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作為一個社會行為體，根植于各種社會規則和文化傳統之中，后者建構了國家的認同和行為的利益根源。探究文化本原，我們才能深入了解大國關系發展演變的根本動力和內涵，才能理解國家行為的根本原因和深層動機。理解日美關系如此，破解中日關系難題亦然。

　　日本，東洋彈丸之地，不過億余生民，雖然很多人也會不屑地稱其為“小日本”，但自1968B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一直穩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卻是一個實在不容小視的經濟和科技超級大國。

　　在當今世界各大國關系中，日本與美國或許是最奇特的一對:一方面，如果不是依據國內生產總值，而是按聯合國《包容性財富報告2012》中提出的包容性財富指標進行評估的話，美國的總資本財富約為11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日本的總資本財富約為56萬億美元，依然位居世界第二，中國約為20萬億美元，排名第三;另一方面，日本一直高度依附美國，日美關系一直處于“美主日從”狀態，這與二者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盡管戰后日美關系經歷了一些變化，但日美關系的“美主日從”特點沒有根本改變。日本的政治家甚至自稱“日本就像美國的一個州”、“日本已淪為美國的仆從國或者說屬國”、日美是“夫妾關系”等等。因此，中國很多學者、評論家也異口同聲地稱，日本人在處理對外關系時擅于看人下菜碟，唯強是從。那么，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稍稍回顧一下過去尚未久遠的歷史便知，二戰以前的日本，非但不是唯強是從，甚至或可謂是唯強才與之酣戰。無論是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乃至日本對美宣戰，當時日本的國力都是遜色于中、俄、美的，但日本依舊膽大妄為地依靠偷襲挑起了戰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曾將美國視為不共戴天的鬼畜之國，但戰后卻搖身一變對美國表現出異常的順從，在日本被美軍占領初期所形成的美主日從關系，成為戰后日美關系的原型。進入21世紀以來，歷屆日本政府也一再聲稱其外交原則是“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復歸首相之位的安倍晉三更是極盡討好美國之能事。環視全球，日美間60余年來美主日從的關系絕無僅有，究其原因，顯然日美關系的特點無法完全用現實主義理論強調的“權力”來解釋，因為日本雖然在政治、經濟等權力方面遜于美國，但遠遠沒有到足以使日本如此順從美國的程度。即便承認“權力”是決定國家間關系的主要因素，那么這種外在因素也會因行為體雙方擁有的不同文化本原而有不同表現。這方面的例子在國際政治領域有很多，如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無論哪一場戰爭，美國自身及被其拖進戰爭的發達國家之力量都不可謂不強大，其對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國家組織體層面的摧毀也都不可謂不徹底，但強權對這些國家的文明體的損傷并不是很大，因為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沒有讓美國一廂情愿輸出的民主生根，無論哪一個國家都沒有讓美國再度嘗到當年改造日本的成功之喜悅。比較日本、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在面對美國強權時的不同表現就會發現，文化本原的不同，既可令強權完全發揮效用甚至放大強權的權力效果，亦可抵制強權，使其無效。解釋國家行為體的行為以及國家間關系模式，還必須考慮其各自的文化本原。

　　另外，在當今世界各大國關系中，日本與中國的關系也是令人一言難盡。從文字到藝道，從器物到典章，日本人幾乎一成不變地從中國學去了諸多文化精髓，可以說，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給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響。然而，歷史上也從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給中國人如此巨大的傷害。自甲午戰爭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沒有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中國和日本，比鄰而居，彼此間既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亦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諸多說不清的關系，說不清的恩怨，皆用這四個字帶過:一衣帶水。雖然只一衣帶水，便隔十重霧，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成為埋在中日關系之中的不安因素，戰后一直都沒有得到解決。它時隱時現，時緩時急，嚴重地干擾了中日關系的健康發展，而要從根本上解決該問題，則有必要先理清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么，特別是要深入剖析形成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的心理原因，從文化本原上、從日本國民性上予以科學的解讀。

　　提到科學解讀，人們往往倚重運用統計學的手法，認為用數據說話才是最科學的。運用統計方法獲得一種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類型，使國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趨于實證化，確有其值得評價之處。但是，凡事總是過猶不及，有時偏重數據得出的結論往往僅停留于事物的表象，不僅結論過于膚淺，而且有時甚至結論還會與事實完全相反。

