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繼富

    20世紀初期，民間故事講述活動在中國鄉村十分盛行，民間故事也逐漸被學人記錄下來。然而這些記錄還停留在記錄講述人講故事的語言部分，對于與民間故事講述相關的其他活動則幾乎沒有關注，而這些活動及情景其實是故事意義生成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世紀初，中國學人開始探討民間故事的價值和意義

    20世紀初，中國學人開始從學理上探討民間故事的價值和意義。1923年9月30日北京大學主辦的《歌謠》周刊第26期上刊載了“歌謠研究會”的宗旨。宗旨寫道：“本會事業目下雖只以歌謠為限，但因連帶關系覺得民間的傳說故事亦有搜集之必要，不久擬即開始工作……選錄代表的故事，一方面足以為民間文學之標本，一方面用以考見詩賦小說發達之跡。”

    很顯然，當時采錄民間故事的目的是為了接續民間文藝的傳統，為了尋找文學的源頭和文學的發展軌跡。這一時期，不少學人十分關心民間故事采錄的真實性。1929年劉萬章的《記述民間故事的幾件事》闡述了民間故事搜集整理的原則：“我以為我們記述民間故事的，對于故事流傳的空間，一定要明白地寫出來，這不但（將）那個故事的特質表現出來，并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異同。”周作人說得更為明白：“歌謠故事之為民間文學須以保有原來的色相為條件，所以記錄故事也當同歌謠一樣，最好是照原樣逐字抄錄……大凡科學的記錄方法，能保存故事的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資料價值。”這些表述都強調了對民間故事流傳地、講述空間以及講述言語的記錄，強調了民間故事真實記錄的重要性。

    在現代科學精神的倡導下，很多學人開始從事民間故事搜集、采錄，并將其編輯成書，諸如張清水的《海龍王的女兒》（1929年）、劉萬章的《廣州民間故事》（1929年）等。其中，以“林蘭女士”為名編輯的近40種“民間故事”叢書，影響了海內外學人對中國民間故事的認識。這個時候，人們漸漸意識到民間故事之于中國文化傳統建構的意義，之于文學發源與流變的特殊價值。

    抗戰時期，仍有大批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者堅持采集整理民間故事

    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學習“萌芽狀態”的文藝，鼓勵他們到基層，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學習民間文藝，搜集民間文藝。20世紀40年代，延安掀起了采錄民間故事和在其基礎上創作文藝作品的熱潮。當時的晉綏文藝工作者深入到農村，逐漸地開啟了采集與整理民間故事的工作。1945年以后，接續出版了《水推長城》、《天下第一家》、《地主與長工》三個民間故事集。

    同時期，我國西南地區的文化建設和研究則是另外一番景象。“盧溝橋事變”爆發后，華北和東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學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紛紛西遷。盡管戰亂不已，仍然有一大批知識分子進入西南的彝族、白族等地區調查，在此過程中采錄了大量的少數民族民間故事。比如，凌純聲、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就收錄了他們采集的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等63篇。當時采集這些內容的目標并非采錄口傳敘事，而是學者們在做民族生活、歷史和文化的調查時將民間故事視為民族文化傳統而納入記錄范圍。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對民間文藝的發展更為重視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85年改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便于1950年宣布成立，負責組織、協調全國的民間文學工作。采錄民間故事的活動成為當時文化工作的重要內容，特別是自1954年開展的全國民族識別和民族五種叢書的寫作，大量的少數民族民間故事被采錄上來，為新中國民間故事的理論建設積累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由政府主導的民族識別盡管不是以采錄民間故事為主，但是，因為民間故事被視為民族傳統和民族身份的重要內容而被記錄下來，這些故事有的為了解釋某種風俗習慣，有的講述了人們的某種生活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民族識別過程中記載下來的故事具有身份的屬性和解釋的功能。

    1956年，我國政府先后對蒙古、藏、維吾爾等30多個少數民族進行了社會歷史和語言普查，至1964年調查工作基本結束。此次普查大致摸清了各少數民族的社會歷史狀況，這當中搜集到的許多民間故事也成為民族識別的重要元素之一。這些采錄的民間故事成果集中體現在1989年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叢書·故事大系》中，它按民族立卷，共29種。1995年又在此基礎上編輯出版了《中華民族故事大系》，全書共分16卷，精選了全國56個民族的神話、傳說、故事2500篇，參與講述、搜集、整理和翻譯的人員達7000余人。這個階段搜集的故事集中展示了少數民族民間故事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卻忽視了民間故事傳承人及其講述活動。

