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間文學

    1、溫縣《趙氏孤兒傳說》

    趙氏孤兒的傳說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苑中的一枝奇葩。傳說通過救孤搜孤、撫孤復仇等情節，向人們展現了中華民族舍己救人、除惡揚善的民族精神，故事情節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充分體現了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故事頌揚了舍親生救孤兒并忍辱負重的程嬰和以自己性命為代價換取孤兒安全脫險、為正義獻身的公孫杵臼，有力地鞭韃了奸臣屠岸賈，以及昏君晉景公。趙氏孤兒的傳說發生在三家莊，該村位于溫縣城的西北角，南依黃河北鄰太行，焦溫高速公路從村西穿過，東面和縣城緊緊相連，地理位置優越，是溫縣城的黃金地段。

    趙氏孤兒的傳說是弘揚中華民族古文化精華代表作，挖掘整理這一傳統傳說，對于繼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增強民族凝聚力，構建和諧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于種種原因，這一傳統文化精髓，原有的歷史遺存漸遭損失，故事的挖掘、整理、傳承后繼乏人。近年來，市、縣兩級人民政府雖采取了一定的保護措施，但趙氏孤兒傳說的流傳情況仍不容樂觀，瀕危的形勢依然存在，亟待進一步加強保護。

    2、修武《竹林七賢在修武的傳說》

    修武北依太行，南望黃河，歷史悠久；夏商時，始筑寧邑。公元前十一世紀周武王伐紂途中遇雨而駐，修兵練武，遂更名“修武”。

    三國魏晉時期，曹魏宗室姻親的嵇康博才多學、疾惡如仇，因不滿朝政，舉家從京城洛陽遷至修武城北的百家巖。從此，嵇康的好友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也先后來到修武，和嵇康一起聚會在百家巖，飲酒賦詩，弄箏彈琴，議論朝政，品評人物。《魏氏春秋》載：“嵇康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侄咸、瑯琊王戎，沛國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竹林七賢在修武活動長達四十余年，文獻記載詳實，有據可依。因他們在修武期間與當地百姓相與友善、朝夕相處，使修武人民難以忘懷，于是留下了許多美好的故事和傳說，有的雖未被載入史冊，但被修武勞動人民口頭相傳，延續至今。

    竹林七賢傳說故事，情節完整，是各個歷史時期修武人民智慧的結晶。這些民間故事和傳說雖無奢華詞藻，但它們栩栩如生、引人入勝;傳說的內涵、思想、寓意等方面或反映當時現實的社會背景；或反映歷代群眾的美好理想；或反映相關民俗事象的發祥原因等等，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文學審美價值。

    《竹林七賢在修武的傳說》大致可分為五類，其中遺跡類有《酒仙也醉酒》《嵇康諷官》等；濟世類有《嵇康救民》《琴魂傳說》等；民俗類有《修武人飲酒習俗》《七賢澄沙糕的由來》等；賢孝類有《七賢與孝女》《嵇康橫笛的傳說》等；其他類別有《聰明的王戎》《嚇不死》等。這些傳說大部分都與歷史遺存相對應，具有濃重的修武地方色彩和獨特性。《修武人的飲酒習俗》《七賢澄沙糕的由來》等傳說直接關系到修武的民間飲酒文化、民間風味小吃等生活習俗。比如傳說《琴魂》《仙人托夢》等語言生動，具有神奇色彩，反映的是修武群眾的一種審美精神，表達了他們的美好愿望和心境，從側面折射了修武人民的樸實和善良。與竹林七賢相關的民間習俗和審美精神等世代流傳，傳承的不僅僅是一段段故事、傳說，而是一種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勤勞、樸實、善良、勇敢的精神。所以說《竹林七賢在修武的傳說》是歷史留給修武人民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挖掘、保護和傳承《竹林七賢在修武的傳說》乃是修武人民的責任和使命！

