爨碑局部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小爨——爨寶子碑 （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爨文化是云南重要的歷史文化，始于公元三四世紀魏晉時代而終于八世紀唐中葉天寶年間，被譽為云南地方文化史的三大高峰之一。】

    爨（音“竄”——編者注）文化是云南重要的歷史文化，因其年代久遠、史料匱乏，所涉情況錯綜復雜。在研究領域，從提出那天起，就伴隨著探索、爭論，同時也在研究探索中不斷清晰、豐富，猶如遮掩在歷史迷霧中的明珠，隨著迷霧消散，逐漸向人們展示出它的耀眼光芒。這個始于公元三四世紀魏晉時代而終于八世紀唐中葉天寶年間的滇東民族地域文化，以其豐富深邃的內涵、極為鮮明的特色和深遠的影響成為云南地方文化史的三大高峰之一。面對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進一步研究和認識爨文化，彰顯其歷史價值，對于曲靖乃至云南的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開放交融的地域文化

    爨文化的文化淵源是開放的、交融的。爨文化是曲靖的地域文化，但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受到多種文化的影響，與滇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夜郎文化和楚文化有著極深的關系。從文化傳承的順序看，爨文化直接繼承滇文化，滇文化的生產生活方式等一系列文化因素在爨文化中得到了傳承發展，這一關系從曲靖市的麒麟區珠街八塔臺、三寶五聯等諸多古墓群中發掘出的大量青銅器制品中可以窺見。從文化主體看，在爨文化形成時期，作為統治南中（在歷史上指今天的云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三國時期，南中屬于蜀漢的一部分。——編者注）地區的爨氏家族所代表的南中大姓，多為遷徙南中的中原漢族移民，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思想，隨之而來的中原漢文化因素，與盤江流域原有的經濟文化相融合，使爨文化中保留了較多的漢文化色彩，在大小爨碑中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點。在爨文化發展過程中，巴蜀文化對爨文化的影響也很深遠。蜀漢時期，高度發達的巴蜀文化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輸入盤江流域，諸葛亮南征又將巴蜀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當地，使巴蜀文化影響進一步擴大。興盛于貴州一帶的夜郎文化，由于相近的地理環境和毗鄰的地緣關系，對爨文化也形成了較大影響。“莊開滇”（戰國時期楚將莊蹻率眾入滇，在滇池地區建“滇國”，自稱“滇王”。——編者注）使云南與楚國結下不解之緣，爨文化的主體之一爨氏家族自稱源于楚，這種血緣關系，讓爨文化帶上了楚國遺風。文化的相互影響，使爨文化既有漢文化的某些精華，又帶著鮮明的地域文化特點。

    爨文化的創造主體是開放的、交融的。爨文化的創造者——爨人，不是一個單一民族，而是由以爨氏家族為代表的遷徙南中的漢人、古滇國時期的滇人，即歷史記載的“勞浸、靡莫之屬”為主構成，此外還有叟、昆明、僰（音“勃”——編者注）等其他古老族群融合其中。這些不同群體，在新的組合中，雖獲得了一個共同的稱謂“爨人”，但必然保持著自己的某些原有特征，使得今天我們所說的爨文化，明顯呈現出一種開放交融的狀態。

    復合多元的歷史文化

    從文化構成看，在爨文化的文化形態構成之中融合著經濟關系、政治制度、社會生活、生產結構、宗教信仰、哲學思想、文學藝術以及民族民俗等諸多因素。

    從政治角度看，爨文化中極具地域色彩的“鬼主”活動其實是一種社會組織方式，擔任祭祀的“鬼主”，既是部落的神祀主持者，又是部落政治、軍事的首領。鬼主又有“都大鬼主”“都鬼主”“次鬼主”“大鬼主”“小鬼主”等大小之分，顯示出政教合一的傾向。但在主流政治領域，爨文化長達500余年的歷史過程，爨區的政權結構始終奉行州（刺史）、郡（太守）、縣（令）三級制的州郡制度，從未脫離中原王朝的統治，維持了南中地區的穩定，其文化內涵中因此具有豐富的中原文化色彩。

    從經濟角度看，爨地的經濟方式以農業、牧業、手工業為主，商貿業也占有一定比重，比游牧、半牧半農的經濟水平要高得多。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大致又有水田稻區農業、熱區稻作農業、山地砍燒農業和原始農業四個層次。在牧業經濟的發展中，又分為定居、半定居和游牧等多種不同類型。農耕文明的高度發達，帶來了工商業的發展，主要以井鹽、礦冶和紡織著稱。商業貿易也隨之同步發展，紅河航道的開通及陸上交通的便利，使當時的曲靖真正成為入滇“鎖鑰”。

