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日]野島剛著，張惠君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35.00元

　　諸如臺北故宮與中山紀念堂招標設計中發生的曲折故事、北京故宮與南京故宮為文物歸還大打口水戰引來國家領導人出面干預、溥儀在被逐出故宮前對文物的監守自盜、臺北故宮與沈陽故宮一對國寶級翡翠發簪的確認、遷臺大陸故宮職員從渴望回故鄉到扎根臺灣專心文物保護矢志守護中華文化、兩岸關系回暖后兩個故宮文化交流的柳暗花明、大陸經濟騰飛后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高潮的掀起……都可以讓讀者反復思索:文物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究竟意味著什么?

　　說起故宮，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北京有一個故宮，臺北也有一個故宮，是戰亂使原本屬于一家的故宮博物院分隔海峽兩岸。不過，假如有人告訴你，除了北京故宮、臺北故宮，還有南京故宮、沈陽故宮，許多人可能就要愣怔一下了。而將兩岸故宮的關系進行一番認真梳理，將故宮在政權更迭、異族入侵、戰火內亂中遷徙流離的歷史做一番嚴謹梳理的，竟是一位日本人，我們自然就會予以更多的關注了。

　　這位日本人是《朝日新聞》的資深記者、有“中華圈專家”之稱的野島剛。他曾駐點臺灣三年;并歷時五年，奔波世界各地，采訪了不少文物專家、政界及相關人士，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終成《兩個故宮的離合》一書。野島剛對本書的定位十分清晰，他坦承自己并非文物專家，無法論述故宮的文化與藝術價值，他的專長在于以一個新聞記者的專業眼光，憑借政治、外交、歷史的視角，探討兩個故宮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發展。他想“通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生結構的樣貌”。應該說，野島剛做到了。

　　從古至今，華夏大地上的文化演進與文明積淀，與政治的關系可謂“剪不斷，理還亂”。道理不難明白，中國古代封建帝王的權力不像現代民主國家來自于人民的授權(民選)，而是所謂的“受命于天”、“君權神授”，因此，要保持政權的正當性、統治的權威性，往往就需要一種權力和文化延續的象征，從“和氏璧”，到“鼎定中原”的“鼎”，都是這層意思。《兩個故宮的離合》中提到的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建構了現在故宮的雛形”，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作為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清朝是少數民族滿族統治華夏的朝代，但清朝的歷代皇帝學習中華文化的熱情遠勝于過去的漢族皇帝，愛好及收集文物的興趣也遠超前朝，乾隆又是其中中國傳統文化根底比較扎實、文物造詣最為深厚、收集文物最為熱心的皇帝。他用這種方式表明了自己與滿族統治階層已經融入了中華文化中，以此贏取知識分子與平民百姓的認同。

　　國民黨敗退臺灣，將相當部分的故宮文物遷移到臺北，成立了臺北故宮博物院，它自然成了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向臺灣人民弘揚中華文明、強化一個中國意識，甚至宣揚“漢賊不兩立”、鼓吹自己是復興中國文化的道統的有效載體。然而，星移斗轉，世事變遷，當民進黨上臺之后，臺北故宮在政治的風云變幻中陷入了迷茫之中。那位曾經擔任民進黨政權教育部長，宣稱將地球儀倒轉360度臺灣就會成為世界中心、因而鬧出了國際笑話的杜正勝先生，在成為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與國民黨政治體制切割的行動，比如撤掉各樓層展示的孫中山或蔣介石銅像、繪有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油畫。杜正勝在接受野島剛的采訪時表示，他不認為“故宮=中華”，主張故宮應該以臺灣為中心，與亞洲與世界聯結交織，收藏好的藝術品;故宮要在臺南的民進黨“票倉”嘉義設立南院也提上了議事日程;杜正勝還質疑故宮的“狹隘”，認為它沒有辦法全面代表中華文化，應該檢討亞洲大陸文化發展下的中華文化，博物館界并無單一民族博物館的存在，因此，臺北故宮雖然有很好的藏品，但與其他世界著名博物館相比較，無論從收藏品的數量還是多元性來講，都很難說是世界最好的博物館。如果純粹從學術的角度出發，這些話題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在于，杜正勝的這些主張和行動，有很險惡的政治算計，說得再明白些，就是要讓臺北故宮徹底地“去中國化”，為民進黨的“臺獨”政策服務。