　　例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人士以世界上80多個國家的人們為對象進行的“世界價值觀調查”，被譽為是目前有關國民性的最完備的調查。2005年的調查共設置了82個問題，在其中的一個問題里關于“權威或權力應當受到極大的尊重”的回答上，日本人與其他國家的人呈現出極大的差異。從統計結果來看，在發達國家中，法國84.9%的人、英國76.1%的人認為，在健全的社會中，權威或權力應得到尊重。在允許吸食大麻、實行安樂死的荷蘭有70.9%的人，在以自助、自立為宗旨的美國有59.2%的人回答:權威或權力是必要的。即使在批判權威體制的中國，也有43.1%的人認為權力是需要的。與此不同的是，在日本人中，回答“尊重權威或權力是一件好事”的人只有3.2%，相反，回答“是一件壞事”的人竟占80.3%。(橘玲著《(日本人)》，幻冬舍2012年，第5B7頁)若單憑這個數據來判斷的話，在世界范圍內，很明顯，日本人是一種非常厭惡權威或權力的國民。但是，事實上，但凡對日本社會文化有一點兒了解的人，都不會認同這一數據，因為這與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接觸的崇尚遵從權威或權力的日本人之行為相比，實在是有太大的差異。

　　再比如，關于日本人宗教信仰的調查。在狹長的日本島上，不但到處散落著各種從屬于佛教的廟宇寺堂，而且無論是喧囂繁華的大都市，還是人跡罕至的窮鄉僻壤，幾乎每個市町村都會有其獨自奉祭的大大小小的神社。僅從種類繁多的宗教設施也可以直觀地判斷出日本人是篤信宗教的，但出乎意料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NHK廣播輿論調查所關于日本國民宗教觀的輿論調查卻顯示，大多數的日本人是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2005年8月《讀賣新聞》又實施了同樣的關于宗教觀的全國輿論調查，回答沒有宗教信仰的占了75%。因此，很多歐美人、甚至很多日本人自己，也往往根據這一統計結果，判斷日本人是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據日本總務省統計研修所編輯的《第61次日本統計年鑒2012》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信教人數總數分別約為1990年2億1723萬人、1995年2億1598萬人、2000年2億1536萬人、2004年2億1383萬人、2005年2億1102萬人、2006年2億884萬人、2007年2億659萬人、2008年2億718萬人，與之相對，日本總人口分別約為1990年1億2361萬人、1995年1億2526萬人、2000年1億2692萬人、2004年1億2777萬人、2005年1億2776萬人、2006年1億2777萬人、2007年1億2777萬人、2008年1億2769萬人。也就是說，絕大多數都在口口聲聲地表白沒有宗教信仰的日本人，統計結果卻顯示其信教人數竟然比日本總人口數還要多，而且多出將近一倍。這至少說明，每個日本人其實大概平均在兼信著近兩種宗教。而且，自1980年以來，30多年來的日本總人口數和信教人總數幾乎一直都保持著這種比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奇怪之事呢?

　　2013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張建立歷時10余年精心撰寫而成的《藝道與日本國民性》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共計43萬余字。作者結合自身近20年來修習日本藝道的體驗，以史為鑒，在東亞文化這個大背景下，通過對以日本茶道和將棋為例的日本藝道的考察，分析了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感情模式、行為模式等，并從國民性的視角，針對當代日本政治、外交、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典型案例進行了剖析，對上述種種研究困惑也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解答。雖然作者主要是基于心理文化學的方法進行了研究，但實際上研究日本藝道不僅要涉及植物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心理文化學，還要涉及社會學、倫理學等多學科的理論，該研究成果充分顯示了作者深厚的學問功底。該著作不僅研究視角獨辟蹊徑，而且在研究方法、學術見解上皆有創新，在文獻資料的挖掘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填補了國內日本藝道文化研究和日本國民性研究領域的空白，不僅為我們理解真實的日本人解開了許多困惑，也必將成為探討大國關系與文化本原問題的經典著作之一。 作者：李薇（原標題：大國關系與文化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