    二、 民間美術

    3、孟州《黃河澄泥硯》

    孟州市古稱河陽,位于黃河沖積扇頂部的黃河北岸,境內由西向東有明顯的低山——丘陵——平原的過渡特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傾斜，形成“西陵、南灘、東平原”各占面積三分之一的地貌特征，特殊的區域位置及特殊的地理環境，為黃河澄泥硯的生產提供了特有的生產資料，創造了特有的生產條件。

    黃河澄泥硯，至今已有近一百二十年歷史。光緒三年，創始人李天為，字育卿，自幼隨父學習眼科，一次他在抄寫醫方時，不小心失手將祖傳的一方古澄泥硯摔碎，便根據父親自制用來研磨眼藥陶缽碗的制作方法，采選來黃河泥土仔細揣摹、多次實驗，經過過濾、沉淀、調配泥料等一系列的工序，終于作出一方含津如墨、質地細膩與古澄泥硯無異的黃河澄泥硯。由此他便在學醫之余時常作一些澄泥硯，送給鄉鄰、親朋好友，或前來看病的文化人，一時名聲大震。后來他將技術傳給三子李德讓，李德讓邊行醫邊作澄泥硯，但大部分時間用在制硯方面，李氏之黃河澄泥硯絕技直到第三代李德讓的長子李留照繼承時，已完全脫離醫術，專業從事黃河澄泥硯的制作，并將黃河澄泥硯的制作工藝加以改進，技藝日趨成熟，如今由李留照長子李偉繼承。

    黃河澄泥硯，是利用本地黃河澄泥制成的一種獨特“硯”臺。其外形古樸典雅，體態古拙，古色古香，給人以藝術享受。更有的是它浸涵黃河文化的滋養，充分顯示了黃河兒女對這片沃土的崇尚。但由于現代社會高科技的發展，黃河澄泥硯這一民間工藝的生產受著嚴重的商品大潮沖擊，許多年輕人不愿動手來學習這一傳統民間工藝，造成了傳承人的短缺，帶徒難，嚴重影響和制約著黃河澄泥硯的傳承及發展，使黃河澄泥硯這一寶貴遺產走到了瀕危狀態，亟待保護。

    三、 民間音樂

    4、溫縣《司馬懿得勝鼓》

    司馬懿得勝鼓是優秀的民間打擊樂種之一，主要流行于司馬故里一帶。現唯有溫縣安樂寨村能夠完整傳承并組織較大陣容演出。安樂寨村位于縣城西南13公里的清風嶺上。

    司馬懿得勝鼓是三國時期司馬懿軍中所創編的祝捷鼓樂，稱“得勝鼓”。后傳入民間，稱為“司馬懿得勝鼓”，迄今已有1700余年，歷經滄桑，代代傳承，隨社會的興衰而生存。先后經歷了誕生期、傳承期，低潮期、振興期。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安樂寨村的演出活動得到了空前的振興，譽滿省內外。

    司馬懿得勝鼓樂譜幽深，器具古老，服飾古色，藝術風格古樸典雅、粗獷豪放、氣勢磅礴、感召力強，且流行地域獨特，民眾參與廣泛，蘊含著豐富、深邃的文化內涵，是司馬故里的一種符號象征，具有很高的音樂學術價值、歷史文化價值和現實社會價值。對其實施發掘、拯救和保護，不僅能豐富中國音樂史，活躍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促進對外文化交流，而且對弘揚中華民族精神，提高國民素質，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5、武陟《盤鼓》

    武陟縣地處黃沁之濱，古屬懷州懷慶府，自古以來是逐鹿中原的兵馬走廊，也是黃河、沁河的洪水走廊。每逢改朝換代，各路人馬鼓噪而行奪洛陽、取汴梁。三國時魏晉將這里據為后勤和官貴的休閑之地，竹林七賢武陟就有其二，鼓樂之盛更非他方可比。黃河、沁河三年兩決口為患華北，朝廷每年征用大批民工修堤筑壩，堵口治河，督戰的“催陣鼓”和祭祀河神的禮樂不絕于耳，數千年來武陟人民養成了喜樂好鼓的風氣，村村有社戲和鼓隊。

