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所謂宋代社會“積貧”之說，早已被證明如果指國家財政的長期支絀，入不敷出，或者所言不虛，但如果指社會經濟領域，則完全失實。而一些學者估算宋代的經濟總量即所謂“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論，使得宋代經濟之輝煌似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其所給出的只是一個歷史的“虛像”，而非“實像”。

　　史學是史家與過去永無休止的對話，這句話對于宋史研究領域來說，最合適不過了。

　　長期以來，人們關于宋代歷史的看法，一直隨著時代演進而變化。近代以來，國人痛感國力不強，備受外族欺凌，類比歷史，才使關于宋朝“積貧積弱”的看法逐漸定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人的文化自信心不斷強化，促使學界更改了對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域外也一樣。二戰以后，西方學術界反思傳統的關于東西方文明的看法，開始調整以往關于中國文明長期停滯不變之說，漸次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中國文明“傳統內變遷”說，進而到70年代的中古“經濟革命”說。在這一系列學術進展中，宋代經濟一直是中外學界觀察討論的一個核心議題。

　　這一領域學術史的基本趨勢是一直強調從唐到宋社會經濟的跨越性發展，有時，還伴隨有關于發展水平的估量不斷加碼的現象。近代以來所謂宋代社會“積貧”之說，經多方論證，早已被證明如果指國家財政的長期支絀，入不敷出，或者所言不虛，但如果指社會經濟領域，則完全失實。一些經典的研究案例，例如斯波義信關于宋代商業發展，以及郝若貝關于北宋鐵產量大大超過英國工業革命后1788年的產量等結論，不斷被人引述。1973年，英國學者伊懋可出版了一本歸納性的專著《中國過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中世紀的“經濟革命”。在中國大陸，則有學者稱宋代是中國經濟史“兩個馬鞍形”發展軌跡中的第二個高峰，認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把宋代中國推進到當時世界經濟文化發展的最前列”（漆俠：《宋代經濟史》）。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及在全球經濟總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軌跡也日益成為研究熱點。在國際上，這一學術趨勢還與學界試圖拋棄西方中心論的努力相輔相成。由于宋代在中國經濟史上的特殊地位，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場討論的中心。一些學者試圖估算宋代的經濟總量，集中體現的就是所謂“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論。目前已出現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更有所謂的占世界總量百分之八十的說法，使得宋代經濟之輝煌似乎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這些估算所依據的，主要是英國經濟史學家麥迪遜在其《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960－2030》一書所提出的數據。麥迪遜認為，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時間里，中國人均GDP達到450美元（國際元，1990年美元）。盡管麥迪遜面對缺乏最基本數據的歷史時期，并未說明他到底用了哪種核算方法、具體運算方式為何，才得出這樣的結論，但是他的說法顯然相當迎合公眾對經濟“發展”的執著，也與近年來國人的文化自信相當合拍，經媒體不明所以地渲染傳播，影響巨大。有學者不得不出面厘清，直指其為“瞎猜”（魏峰：《宋代“GDP”神話與歷史想象的現實背景》）。

　　人們學術認識的提高往往是曲折迂回的。現代中國為經濟發展在許多方面所付出的代價，也推動著學者更加冷靜地觀察歷史上的經濟現象。這在方法論省思與史實重構兩個方面都有所表現。前者的典型研究，是李伯重的《“選精”、“集粹”與“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對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的檢討》一文。李文在方法論層面上徹底否定了“宋代經濟革命說”，認為一些研究者用“選精”與“集粹”之法，將某一或某些例證所反映的具體的和特殊的現象加以普遍化，從而使之喪失了真實性。也就是，將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個案性記載集中在一起，拼湊出一幅宋代經濟跳躍式發展的畫面。例如關于宋代糧食畝產量的估算，史籍中留有個別高達6石的記載，不少學者往往將這種相當例外、僅反映局部地區個案性的現象普遍化，結果就大大高估了當時的平均糧食畝產量，其所給出的只是一個歷史的“虛像”，而非“實像”。

　　后者的典型案例，出現在城市史研究領域。大半個世紀以來，學界關于唐宋間“城市革命”現象的歸納，是在日本加藤繁的研究基礎之上不斷累積起來的。其中要點，認為唐代都市的居民區均以坊墻封閉，市場設在特定地域，坊市分離。官府對市場實行嚴格的管控。到唐末宋初，坊墻倒塌，市場管控瓦解，中國從中古的坊市制城市，走向了近古的街市制城市。這也就是由眾多周知的《清明上河圖》所反映的鮮活的歷史場景。新近的研究則指出傳統的敘述失之于片面。加藤繁的結論，大多依據唐代長安的記載所得出，卻被不恰當地推衍到了幾乎所有的唐代城市。例如，大多數縣城連城墻都沒有，怎么可能在其內部構建起分隔居民區的坊墻呢？又如，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年）勅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理解成只允許在一個縣域的范圍之內設置一個正式的市場，這不免與當時交換經濟發達，農村地區“草市鎮”勃興的史實相矛盾。新近的研究認為這個勅令規定所不得置者，當指市令司官員，而非市場本身，這才與歷史的大背景大致吻合。而且，不少個案性記載也表明，許多宋代城市市場仍然集中在唐代以來“市”的地塊，并未如加藤繁所論，原來的市“已經化為單純的地名”“已經不是規定的商業區域”。與此同時，當研究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觀察唐宋間城市發展的種種面相之時，他們也經常忽略發展可能面臨的極限，以及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這在今人關于宋代城市人口的估算中表現得比較突出。研究者為了印證當時城市發展的史實，常常不加辨析地引用一些文學性的記述，夸大了城市人口數據。可見，傳統的研究過于聚焦于唐宋之間歷史的斷裂，忽略了二者的繼承與延續（包偉民：《宋代城市研究》）。

　　事實上，這些修正意見從未否定唐宋間經濟顯著發展、超越中國古代平均水平的史實，其目的只是在于提醒人們，應該掌握估量發展的合適“分寸”，全面觀察它在各方面的影響。有意思的是，學界傾向性的取向似乎仍然對于各種“發展”現象在念茲在茲，而無心于理性的修正，而這大概的確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與反思了。

　　包偉民（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