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和包公文化是古都開封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也是潛力巨大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是值得擦亮和做大的城市品牌，也可以看作是開封這座城市精神和文化的支撐之一。大力弘揚包公文化，大張旗鼓地打出“包公牌”，全方位多角度做好包公文化這篇大文章，對于提高開封歷史文化名城在海內外的知名度、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意義。

    包公文化繼承和發揚了儒家文化，內涵非常豐富。

    一

    在封建社會中，清官良吏鳳毛麟角，貪官豪霸比比皆是。作為歷史人物的包拯，清正廉潔，剛毅正直，懲惡揚善，民諺贊譽他：“關節不到，有閻羅老包。”他被譽為“天下第一清官”。包公形象實際上是人們對黑暗現實強烈不滿的一種折射，是對封建壓迫的一種抗議。

    任職監察御史的包公，秉性剛直，鐵面無私，廉潔清正，辦事認真。他看到朝中身居高位、俸祿很高的人，不顧國家安危，不關心百姓痛癢，假公濟私，貪贓枉法，極為憤慨，連續對幾個要員進行了無情抨擊。包公在政治上是堅定的改革派，在革除弊政、清吏風方面，更有全面而深刻的論述和主張。包公在《論取士》中，把取士的當否提到了關乎國家存亡的高度來論述，必須“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其具體辦法有二：一是基本上按照唐天寶年間科舉的方法，由各級負責考試的官員自行處理；二是由朝廷禮部貢舉，直接掌握考試事宜，先由禮部核定錄取名單報請皇帝裁決，而后復開宏詞、拔萃等科，進行擇優選拔。包公為把好用賢去庸關，專門寫了《七事》上書皇上。他認為，所謂賢臣，是那些“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對他們要“委而任之”，不能讓他們受委屈，更不能埋沒才干。所謂庸吏，是指那些“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妒忌賢能，以一己之計”之人，對于這種人“宜速罷免”，不能手軟。只有除掉這些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人，國家才能化危為安、變艱于易。包公為了把好綱紀法制關，在《論臺官言事》中，希望皇上充分發揮諫官的政治權力時，必須嚴懲徇私、防止舞弊。同時，包公要求約束內臣。他認為，內臣為宮廷之侍從，朝夕伴君，與皇帝關系密切，最容易恃恩驕暴、飛揚跋扈，甚至挾持皇帝、欺壓群僚。包公在《論內臣事》中，提出對內臣的過關“制之于漸”，要把禍患消滅于萌芽狀態。包公還在采納群議、賞罰嚴明等方面提出很多建議。

    包公對養廉非常重視，有深刻的見解和切實的措施。包公希望成為名垂青史的于國于民有所作為的杰出人物，必須清心寡欲、廉潔奉公。他輕視貪賄之徒、邪佞之輩如狐鬼鼠雀，其浩然之氣流播萬世而長存。

    二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的珍貴歷史遺產，受到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高度關注。包公弘揚民本文化，以民為本，關心民間疾苦。他為民請命，救災減負，發展生產，懲辦貪官，極受民眾愛戴。

    忠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士人和民間影響深遠。包公是弘揚忠孝文化的典范。他既是一位有名孝子，又是為國盡忠的國家棟梁。

    1027年，包公考中進士，朝廷任他為大理評事，任他為建昌縣（今江西省水修縣）知縣。他的父親包令儀、母親張氏都嫌路途太遠，愿意留在合肥，不愿隨他上任。為此，包公辭去了建昌縣知縣的職務，要求分配一個離家近一點、級別低一點的職務。朝廷又派他為和州（今安徽省和縣）稅監，管理稅收。和州距合肥最近，只有100多公里，他的父母還是不愿離開合肥，讓包公一人去上任。包公兩個兄長已去世，只剩他一人，盡孝要緊。于是，他干脆辭官不做，留在家里贍養父母，在“做官”與“盡孝”的矛盾中，包公還是把“孝”放在第一位，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因而贏得舉世的好評。

    包公在家侍奉父母，直到雙親去世。他把兩位老人安葬在合肥東門外的螺絲崗，還在墓旁搭個草棚，獨自住在里面，恭恭敬敬地守了3年孝，人們都說他是個墓旁孝子。守孝期滿，他又在家住了兩年。他先后在家10年，當時與他同時中榜的人，一個個青云直上。

    后來，朋友們都勸他出去做官，包公也感到當時辭官是為了盡孝，如今孝心已盡，當為國盡忠。于是，他懷著既定的政治方向，告別家園，踏上征途，開始了他光輝的政治生涯。這時，他已39歲，接近不惑之年了。

    三

    包公在青少年求學時代，便具有治國安邦之志。出仕后，他對皇帝、對國家忠心耿耿。這是儒家文化的一種政治倫理，是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包公愛國思想的具體體現。

    這里先說說包公與宋仁宗的關系。仁宗皇帝是一位比較開明的君主，能聽取很尖銳的意見，很了解包公的忠誠，包公也很了解宋仁宗的寬厚。包公去世3年，他的門人張田在整理《包孝肅公奏議題辭》中深有體會地提出，包公的政績和威名與宋仁宗至明上圣有著不可分的關系。沒有宋仁宗的善容正人，包公是很難做出那些政績的。包公之所以能得到宋仁宗的信任，主要是他的真誠、正直、無私和忠孝兩全。可以這樣說，包公因宋仁宗而成名，宋仁宗因任用包公而受到人們的尊敬。明君賢臣，相輔相成，相互輝映，相得益彰。

    在封建社會，皇帝代表國家，忠于皇帝也就是忠于國家。包公的忠并不是盲目的愚忠，他的忠君觀是以能否于民、于國有利為標準。

    在遼國多次侵犯中原之時，包公提出要加強國防，對敵人要來則痛擊、去則防守。

    1045年，遼國派遣使臣，祝賀宋仁宗生辰乾元節，包公作為送伴使陪遼國使臣到國境線上的雄州。包公認為瀛、莫、雄三州都是軍事要地，雄州尤其重要。包公建議，雄州的通判、武官必須特別慎重選拔有戰略指揮才能的人擔任，同時高陽關的主兵帥臣亦必須早日委派，不能欠缺。同年，包公被選為正旦使代表南朝向北朝祝賀新年，到北方視察后，認為代州太守經常調動，不利于國防，包公建議對國防要地一定要精選熟悉邊疆防務的人擔任守將，特別是代州守將，也不要隨便調動，對現任不稱職的代州太守將要迅速召回，另派能干的人接替。包公的建議，增強了宋仁宗和文武官員居安思危的意識，重視國防建設，抑制了北朝侵略南朝的野心，從而保持了國家的長遠安寧、國內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