    從精神層面看，爨文化是中原漢文化與土著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這在文學藝術上體現尤為突出。最能反映這一現象的當屬“兩爨碑”，從碑的形制、書法及碑文看，不僅與中原文化一脈相承，更與老莊思想盛行的東晉風尚緊密關聯。整個碑文的書法風格，不乏南方民族特有的“野”（不守章法）、“蠻”（反傳統）、“怪”（夸張渲染），其民族特色和蠻夷之氣鮮明。在宗教信仰上，復合多元的特性體現更為充分，爨人的宗教崇拜不僅有漢人的祖先崇拜、圣賢崇拜，以及佛教、道教色彩，而且還有土著民族的“巫鬼”“鬼主”和虎、牛、蛇、火、竹、稻、山、水等圖騰崇拜，這些宗教因素交織并行，構成了豐富的精神內涵。在民俗方面則有“遑耶”（古夷語“親家”）習俗、盟誓習俗、文身習俗、喪葬習俗、居住、服飾等習俗，而又以“遑耶”和“明月社”（專供盟誓用的神祠或神壇）最為突出，它不僅是南中大姓為代表的漢族“夷化”的主要體現，更是調整和解決重大事務和矛盾沖突、維持地區穩定的重要方式。

    繼承創新的民族文化

    碑刻最能體現爨文化的繼承和創新。爨文化碑刻蔚為大觀，有《延光石刻》《益州太守碑》《爨龍顏碑》（即大爨——編者注））《爨寶子碑》（即小爨——編者注）《爨龍驤刻石》《祥光殘碑》《爨深碑》等諸多歷史實物。爨文化晚期，以爨氏家族為代表的整個南中漢族全部融入當地少數民族，碑刻文化并未消失在歷史長河中，而是由南中腹地的“西爨白蠻”等新的民族群體繼續傳承。爨碑保持著鮮明的漢文化特點，并在繼承中又有創新。以“兩爨碑”為例，它們的形制、銘文繼承了“魏晉風范”“漢晉正傳”，而書法藝術則打破了已經成型的美學規范，筆畫筆法完全不同于中原書法，充滿了獨創精神，在隸楷之間獨成一體，形成了極高的藝術品位。

    從姓氏也能窺見爨文化的繼承和創新。早期南中各少數民族，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普通群眾，都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姓氏。隨著漢文化的傳入和整個南中漢族的“夷化”，姓氏文化在少數民族中得到廣泛傳播和運用，并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然而，融會中有發展，隨著南中各郡“大姓”家族及部曲（古代軍隊編制單位，借指軍隊。——編者注）的發展和相互間的角逐，姓氏遠遠超出了宗法血緣家族標志和稱號的原有含義和功能，成為以家族組織為單位，集政治、經濟、軍事為一體的社會集團文化符號，對西南邊疆民族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爨文化對“姓氏文化”的創新。

    由此可見，爨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之精髓，下啟南詔、大理文化之先河，它熔多種文化因素為一爐，繼承發展中充滿了巨大創新�？梢哉f，沒有這種創新，就沒有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豐富多彩。在此意義上，爨文化可以為我們在新的時代環境中所進行的文化建設提供有價值的啟示。文化的發展有其歷史繼承關系，將歷史、民族、地緣的優秀文化積淀和優勢彰顯出來，以之作為資源，必然會豐富我們的時代文化內涵。因此，曲靖乃至云南的文化建設，應重視包括爨文化在內的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古老文化的時代價值

    加快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政策、文化、人力、科技等諸多因素的支撐。其中，文化因其引領社會主流意識，引導人們發揮積極向上的主觀能動性的重要作用，成為諸多因素中的關鍵因素。對待有價值的歷史文化，我們要科學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曲靖的爨文化具有開放、融會、繼承、創新這些積極成分，研究和借鑒它，有利于解放思想、激發活力、釋放能量，特別是在城市文化建設中，可以起到更為具體的作用。把爨文化的內涵融入城市文化建設中，可以使我們的城市更具歷史意味、民族特色和地緣特點，增強城市的厚重感和文化品位，還有利于形成城市的凝聚力，最終在城市文化的精神層面形成具有感召力的亮點。

    爨文化豐厚的內涵，提供了諸多能夠轉化為經濟行為的文化資源。因此，可聚合力量打造爨文化產業園區，用恢復重建的方式，再現爨王國的歷史景象，讓爨文化的莊重氣度、迷人氣象成為一個文化景觀，使爨鄉福地曲靖擁有一個直觀的文化載體，對豐富曲靖城市形象和增加知名度將會起到重要作用。

    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傾心于爨文化研究，進行了深入、細致地發掘、整理，撰寫了《爨文化簡史》《爨文化論》等多部著作。但是，爨文化博大精深的內涵，還需要繼續研究和探索�？梢钥隙�，憑借爨文化研究，能夠形成曲靖的一個社科研究方向，甚至可以打造成為曲靖的一個學術品牌。舉辦爨文化論壇、建設爨文化博物館、推廣爨體書法、進行考古研究、發掘爨區史料，解決一系列尚有疑問的問題，不斷豐富爨文化的歷史形象，讓爨文化脈絡更加清晰，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和亞寧（作者為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