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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書者說】

　　金石學到底是什么性質的學科呢？

　　金石學除了有眾多而又特定的研究對象，其主要研究任務大致有：搜集、整理、收藏、傳拓、斷代辨偽、造型與紋飾及文字書刻藝術的鑒賞研究、文字識讀考釋、文體文例研究、史學研究。從今天來看，涉及從考古學、文獻學到美術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那么，自然更應看作是一個綜合性的學科。

“金石”之考

　　“金石”一詞早已有之，但所含意義略有不同。考早期所用，大約以下幾種：

　　⒈或取其堅硬之意。《荀子·勸學》：“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西漢桓寬的《鹽鐵論·論勇》：“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則直接言其堅固。

　　⒉泛指制兵器用的材料（或指兵器）。《周禮·秋官·職金》：“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鄭玄注：“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槨之屬。”賈公彥疏：“云‘金石者，作槍雷椎槨之屬’者，皆謂守城御捍之具。”

　　⒊指鐘磬之類樂器。《周禮·春官·大師》：“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鄭玄注曰：“金，鐘镈也。石，磬也。”

　　⒋鐫刻文字的載體。如《墨子·兼愛下》：“子墨子曰：吾非與之并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

　　本學科研究的是有文化意義的金石，則自然包括第4種以外者。

    金石學盛于宋而復興于清

　　那么，我們如何看待“金石學”或“金石之學”呢？依一般看法，“金石學”之稱始于清人。乾隆時人王鳴盛為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作序，以為自古及今金石學名家有歐陽修、趙明誠至顧炎武、朱彝尊等七人，而錢大昕“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而同時之王昶在《金石萃編》自序中云：“宋歐趙以來，為金石之學者眾矣。”按時間推算，王鳴盛的“金石學”早于王昶的“金石之學”，但筆者以為在此時二者完全“同義”。從修辭上看，“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中，因“學”后有一“之”字，則“金石”與“學”間從修辭上是不便再插一“之”的。當然，如此說，并非認為這里的“金石學”和后世的“金石學”有多少區別，而是指這里的金石學其實就是“金石之學”，亦即指研究金石或說治金石之學，而非是指一學問、學科的固定的名詞。《清史稿·文苑三·瞿中溶傳》中言其“為錢大昕女夫，尤邃金石之學”，則此時仍稱“金石之學”，可參。

　　只因對金石之學研究者眾，影響之大，研究成就之高，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名稱也就逐漸固定下來了。

　　按照學界的說法，金石學盛于宋而復興于清。而向來稱“金石”的原因，也是因為金石家們研究的對象基本是鐘鼎禮樂之器和碑碣墓志等金石之物。但后世研究者涉及面漸廣，于是有了定名和研究范圍的討論。

　　1955年，朱劍心為自著《金石學》作重版序，曾有以下之語：

　　案金石之學，實為研究中國三代以下古器物文字之學，盛于兩宋，衰于元明，而復興于清。其學之盛衰，蓋系于古物發現之多寡。而研究者大抵局限于古器物之本身，僅足為證經訂史之一助，與今日所謂考古之學，以唯物主義之眼光，從各種古物以研究古代文化之發展過程，而務其遠者大者，固自有別。然其學為中國過去考古學之核心，千百年來，學者萃其精力于名物制度之考訂，銘刻文字之訓釋，其有裨于學術文化者，功亦匪細。本書之作，不過整理前人既有之成績，而作概括之敘述，藉以發揚我國古代光輝燦爛之文化……今當重版之際，特明數事于后：

　　一、本書涉及范圍，極為廣泛，綜曰金石，實包括古器物之大部。以言類別，則有：禮器、樂器、兵器、度量衡器、雜器、錢幣、錢范、璽印、泥封、兵符、鏡鑒等吉金諸器物；刻石、碑碣、墓志、塔銘、浮圖、經幢、造像、石闕、摩崖、地莂等石刻文字或圖像；兼及玉器、瓦專（磚）、甲骨、簡牘、陶器、冥器之著錄，誠如羅振玉氏之言曰：“宋人作《博古圖》，收輯古器物，雖以三代禮器為多，而范圍至廣。逮后世變為彝器款識之學，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學則專力于古文字，其造詣益精于前人，而范圍則隘矣。古器物之名，亦創于宋人。趙明誠《金石錄》，其門目分古器物銘及碑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譜》，尚沿此稱。嘉道以來，始于禮器之外，兼收他古器物。劉燕庭、張叔未諸家收羅益廣。然為斯學者，率附庸于金石學也，卒未嘗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學。蓋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學，金石學固不能包括古器物也。”（《古器物學研究議》）本書沿用舊稱，則以金石二字之連用，其源甚古，宋人著錄，信而有征；若以今日考古之對象、方法言之，誠非金石之學所能范圍矣。