    誕生在黃沁交匯處的盤鼓，在北方鼓樂中猶具有代表性。它歷史悠久，威武壯觀，霹靂震天。在古代，盤鼓是古代征戰、河工搶險激勵士氣之工具，又是民間祭禮的鼓樂，為民俗活動增添了民間生活的色彩。

    盤鼓的表演一般分為四場：第一場《鬧年》，寓意四方神靈，保佑黎民安康、五谷豐登。第二場《黃河鼓韻》，集中表現出黃河岸邊的魚米豐收的景象以及黃河兒女的博大胸懷和頑強意志。第三場《五谷豐登》，表現了人們豐收的喜悅。第四場《龍吟虎嘯》以激昂的情緒掀起了鼓樂的高潮，將黃河兒女的虎虎生機，錚錚鐵骨活生生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最后以龍的造型，體現出龍吟虎嘯之勢，把演出推向頂峰。

    目前，隨著社會的發展，武陟盤鼓正處于瀕臨滅絕狀態，為了傳承、保護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武陟縣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對其組織引導鼓勵，促其健康發展。

    6、沁陽《鄭王詞曲》

    “鄭王詞曲”（《鄭王詞》和《鄭王曲》），是我國明代鄭藩第六代世子朱載堉運用當時的民歌形式創作的詞曲。朱載堉（1536-1611年），在懷慶府（今河南沁陽）度過了他不平凡的76個春秋。他是明代杰出的自然科學家和文化藝術家，他的成就達到了明代自然科學和藝術科學的頂峰。他一生研究成果涉及我國樂律學、數學、天文歷法、物理、計量、音樂、舞學、文學、哲學等十幾個領域，他最偉大的貢獻，是在世界律學史上創建了十二個平均律，被尊為樂律圣人。

    “鄭王詞曲”系指《鄭王詞分類匯編》和《鄭王曲（工尺譜）》�！多嵧踉~》有多種版本，民國二十四年刻本稱為《鄭王詞分類匯編》，傳稱《鄭王詞》，又叫《醒世詞》、《癡僧錄》。共收錄明藩端清世子朱載堉詩詞147首，七律3首，五律2首，合計152首，約3.5萬字。內容包括述懷、勸勉、禁戒、策勵、感慨、戲謔、超逸等10個類目。懷慶府地處山西、陜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帶，詞曲在河南、山西一帶民間深得人民的喜愛，被輾轉傳抄。

    《鄭王曲》即《工尺譜》，原來在朱載堉改組的同樂會、金鼓會、民間響器和社鼓隊中采編傳抄，至今有400多年歷史。共收編不同曲牌63個，今見最早的傳抄本系清代晚期本。

“鄭王詞曲”流行于懷慶及大河南北、晉東南的廣大地區，沒有明確的譜系記載，僅有刻本與抄本傳世。至于傳誦演奏，除懷梆劇團和民間嗩吶班子保留部分詞、曲外，諸如以花鼓、旱船、圍鼓圈、民間社火等形式也運用表演。

    “鄭王詞曲”自樂樂人，自醒醒世，在民間傳唱四百多年而不衰，可見其精神已深入民心骨髓，可見其實用價值之高，藝術生命力之強。認真保護研究《鄭王詞曲》，將有利于對我國文學史、音樂史與明代社會風俗民情的研究，故有其一定的學術價值。