    1984年啟動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歷經近20年，動員人力數以萬計

    1984年啟動的“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搜集和編纂工作歷經了近20年，動員人力數以萬計。在這個過程中，對于講述人在民間故事講述活動中的特殊功能則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搜集工作要求搜集工作者要事先了解清楚采訪地有哪些有才華的故事講述家，迅速準確搜集線索和采訪對象。要求搜集工作者要尊重被采訪者，愛護被采訪者，不能不顧他們的時間、情緒和體力條件無休止地一味進行采訪。采錄時要考慮表演者的年齡、性別、心境、忙閑、健康、愛好等諸種因素。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的搜集工作要求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三者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科學性是三性的核心，強調在講述的同時當場記錄，根據回憶來記錄作品被認為不是搜集工作的科學方法。要求“講什么、記什么，怎樣講就怎樣記”“逐字逐句地記，全面地記”“遇到一次搜集一次，同樣認真記錄”。采錄的每篇作品要記錄講述者和表演者的姓名、民族、年齡和出生年月、出生地及移居地、文化程度、職業，作品的記錄地點、記錄人姓名、記錄日期等。對記錄細目的規定實質上就是對故事講述情境的再現。這次的民間故事采錄具體篇數至今沒有詳細統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在后記中談到，短短幾年中，他們通過普查收集到的民間文學資料達73萬件，其中故事16萬余篇，編印的故事資料本就達104種。由此可見，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民間故事采錄活動。

    像“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這類大規模的民間故事采錄工作和成果常被國人引以為自豪，但是，相對于人口眾多、地域廣大、歷史悠久、文化紛呈的中國來說，它仍不夠全面、不夠系統。很大程度上只是口頭語言的載錄和轉換，并沒有把故事當作生活的部分或者活著的傳統來看待。此外，有些故事的語言表述分不清哪些是講述人的，哪些是記錄人的，哪些是整理人的。這些均給這次史無前例的民間故事采錄活動帶來了無以彌補的損失。

    受到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的影響，在臺灣，一些熱愛民間文學的人士也開始著手搜集、采錄和編輯臺灣民間文學的資料集，其中民間故事領域里要算陳慶浩、王秋桂于1993年主編的《中國民間故事全集》最為顯眼。該故事全集達40冊，以20世紀近70年海內外出版發表的民間故事為主要選取對象。此外，同時期出版的還有，由胡萬川擔任總編輯的《臺中縣民間文學集》（26冊），由金榮華主持采錄并出版的《臺東卑南族口傳文學選》（1989年）、《臺東大南村魯凱族口傳文學》（1995年）、《金門民間故事集》（1997年）等。

    進入21世紀后，20世紀前半期的講述人相繼離世，年輕的講述人離開故土

    21世紀，現代傳媒的快速發展嚴重沖擊了中國民間故事講述活動。20世紀前半期的講述人相繼離開人世，年輕的講述人由于種種原因離開故土，鄉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兒童，現代都市文化彌散開來，影響并占據著中青年人的生活，像民間故事一類的傳統文化的生存與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政府啟動了非遺保護工作。到2011年，全國上下已經建立四級非遺名錄體系。在迄今已公布的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中，民間故事類項目達61項。對故事村落和民間故事代表性傳承人的保護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視。

    這一次的民間故事保護工作是在各級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門的指導下，選取各個地方最有代表性的故事村落、故事類型和故事傳承人進行重點調查、采集、輯錄和拍攝，嚴格按照國家制定的申報標準和保護措施開展活動，因此，此次對民間故事的采錄，對于保存和記錄故事產生和生存的空間環境方面更加深入、全面和系統。但是，將民間故事講述活動上升到保護層面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實踐研究還未能深入展開，將民間故事的講述活動上升到研究層面的關注和重視仍顯不足。（本文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原標題：百年來中國民間故事的集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