　　北京故宮的前身是末代皇帝溥儀退位之后，在紫禁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員會。本書的第三章“漂泊的文物”、第四章“文物到臺灣”，以那志良的經歷為線索，描述了故宮文物在日寇入侵、國共內戰中的命運沉浮。那志良17歲高中畢業后，進入清室善后委員會工作，從此與故宮文物結下不解之緣;他親身保護故宮文物在抗戰的烽火中踏上遷移的漫漫旅途;1949年又隨故宮文物來到臺灣，幾十年與文物生死與共，那志良也成為“故宮的活字典”。這兩個章節可能是讀者最感興趣的部分，我們從中看到了，青年那志良如何向北京琉璃廠的專家學習“穩”、“準”、“緊”、“隔離”，保證文物摔不壞、砸不爛的包裝“絕活”;1933年戰火逼近時，風聞故宮文物將遷離的北京民眾為何晝夜包圍紫禁城，因為他們擔心文物運出古都之日，就是日軍占領、生靈涂炭之時;近兩萬箱文物自長江逆流而上，歷經千辛萬苦，運抵成都不久，又要馬上轉移，最后一卡車文物剛離開成都，日軍戰斗機就飛到成都上空，狂轟濫炸，可謂千鈞一發，險象環生;從成都到峨眉短短的150公里，卻走得異常艱難，時而山路崎嶇，時而改道水路，道路塌陷，輪胎脫落，文物多次掉入河中，但都有驚無險，轉危為安，讓那志良等隨護的故宮職員愈加堅信“文物有靈”，也讓讀者情不自禁感嘆:天佑中華!進而對國民政府在故宮遷離北京時發表的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不能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國家滅亡，國家仍有希望再次復興。但是文化滅亡，將無再度恢復的可能”，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書中講述的下面兩件事也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國民黨敗局已定，蔣介石做出部分故宮文物遷臺的決定后，具體負責此事的時任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周密組織、緊張運作，克服重重困難，總算不辱使命。當他即將坐上國民黨政府的最后一班赴臺航班時，張大千抱著數百張敦煌壁畫趕到機場，希望將這些貴重文物運到臺灣妥善保存。杭立武沒有猶豫，拋下了自己的三大件行李箱，騰出寶貴的空間，將這些壁畫緊急裝上飛機，他對張大千提出的唯一條件是:“這些畫到臺灣以后要捐給政府。”文革之中，狂熱的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叫囂要“燒掉故宮”，周恩來總理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衛故宮。”于是暫停對外開放，故宮收藏品被牢牢鎖進倉庫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毀于一旦的危險。這些都說明了，盡管國共兩黨政見不同，但正是有了下至那志良，上到周恩來、杭立武那樣的仁人賢士的悉心呵護，故宮的文物才得以在戰火內亂中保全。

　　“今古恨，幾千般，只因離合是悲歡。”兩岸故宮在近一個世紀的風雨滄桑路中有太多的悲歡離合，野島剛借助他那支新聞記者冷靜客觀而不失生動的筆徐徐道來，諸如臺北故宮與中山紀念堂招標設計中發生的曲折故事、北京故宮與南京故宮為文物歸還大打口水戰引來國家領導人出面干預、溥儀在被逐出故宮前對文物的監守自盜、臺北故宮與沈陽故宮一對國寶級翡翠發簪的確認、遷臺大陸故宮職員從渴望回故鄉到扎根臺灣專心文物保護矢志守護中華文化、兩岸關系回暖后兩個故宮文化交流的柳暗花明、大陸經濟騰飛后追索海外流失文物高潮的掀起……都可以讓讀者反復思索:文物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究竟意味著什么?文化與政治的復雜關系在越來越開放的中國有無可能逐漸淡化?兩個故宮在連接兩岸的交流中如何發揮更加順暢的橋梁作用?

　　放眼古往今來，政治終究是浮云，文化與文明則生生不息。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政權來來去去，可是文明的邊界會持續下去。” （原標題：兩岸故宮的滄桑風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