    7、溫縣《武德鎮抬鼓》

    武德鎮位于溫縣城東北約15公里，與武陟、博愛二縣接壤，南臨濟河，北臨沁水，西連新村，武沁公路東西穿過，往南公路連接新洛大道。

    作為我市民間傳統藝術表演形式的武德鎮抬鼓也叫吉祥鼓，其創編于乾隆年間，距今三百多年，經歷了創立、發展、低落、振興等階段，歷盡滄桑，代代相傳。它將古代的陰陽五行、周易八卦、佛教哲理融于鼓樂之中，用粗獷豪放、氣勢磅礴的鼓樂表達、闡述著當地村民的期望和祈求，同時透射出其悠遠的歷史韻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它保存完整的樂譜，古色古香的服飾，年代久遠的演奏樂器以及極賦特色的演奏方式，更彰顯了其厚重古樸、獨特鮮明的特質。該項活動可在固定場所表演，也可沿途行進演奏，民眾參與廣泛，演員少則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六十人，其不單單豐富了當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凝聚了當地老百姓團結協作、奮進拼搏、自強不息的精神�，F在能夠將鼓樂完整傳承下來，并組織較大陣容演奏的就唯有武德鎮村了，故保護、傳承武德鎮抬鼓，對提高國民身體素質，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責任感，構建和諧社會起著巨大的作用。

    四、民間舞蹈

    8、孟州《火龍舞》

    孟州市槐樹鄉龍臺村，位于城西北20公里處五龍嶺腳下，也是孟州市制高點五龍廟所在地。該村有13個村民小組，約2500人，耕地面積6500余畝。其歷史悠久、民風淳樸，群眾勤勞致富，盛產“蘋果”，有“果香飄萬里”之稱�；瘕埼杈途壸曰睒溧l龍臺村。

    “火龍舞”歷史源遠流長。相傳以前，蜘蛛成精，污染天池造成天旱，玉皇大帝先派青龍前去捉拿，青龍大敗，被困蜘蛛網。大臣建議，又派火龍前去交戰，火龍龍口噴火，燒毀蜘蛛網收降了蜘蛛精。為紀念火龍為民除害，人們開始編排“火龍舞”。

    龍臺村“火龍”造型古樸奇特，極象麒麟，實屬罕見。其制作主要靠身傳口授。根據傳說，疑起源于商周時期，據乾隆57年《孟縣志》中《金石文》記載，該村 “火龍舞”，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期間已在“五龍廟”前參加祭祀鄉賽活動，并且那時已是鼎盛時期，由此推測應該起源更早。幾千年來，歷朝歷代，祭祀風俗代代相傳，保留至今，成為人們祈求風調雨順，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

    每年正月十五期間，龍臺村的“火龍舞”都要到附近各地參加匯演。轆轤圈、三疊脊、龍上桌、龍口噴火、破四門斗、龍纏柱等造型奇特、動作驚險、招式豐富、氣勢宏偉，人在火中舞，龍在火中飛，場面十分熱烈壯觀。其獨特的造型及敘事性的表演情節，使它廣受群眾喜歡，在民間有著廣泛的影響，素有“天下火龍一絕”之稱。

    “火龍舞”代代相傳，承載了人們向往和平盛世，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思想感情，為龍臺村孕育了濃厚的文化氛圍。其無限的研究價值，廣泛的藝術空間，所帶來的社會效益更是無止境的。

    9、博愛《蘇家作龍鳳燈》

    蘇家作龍鳳燈源于博愛縣蘇家作鄉蘇家作村，形成于清道光年間（1826年），由蘇家作藝人黑旦所創，發展至今，已有181年的歷史。舊時每年春節和蘇家作村火神廟會期間，蘇家作人為慶賀一年的勞動成果，期盼來年更好的收成，都要把如龍鳳、麒麟、老虎、孔雀、荷花、魚等象征富貴吉祥的動植物形象制成花燈，除在各家門口懸掛，還根據民間傳說故事，把這些花燈組織起來，各扮角色，進行耍燈跳舞活動，龍燈舞和鳳燈舞就是其中的代表。

    龍鳳燈舞是集體口頭傳承，主要傳承人多為舞燈藝人。據老藝人們講，博愛縣舊時春節玩花燈極為盛行，并有每六十年舉辦一次“大耍燈”的習俗。清道光二年（1826年）是博愛縣的大耍燈年，當時許良、下期城、城關九街等都有龍燈舞，而且舞得非常精彩，為了在這次大耍燈中取得好成績，蘇家作藝人毋黑旦（大名不詳），根據民間傳說故事將龍燈和鳳燈有機地融合在一起，首次演出了“龍鳳共舞”，使全縣群眾大飽眼福。之后，毋黑旦又在龍鳳共舞的基礎上，增加了數十種伴舞燈，編排了精彩的龍鳳呈祥、丹鳳朝陽、百鳥朝鳳、龍游戲鳳、張羽煮海、文王拉纖、劉海戲蟾等有故事情節的燈舞，在當年蘇家作火神廟會期間將龍鳳燈舞演繹到了極致，自此蘇家作龍鳳燈全面形成。

