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xué)者高居翰在《中國繪畫史》一書中，這樣談到明末：“若把明末與現(xiàn)代西方的狀況相比，兩者除流派紛呈這一點相似外，都是無休止地討論原則，系統(tǒng)地闡述理論并將理論用于過去的繪畫，試圖對過去的繪畫進行分類和評價。”

　　明末，董其昌成了當時的中心人物，“由于他是大官，是當時著名學(xué)者和書法家，在繪畫上又最有權(quán)威，因而極其自信，甚至有點自以為是。他在畫學(xué)方面著作很多，重述和加工文人畫理論，除此之外，他寫過無數(shù)畫跋。甚至到今天，他作的鑒賞仍是極為重要的。”

　　而董其昌在中國畫歷史上真正留下的印記，是他將中國繪畫理論進行了新的歸納，影響了后世。在《容臺別集・畫旨》中，他把古代畫家進行了分類，引入禪宗二派的分法，將中國畫史分為“南北宗”的說法，從唐代王維開始，荊浩、董源、巨然、米芾、米友仁到元四家，都是“南宗”。而從唐代李思訓(xùn)、李昭道開始，到趙伯駒、馬遠、夏圭，稱為“北宗”，將復(fù)雜的中國山水畫史，勾勒出文人與非文人兩大流派，而他自己非常推崇“文人畫”的意境，批評“著色山水”和“剛性線條”的北宗畫。

　　董其昌自己擅長畫山水，他很喜歡五代的董源、巨然，元代的黃公望、倪瓚等人。他常見的山水畫都是用純用水墨，或者是在畫面上加一些淡淡的顏色，表現(xiàn)幽靜淡雅的意境。他十分注重師法古人的傳統(tǒng)技法，題材變化較少，但在筆和墨的運用上，有獨特的造詣。他的繪畫作品，經(jīng)常是臨仿宋元名家的畫法，并在題識中加以標榜。

夏木垂蔭圖明 董其昌 水墨紙本

　　董其昌（1555―1637）明代書畫家、鑒賞家。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后人多以董香光稱之。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神宗萬歷十七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他所倡導(dǎo)的作畫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成為后代學(xué)者尊奉的信條。其“南北宗”繪畫理論影響至今。著有《畫禪室隨筆》、《畫旨》、《畫眼》、《容臺集》、《容臺別集》等著作。

　　這幅《夏木垂蔭》圖，現(xiàn)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畫面上，蔥蘢的樹木，峭拔的山峰，開闊的視野，幽靜的房舍都給人一種仲夏時節(jié)清逸安閑、靜謐幽深的韻味。

　　在作品的構(gòu)圖上，董其昌極力實踐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的指導(dǎo)思想，他有意識地在作品中重現(xiàn)北宋山水那種結(jié)構(gòu)謹嚴，氣勢宏大的風格特征，著力革除晚期吳派山水畫創(chuàng)作中“從碎處積為大山”而出現(xiàn)的細碎零亂與柔弱牽強的弊病，突出強調(diào)畫面的整體氣勢，雖然也有細碎之處，卻表現(xiàn)出山的體積與質(zhì)感。作品用筆渾圓強勁，剛?cè)嵯酀�，正所謂“以直皴填凹凸之形”，尤其是在許多細微之處的短線，用筆沉著老練，穩(wěn)重扎實，最見功力。這和董其昌具有精湛的書法底蘊不無關(guān)聯(lián)。

    狂人徐渭

　　《雜花圖》總長10米多，用十幅紙連綴而成，畫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瓜、豆、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竹，共13種不同季節(jié)的花木瓜果，打破時空的限制，或折枝、或單株、或叢聚、或舒展數(shù)尺，形體不拘一格，集于一圖。并運用了潑墨、破墨、積墨等多種技法，尤以荷葉、梧桐和芭蕉畫得縱橫自如，水墨淋漓。畫面形象所煥發(fā)的筆情墨趣，有輕有重，有剛有柔，有枯有潤，有虛有實，窮盡變化。

　　《牡丹蕉石圖》這幅畫是徐渭水墨大寫意花卉的得意之作。全圖通篇只有牡丹、芭蕉、山石三樣，皆以粗筆潑墨一氣呵成，而通過墨的干濕濃淡，筆的適當交疊，畫出了花和石的生趣盎然。

