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哲學與智慧，它們包括中國文化與中國精神，都離不開“技術操作”。

　　當然，這種技術層面上的操作，與古哲先賢的思考，是有互動作用的。甚至不是沒有誰先誰后的問題，而是人與自然的一種耦合。

　　只有耦合，才能通向圓融與中和。這就是“和如羹焉……君臣亦然”與“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就是五味調和、五音俱全與萬事圓融。

　　五味不能只有一咸，五音不能只有一宮，陶器不能只有一黃，還要青、白、赤、黑，五色俱全。

　　但是，從技術層面上講，制陶當初，就將赤、青、黃、白、黑五色“絞”在一個陶胎上，就是能“絞”，但過火之開裂問題，也是不能從技術上予以解決的。

　　也就是說，在同一陶器上，五色和諧存在，是當初的燒造技術所不能支撐的。

　　隨著技術的發展，兩種乃至三種不同顏色的泥土調和在一起，能夠燒成器物時，古代陶工怎能不付諸實踐，在同一器物上鑄造五色調和？

　　是故，先有了鞏義窯的絞胎陶，再有了當陽峪窯的絞胎瓷。

　　大都是兩種顏色的泥土或瓷土相絞，少數也有三種質性不同的泥土或瓷土相絞。

　　從色彩細分上說，專家一般把絞胎胎體的顏色視為白、褐二色；對于像我這種對顏色并非敏感的人，特別是對色盲而言，就是黑、白二色耳。

　　因此，我愿意相信，唐、宋之人在絞胎胎體上探索的，無非就是個二色調和，陰陽相生；他們解決了的，也只是以胎裝飾瓷器中的二色相生相克的問題。至于將五色瓷土在絞胎瓷上的調和裝飾，也許他們嘗試過，偶爾能夠見到的，也就是個三色相絞。

　　當此之時，以釉色裝飾瓷器，因“鈞紅”的成功創燒，而有了五色調和的瓷器——鈞瓷。宋代鈞官窯完成了“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夢想，是中國陶瓷史上的偉大創舉。

　　如果說鈞官窯以五色之釉裝飾瓷器的創新，還走在當陽峪窯只能以二色之胎裝飾瓷器前面的話，（以胎調和五色，主要出自人工；以釉調和五色，主要仰仗窯變；倘若強說難度，以胎人工調和五色，更為困難一些——絞胎裝飾做到五色和美，難；燒成絞胎做到不開裂而五色相生，更難）那么在器型上，鈞官窯的代表之作，主要是復古，學習青銅古器，如出戟尊等；當陽峪絞胎瓷的代表之作，則主要是創新器型，是不遠流行的玉壺春瓶、梅瓶等。

　　玉壺春是宋代瓷器中具有時代特征的一種典型器物，其造型，則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凈水瓶（佛家器物，盛裝佛家圣水，簡稱凈瓶，梵名ｋａｌａｓａ）演變而來的。只是凈瓶，盛裝圣水；玉壺春，則常被酒家盛裝酒水。

　　玉壺春基本形制為撇口、細頸、垂腹、圈足，以變化柔和的弧線作為器皿的輪廓線，造型特征是：頸細，頸部中央稍微收束，自頸部下部逐漸擴展放開，過渡而為杏圓狀下垂腹，曲線變化圓緩；圈足較大，或內斂，或外撇。該瓶造型，定型于宋，經宋、金、元、明、清、民國以至現代，都是中國瓷器造型中的一種典型器物。

　　玉壺春瓶既然由凈瓶而來，當初自然要盛裝佛家圣水，而后或裝水以作報時滴漏，或盛酒以作酒家之瓶，再后而變為中國瓷器中典型的觀賞性陳設“賞瓷”。

　　關于玉壺春瓶，一般以為因宋人詩句“玉壺先春”而得其名；也有人說因唐人“玉壺買春”之句而得其名。“玉壺”出現早于宋，實指玉制之壺。因為古人常以瓷比玉，是故，也將瓷壺稱為玉壺。至于“春”，就是酒；“買春”，就是買酒。

　　除玉壺春瓶之外，在圓融寺附近還出土有窖藏絞胎瓷梅瓶。

　　關于梅瓶，清末民初許之衡著《飲流齋說瓷》云：“梅瓶口細而頸短，肩極寬博，至脛稍狹，抵于足微豐，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故名梅瓶。”

　　梅瓶，古稱“經瓶”，實與梅毫無關聯。

　　《宋史·職官志》云：宋代皇帝特設講經制度，請大學士等為高官乃至皇帝講讀四書五經。講經制度衍生出筵席乃至講經用酒——講經結束，皇帝總要設宴款待講官與參加集體學習的官員。“經宴”之上，酒、瓶并美，這種專用的盛酒之瓶，被宋人稱作“經瓶”。“經瓶”裝酒，尊貴至上；皇帝請客，對飲者亦是至高榮譽。

　　自然，“經瓶”也是這一“國宴”的重要標志。

　　“經瓶”雖可插梅，但總歸是酒瓶被后人誤定為花瓶——還是插梅花的花瓶。

　　凈瓶，是佛家器物，演化而為裝酒的玉壺春瓶；至于“經瓶”，就與佛家無關，佛家亦可學習皇家的講經制度，將其引到講說佛經上——只是不再裝酒而已。不然，絞胎“經瓶”當不會窖藏在圓融禪寺。

　　從玉壺春到梅瓶，都可盛水，都可裝酒，都可觀賞……它們的軌跡，或與禪家相關，或與皇家有緣。不然，其不會作為經典器物，自趙宋以降，盛行千年，流行于今。

　　考察其與佛家的關聯，可知其功能演化，可窺其古今之變。

　　概而言之，不知玉壺春瓶與梅瓶的演進，也不曉得圓融寺緣何視其為圣器耳。

　　凡此種種，不是一句流行的“一片冰心在玉壺”，就能一下子說透道明的。□首席記者于茂世文圖【原標題：“當陽峪里說絞胎”系列之三　以絞胎聚魂鑄圓融之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