    近200年的形成發展，使龍鳳燈逐漸演變成場面龐大，氣勢恢宏，節奏明快，粗曠豪放的民間舞蹈，加之數十種伴舞燈和群眾耳熟能詳的民間傳統故事作為主要內容，形成了在全省乃至全國唯一的民族民間舞蹈，具有較高的繼承推廣價值和保護利用價值。

    10、沁陽《高抬火轎》

    高抬火轎形成于明清，經歷了四百多年的發展演變，成為百里懷川廣大群眾喜愛的一項獨具特色的民間舞蹈。

    高抬火轎舞蹈藝術的主要發源地是沁陽市山王莊鎮的萬善村。明清時期該村分五大社，高抬火轎的主要表演者都居住在萬南社區，所以又稱為南社火轎。高抬火轎舞蹈表演的歷史可追溯到宋代，當時生活在丹水河流域的人們就有抬花轎鬧新春的習俗，因為抬花轎本身就是一件喜慶的事，所以人們很喜歡這種藝術形式，也很樂意參與這種活動，有著很廣泛的群眾基礎。到了明代，隱居在丹水河畔九峰山下的朱元璋九世孫，布衣王子朱載堉賦予了抬花轎這種民間舞蹈表演藝術更新的形式，更深的內涵。

    朱載堉雖貴為王子，卻不以權勢為意，“筑土室于宮門外，席藁獨者十九年。”他辭爵讓位后，隱居在九峰山潛心著書立說，他經常布衣幅巾，足跡遍布鄉村，了解民間疾苦，對排除世俗等級偏見有著明朗的態度。當他了解到民間的抬轎夫也和吹嗩吶的藝人一樣，被稱為下九流，就想為他們爭到地位。于是，他就對當地百姓十分喜歡抬花轎這種民間藝術進行改進，設計了踩著高蹺抬花轎的表演形式，讓人們用仰視的角度看“轎夫”，用藝術的表現手段來提高“轎夫”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之后，他不斷研究改進，將白天表演改為晚上表演，將花轎改為火轎，把原來的布轎改為紗轎，轎的周圍插上蠟燭，還能噴出彩色的火，寓為火旺、財旺，預示著一年里的生活紅紅火火。除了表演形式的不斷改進外，從內容上也不斷豐富。朱載堉把他創作的民間舞蹈廣泛運用到其中，伴奏用的樂器也是他改進后的管子和嗩吶，打擊樂用的是“金鼓經”中的鼓譜。還把他自己編的“醒世詞”“情理詞”等譜成曲調讓藝人們在表演中演唱。

    高抬火轎是一項大型的集體舞蹈表演節目,場面宏大熱烈，具有很強的觀賞性。但由于各種原因，許多精彩的節目已逐漸消逝，而且隨著一些老藝人的相繼謝世，高抬火轎表演瀕臨失傳。因此，對該項目的搶救和保護工作迫在眉睫。

    五、民間戲劇

    11、孟州《河陽花鼓戲》

    孟州市古稱河陽，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韓愈的故里。千百年來，在這塊熱土上，厚重的文化因子，傳承著鄉野的氣息和書卷的墨香，也創造描繪出河陽花鼓戲這道風情濃郁的靚麗彩虹。

    河陽花鼓戲是河南地方稀有劇種之一，由清同治年間孟州市趙和鎮大馬溝村劉同德、王世芝等人，根據宋、元以來流行于中原一帶的踩高蹺、劃旱船等民歌小調，自設唱腔，所創的具有濃郁地方民歌風格的一種戲曲劇種。

