下只燒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見異端，使心不亂。

    二是鎮(zhèn)壓。那時還沒有發(fā)明“群眾專政”和“大批判”一類花樣，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鎮(zhèn)壓手段——“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傳授，只準以吏為師，學著做忠于上、勤于事、習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當會說話的工具就成。

    三種辦法歸于一，即運用政權的力量禁絕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現(xiàn)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傳世的學術著作，只有一個發(fā)明“以吏為師”的李斯和一樁焚書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論述秦代思想史的單調話題。以吏為師實行的結果如何，未見記載，但從秦王朝的二世而亡，應當可以猜出一些究竟。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期，毛澤東發(fā)動“大躍進”，提倡解放思想，號召官員不要怕大學教授，可能是想剎一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威風”吧。一時，高級官員紛紛以到大學兼任教授成為時髦。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由我就讀的復旦大學頒發(fā)聘書，擔任了教授，頗有一些“以吏為師”的氣象。但是，直到我大學畢業(yè)，“柯教授”只到學校做了一次形勢報告，以后就再沒了影蹤。這已是距始皇帝兩千年以后了。足見“以吏為師”之難。

    八

    從技術上說，“以吏為師”不過是異想天開。官吏有繁雜的政務，教書要鉆研學問。整日忙于政務，哪里還有時間潛心于學問。不說本來沒有學問，就是原本有學問的，幾年官當下來，也勢必荒疏而且落伍。所以官員與治學路屬殊途。一天到晚做學問的官員絕不是稱職盡責的官員；一天到晚鉆營政務的學者也絕不會是優(yōu)秀的學者。所以，直到今天，因為當了大官就要評兩院院士；因為有了教授頭銜就到處兼職政務，一直還是被人戳脊梁的事情。

    九

    李斯發(fā)明、始皇帝批準的“以吏為師”，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純正，一有異端，即予鏟除。但難處是在思想的對錯很難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新思想幾乎都是突破了舊有的法度律令才能產生，所以在刻板的官吏眼中，新思想就都成了應當鏟除的異端。“以吏為師”的結果，勢必走向扼殺一切新思想而使思想界同歸沉寂。

    李斯夢以整肅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頭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歡心，一切言談也都成了應予鏟除的異端。當他父子將被腰斬于咸陽的時候，才醒悟到牽著黃狗、擎著蒼鷹出老家上蔡東門追逐狡兔的日子，已是再也不能的了——“以吏為師”呀！

    十

    今天的時代是需要繼續(xù)解放思想的時代。眾彩紛呈才是思想界繁榮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榮，才會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論著作出現(xiàn)。思想的正誤不宜匆促便下結論，不宜由官員斷下結論，更不宜憑官階大小分配決定對錯的權力。思想只有在實踐中，在論辯中，才能日益豐富、日益完善，日益趨近于真理。官吏對于思想發(fā)展的職責，應當定位在為活躍思想、繁榮學術創(chuàng)造適宜的社會環(huán)境和工作條件，而不是充當裁決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誤或不足，交由學術界討論，交由實踐檢驗，交由時間考驗，恐怕是更聰明、更睿智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