　　徐文長的故事是很多中國人小時候就熟悉的。作為明代著名詩人、文學(xué)家、戲曲家、書法家、畫家，徐文長（徐渭）的一生可能比故事更曲折。

　　徐渭字文長，生于1521年，號天池道人，青藤老人，田水月等，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他出生于敗落的官吏家庭，年少時父母與兩兄弟都相繼離世，他成為孤兒。他自幼好學(xué)，胸懷大志，他20歲時考中了山陰縣秀才，以后又連續(xù)八次應(yīng)鄉(xiāng)試，屢試不第，期間，哥哥留給他的遺產(chǎn)也被鄉(xiāng)里的惡霸騙走了。

　　后來，他投筆從戎，加入紹興的一支地方武裝，成為閩總督胡宗憲的幕僚，他出謀“擒徐海，誘王直”(倭寇)，屢建戰(zhàn)功，深得胡宗憲的器重。沒想到胡宗憲后來入獄，徐渭也受到牽連，精神不穩(wěn)，在幻覺中以為繼妻與和尚通奸，誤殺了妻子，被捕入獄。后為友人張元汴營救，免于死刑，七年后出獄。

　　關(guān)于徐渭的一生遭遇，有人作了一首“十字歌”:“一生坎坷，二兄早亡，三次結(jié)婚，四處幫閑，五車學(xué)富，六親皆散，七年冤獄，八試不售，九番自殺，十(實)堪嗟嘆!”

　　徐渭曾自稱:“吾書第一、詩第二、文三、畫四。”他中年才開始學(xué)畫，山水、人物、花鳥、走獸、魚蟲無不精妙。徐渭繪畫的成功，首先植根于陳鶴、吳中山和謝時臣的教導(dǎo)，特別是謝時臣濕筆濃墨的畫法，對他影響較大。但這只是徐渭畫風形成的外因，其內(nèi)因有三:一是他雄豪奇拙的性格，二是他深厚的文學(xué)根底，三是他扎實的書法功力。

　　徐渭出獄時已53歲，在這之后，他依靠賣畫為生，桀驁不馴、狂放不羈。他住在紹興前觀巷內(nèi)的兩間小屋里，因屋前有青藤一架，方池一泓，便取名“青藤書屋”，自號“青藤老人”。他的《青藤書屋圖》上題有“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diào)人”，表露了自己貧困潦倒和自己與世道落落寡合的性格。他畫了一幅“田蟹圖”，題詩云:“稻熟江村蟹正肥，雙螯如戟挺青泥; 若教紙上翻身看，應(yīng)見團團董卓臍”，用以諷刺權(quán)貴。

　　他還在《墨葡萄圖》上題詩:“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回顧自己懷才不遇，窮愁潦倒的一生。他為了糊口，賣畫為生，老百姓以谷物、蔬果向他換取書畫，他全答應(yīng);而那些官僚、富商用高價求購，他“皆拒不納”。最后連“幾間東倒西歪屋”也折賣了，貧病交加，最后倒斃街頭，以破席裹尸而葬。

　　在這些花鳥畫中，他縱情涂抹，燥露而有怒張之態(tài)，一反過去文人那種孤芳自賞，而是嬉笑怒罵。他常常通過形象的借喻，來發(fā)泄自己懷才不遇的牢騷，或?qū)κ狼楹蜋?quán)貴進行激烈的抨擊乃至詛咒，開創(chuàng)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明清時代大寫意文人畫風，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清朝的八大山人、石濤，還有“揚州八怪”及近代的吳昌碩，以至現(xiàn)代的齊白石、李苦禪等大家，無一不受他的影響。

　　徐渭除了寫詩、作畫和著書之外，還精通音律和戲曲創(chuàng)作，著名的有《四聲猿》(包括《狂鼓史》、《玉禪師》、《雌木蘭》和《女狀 元》四個雜劇)和《歌代嘯》等，正是以嬉笑怒罵、歌舞戰(zhàn)斗的獨特風格和超越時代的思想水平，成為直追關(guān)漢卿的劇壇奇葩。并有戲劇論著《南詞敘錄》問世，同時還有《徐文長全集》、《路史分釋》、 《古注參同契》等書傳世。【原標題：明末書畫鑒賞:論"南北宗"董其昌和狂人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