    花鼓戲班成立之后，逐漸向外傳播擴大，至清末民初時，此劇種已有相當規模。僅孟州境內就有民間花鼓戲團50多個，并流行于溫縣、沁陽、濟源、博愛、焦作、嵩山、臨汝、魯山縣等地，上演劇目近百個。每逢演出，觀眾人山人海，喝彩聲接連不斷�；ü膽蛟诿现菥硟燃矣鲬魰�，婦孺能吟，普及率頗高，從家庭院舍到田間地頭，到處都可以聽到花鼓戲的哼唱聲。至今還流傳著“人們去鋤地，唱的是花鼓戲；在家紡線條，哼的是花鼓調”等俗語。

    花鼓戲的唱腔多用“哼”音唱出，按照曲調填詞，凡是一字多個唱音時，各字音的連接用“哼”音唱出，因此，花鼓戲亦稱“哼哼戲”、“哼曲戲”。其唱腔、話白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它的曲牌主要有：疊落、滿舟、太平年、銀扭絲、剪剪花、背宮、陽調、滿江紅、靛花調、疊斷橋、磕瓜子等14種，每一首曲子都如同一首風情濃郁的民歌，曲調細膩、規范、抒情、委婉動聽，大都取材于民歌小調，根植于民間，宜于傳唱，屬于聯曲體的戲曲音樂，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由于花鼓戲來自民間，貼近生活，不受封建禮教和專權舊勢力的羈絆，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被當局以“庸俗、有傷風化”之名通令禁演，從此花鼓戲班大部解散，只有少數民間劇團上演少數劇目延續至今。

    12、武陟《二股弦》

    武陟是殷商舊地戲劇之鄉�！吨袊鴳蚯�通史》稱商代歌舞已成為國家祭典儀式中的重要部分。武陟有商湯墓，是祖乙遷邢（耿）的商代都城。清代《武陟縣志》追述了祭祀歌舞的形式，并說“演戲雖非古禮，然亦古樂之遺也”。1981年武陟老城出土的樂俑，證明漢代武陟隊戲盛行。明嘉靖年間，武陟大司馬村建立了三個廟宇，即元帝廟、三官廟、火神廟，三個廟都有戲樓。傳說，苗丁領班的二股弦戲班在這三個戲樓演出，也到縣城城隍廟、關帝廟戲樓演出。當時武陟大一些的廟宇都有戲樓，可見明代武陟戲劇就很興盛。二股弦戲在當時就從隊戲走向了高臺，成了舞臺戲劇。公元1927年，彰德府（安陽）內黃嘮戲班陳有國得罪官府，逃難來到大司馬，終日在關帝廟賣唱乞討。大司馬二股弦戲班丁春全、苗報慶見他唱的好，其唱腔、調門與武陟二股弦接近、相似，就把他招進了二股弦戲班里來了。陳有國不僅唱念做打樣樣都會，而且精通樂器。二股弦從陳有國身上吸收了內黃嘮子戲的精華，使唱腔更加完美，很受觀眾歡迎。戲班擴建成劇團，增加了許多劇目，成了豫北戲曲舞臺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多次在對臺戲中奪魁。二股弦在武陟曾經發展了西滑封、東草亭、三陽村等四個劇團。