　　朱氏的意見很明確：⒈贊同羅振玉關于稱“古器物學”的意見。⒉肯定考古學，但在此是關注金石學的歷史意義。而因本著為總結過去，故主張沿用舊稱。⒊因以為“金石二字之連用，其源甚古”，故該書仍用舊稱，這與羅氏看法稍有不同。

　　陸和九先生的《中國金石學講義》看法也類似。其序中有言：

　　金石學者，以文字為主干。而歷代文字之賴以流傳者，則始用甲骨，次用陶玉，漸次用木竹，最后用金石，此固歷史進化之程序也。惟既名曰金石學，必于金石之界限，詳為劃分。而所謂甲骨陶玉竹木各類之有文字者，固與金石并列也。本編有鑒于此，因訂金石學為正編，甲骨陶玉竹木文字為前編，俾學者了然于金石學之本義。

　　陸先生是恪守金石學為“金石”之學的，所以論金石即為“正編”，而按照“歷史進化之程序”，將甲骨等按于“前編”。

　　我們無論從材質角度還是依前文所論，是將“甲骨學”作為一門綜合性學科來看待的。而簡牘、陶瓷等，依今日學科分工，都是專門之學。那么，依上所述，即便不從“廣義”的角度理解，稱“金石學”也應是名副其實的。

    金石學視野的擴展

　　對金石古物，我們可據其器型、紋飾特點與文字風格特別是所記內容，為幫助我們斷代，為我們研究恢復那段失傳的無文字記載的歷史起到極大的作用。這也是我們“考”察“古”物者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我們早年金石學的主要目的。但是，我們今天的興趣點，不止考察研究古物，不只是嚴肅寂寞的學術研究，對于難得的古物，不止是對以稀為貴的珍品的喜愛，更可以欣賞其獨特的造型，多彩的紋飾，優美的文字。

　　因此，由歷史考察研究到美術欣賞研究，金石學家的視野更寬了，并帶動了許多非史學研究者加入了金石學研究的隊伍。研究價值增加了，研究工作的內容自然也增加了。由史學研究到美術研究，從收集、發掘、捶拓一直到收藏、保管，再到流通，金石學已經不可阻擋地從國家收藏的古器物學、史學研究擴大到古董的收藏把玩。后世的金石學著述，往往不具體稱（有時也無法稱）某某物，經常可見的是古董、古玩之名。

　　提到“古董”“古玩”，馬上會有疑問：碑版如此笨重，還有石柱、石闕都十分高大，如何攜帶、把玩？更有摩崖石刻，無法將之與山體分剖開另作賞鑒。但前輩很聰明，他們發明了傳拓之法。于是一塊巨大無比的石刻上的文學與圖像，馬上可裝入衣袖、書箱中。巨大的石刻非個人所有，也不應為一己所占有。而通過傳拓之法，天南海北的同好即可一起玩賞。同理，鐘鼎之類也非一般人力可攜帶、把玩，其體積雖比摩崖石刻小，但對其的觀賞是立體的而非如石刻是平面的，因此又推動了傳拓技術（如全形拓）的進步發展。

　　然而“古董”“古玩”都有“玩”意，這卻是古訓中被力戒的。《尚書·旅獒》言：“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上文曾引之明人陸深《儼山集》家書“吾兒不欲收買古董，甚正當正當；吾所以為之者，欲為晩年消日之資，亦不可為訓也”數語，很能說明這種心理。那么，古董只有證經補史才是正事，卻沒想到從藝術鑒賞來看，正如朱劍心所說，“不啻一部美術變遷史”。

　　至此，對“古玩”似可得如此印象：“古玩”即“古董”，“董”的意思不明，但“玩”肯定是“把玩”之“玩”。既然可把玩，若硬將“古玩”與“古董”區別，只能推想古玩是可把玩的小件古董。另一角度的理解是：當書畫及其他古董無法一一枚舉時，即用“古玩”一詞概括之（“古董”也有此功能）。“古玩”之名還有一意義，即點明了還有把玩欣賞的功能。也便如前文所言，金石學不但有考史補史的意義，還有美術鑒賞的研究價值。

　　當然，無論古董還是古玩，從材質上并不限于金與石。我寫的這部《中國金石學史》畢竟不是古玩研究專著，故基本立足于金與石，但也不全部地記錄傳世與發掘所得的金石之器，總需選取在銘文上、造型上或工藝上等有史學研究價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