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美學在中國的發展已經歷經了將近20年的時光，但我們基本上使用的是西方話語，包括：以分析美學為背景的“環境美學”，以加拿大卡爾松、芬蘭的瑟帕瑪為代表；其二是以現象學與存在哲學為背景的“環境美學”，主要是美國的柏林特，當然還有盡管沒有標示出生態美學但卻是被公認為“形而上的生態學家”的海德格爾；其三是早期的生態理論家，例如著名的美國生態哲學家利奧波特的《沙鄉年鑒》提出著名的“生物共同體”思想以及“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重要理念。這些理論為當代生態美學建設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有其積極的意義。但這些話語在相當程度上與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存在諸多差異，甚至有些西方話語與我們的文化傳統與現實生活難以兼容，就是俗話講的有點“水土不服”。其表現之一是：西方“環境美學”與“環境批評”中仍保留了的某些“人類中心主義”遺痕；表現之二是：它們的分析哲學的理論背景與中國審美文化是有著較大差異；表現之三是：有關“自然全美”論述中的生態中心主義，完全忽略了審美中的人的因素，難以被我們接受；表現之四是：環境美學家們將環境審美概括為對象模式、風景模式或景觀模式和環境模式，沒有擺脫藝術審美的窠臼。    摘自曾繁仁《生態美學的中國話語探索——兼論中國古代“中和論生態—生命”美學》，原載于《中國文化研究》（京）2013年第1期（原標題：生態美學要探索中國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