    武陟二股弦不同于二夾弦，是稀有劇種，瀕臨滅絕，需要加以保護。

    六、游藝、傳統體育與競技

    13、博愛《月山八極拳》

    博愛縣北依太行，南臨沁河，歷史悠久，沿革多變。境內風景名勝古跡有月山寺、石沸灘摩崖造像、湯帝殿等。古老的月山八極拳，便發源于歷史上與洛陽白馬寺齊名的月山寺。

    月山八極拳源于博愛月山寺，由月山寺第二代方丈蒼公始創于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至今已有800余年的歷史。據《覃懷志》載：“蒼公名崇蒼，北直隸保定人，武進士出身，因游覽至明月山，遂削發披緇為大比丘”。蒼公在月山寺削發為僧后，在月山寺大佛殿東北側手鑿洞穴，蒼公自書此洞為蒼公洞，每日在洞中潛練拳術，寒來暑往達三十余年，獨創一套曠世武功——八極拳。“八極者，極言八方之遠也”（《體育詞典》327頁八極拳詞條）。此拳用途廣泛，可攻可守，可張可弛。八極拳是蒼公在洞中演練而成，故其勁力剛猛、氣魄雄強，以氣催力，以短制長。因八極拳初創于月山寺，故稱為“月山八極拳”。八極拳初為寺僧強身健體和看寺護院所用。至明永樂年間，已在博愛縣民間廣為流傳。蒼公大師圓寂后，月山八極拳由蒼公大師弟子妙先、妙慶、妙證所繼承。此后，月山寺僧繼承和發展了月山八極拳。月山八極拳繼明永樂年間從月山寺傳入博愛民間后，至清康熙年間又傳入山東、河北一帶。其僧俗相傳，至今已歷二十七代共800余年的繼承發展歷史。目前，八極拳已在河南、河北、北京、天津、東北三省、甘肅、寧夏等省市扎根、開花、結果。英國、美國、德國、荷蘭等國也有大批八極拳愛好者，德國武協主席蓋爾特、國際武聯副主席史密斯、英國武術教練凱瑞曾先后來月山寺和八極文武學�？疾旖涣�。著名歷史學家、武術名家馬明達教授、北京體育大學門惠豐教授多次來博愛考察研究八極拳的繼承、保護狀況，對推動保護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

    七、民間手工技藝

    14、修武《五里源松花蛋制作技藝》

    修武縣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南麓，因獨特的地理構造和溫度等造就了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修武縣五里源松花蛋就是源于修武縣五里源鄉馬坊村。

    修武縣五里源鄉地下水充足，且甘甜清醇，以前還有“漁米之鄉”的美稱。相傳五代時期，燕王劉守光和丞相劉海因看破紅塵，棄官來到風景秀美的五里源馬坊泉隱居，后戲蟾得寶物成仙，隨又造出仙蛋回報當地百性，后又將此蛋的做法傳于民間，一直流傳至今，現在被稱作“松花蛋”，以前叫做“鴨子”。

    五里源松花蛋從古至今在全國聞名遐邇。五里源松花蛋之所以在民間手工食品中成為佼佼者，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其自然環境優美，水源充足，水中生物種類繁多，尤以寄生在石頭中的活蟲為著名，稱為“活石頭”。野放鴨子吃“活石頭”為主食，產下的蛋個兒大、皮薄、心紅，且營養價值頗高；之二，此蛋經加入修武特有的山柴灰、土堿等配料，作出的鴨蛋的蛋清才會出現松枝、柏葉的精美圖案；之三，五里源松花蛋的由來和發展，有著眾多的美麗傳說為證，使人身心得以享受；之四，五里源松花蛋配方和制作工藝以及傳承方式極為嚴格，每個細節都非常講究，雖制作用的器具簡陋、古老，但產品卻做工精良，每枚成品蛋幾乎就是一件上好的藝術品。

    五里源松花蛋是修武人民幾百年來勤勞、智慧的結晶。它是文化、歷史、科學、發展史、美食、營養、地理環境等多種領域的綜合載體，是一項非常值得我們去發掘整理、傳承和發展的民間工藝。

    15、武陟《武陟油茶制作技藝》

    武陟油茶是武陟特產，享譽全國，蜚聲海外。在新加坡，一碗油茶賣到4新加坡元。武陟油茶是武陟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的產物，是武陟人民生存智慧、經商才能的集中體現。

    武陟是黃河、沁河用高原泥沙積淀而成的平原，農耕文化發達，農業產品品種多，產量高。但是由于地處黃沁河“洪水走廊”和改朝換代的“兵馬走廊”，在洪澇災害的兵荒馬亂時，武陟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四處逃荒。逃難路上，炒面是必備干糧和茶飯，在外謀生，用炒面沖成的“武陟油茶”，是本小利大的“生意”。在特定時期、特定地區，武陟賣油茶的人多，當地人把武陟人稱為“賣油茶”的。至今在西安、寶雞、天水，說武陟沒人知道，一說賣油茶的，當地人就說：“知道了，賣武陟油茶的”。

    武陟油茶歷史悠久，春秋秦漢都有記載，在當地傳說中，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在困境中都喝過油茶。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對武陟油茶情有獨鐘。清代康熙、雍正父子，在武陟都愛喝油茶。歷代文人為油茶賦詩作歌，留下不少名篇名句。

    武陟油茶配料講究，風味獨特，營養豐富，窮可充饑維生，富可品味消食，居家餐飲，外出必備。各代梟雄逐鹿中原，途經武陟，必定要炒制油茶粉為軍糧。抗美援朝，武陟人最大的貢獻就是炒制油茶，為最可愛的人充饑。工業化生產后，武陟油茶作為知名品牌，占領了國內外市場。

    16、《四大懷藥種植與炮制》

    焦作地處黃沁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土質獨特，氣候溫和，四季分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使焦作孕育和生長了900多種藥用植物，素有“天然藥庫”之稱。特別是形成了有著獨特外觀和藥性機理的“四大懷藥”，且質優量大，被譽為道地藥材。焦作地區種植懷山藥、懷地黃、懷菊花、懷牛膝已有近3000年的歷史，因焦作古屬懷慶府管轄，所以史稱“四大懷藥”。

    乾隆五十四年，懷慶府河內縣令范照黎作詩曰：“鄉民種藥是生涯，藥圃都將道地夸。薯蕷籬高牛膝茂，隔岸地黃映菊花。”此詩真實地描繪了古代懷川人民種植四大懷藥的歷史場景。千百年來，四大懷藥獨特的藥效和滋補作用蜚聲海內外，向來為醫家所推崇，歷代中藥典籍都給予了高度評價。《本草綱目》記載：“今人惟以懷慶地黃為上。”《神農本草經》也載有：“山藥以河南懷慶者良。”宋《圖經本草》載：“牛膝生河內山谷……今江淮、閩粵、關中亦有之，然不及懷州者真。” 宋代醫學家蘇頌曰：“菊花處處有之，以覃地為佳。”在《傷寒論》、《金匱要略》的方劑中，懷地黃一藥共見14處。

    據《懷慶府志》記載：“地黃、山藥、牛膝、菊花等俱出河內，為貢獻常數。”有史料表明，自公元前734年封建諸侯衛桓公以懷山藥為貢品進獻周王室起，直至清朝末年，四大懷藥一直作為貢品進獻歷代王朝。1962年國家從《本草綱目》中記載的1892種藥材中優選出44種作為“國寶之藥”，四大懷藥俱列其中，懷藥以其無可辯駁的滋補作用而號稱“懷參”，在國際市場上十分走俏，受到廣泛贊譽。

    早在明末，懷慶府的懷藥生產銷售就已形成規模，府屬八縣的藥商紛至府城（即沁陽）開設藥材行棧。之后懷藥聲譽與日俱增，到了清朝中期，城中藥材行棧已發展到100多家。清康熙年間，懷慶藥商形成龐大的“懷幫”隊伍，縱橫全國，相繼在武漢、北京、天津、西安、安國等地修建懷幫會館，并開設藥行，懷藥產品通過廣州、香港、上海、天津等口岸銷往東南亞及歐美各國。而與之產生發展的懷商更是成為了至今還流傳著“南有徽商，北有晉商，中有懷商”說法的重要角色，同時滋養、生發、繁榮著我們獨特的懷商文化。

    “四大懷藥”和由古代懷藥商人創造的懷藥文化、懷商文化，是大自然及懷川的古代先民留給當代焦作人的寶貴財富。同時也使它足以能夠成為我市地區品牌的擔當者，所以保護、挖掘、傳承我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四大懷藥”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