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普大喜奔。與巴西“世界杯”一樣，“申遺”也可視作另一種競技運動。區別在于：球隊爭炫數目，后者則心靜勝出。

    將一條世人眼中的平常運河，轉化為人類智慧的結晶；將一個文化理念，游說、傳播為社會共識；將分散在2300年間、涉及3億人口生活區域的時空內容，凝聚為多資源的通力合作，這本身就是神奇的過程。跌宕起伏，波瀾壯闊。這個過程又對人們的內心產生了革命性的震撼。但是，為大運河文化遺產作出貢獻的人們，在6月22日前后的時光都應該是平靜的——價值清晰，使得是否獲得名號反而自然而然地成為次要目標；一切歸“零”，該如何和這個巨大的寶貝和諧相處，成為更重要的問題。

    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6月22日之前，討論的是“高精尖”的價值問題；現在，最聰明的智慧都集中于大眾問題：大運河將如何影響我們未來的生活？

    有些事兒是明擺著要來的：隨著名氣越來越大，大運河概念旅游不可阻擋；河邊的房價和數量，現在已經飆升；仿古商業建筑群，已經出現在沿岸城市、區縣甚至村鎮某些人的電腦或者睡夢中……

    盛宴已經備好，饕客正在趕來。

    這才進入了最難的階段，因為這需再塑游戲規則；說白了，這個階段對文化遺產的管理主體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該看看大運河文化遺產是如何一步步走來的。2005年12月15日始，是新聞界率先開始放大傳播文物界的呼吁，是全國政協隨之充分利用了參政議政的巨大推動力，是國家文物主管機構提供了最核心的技術支撐，是每個地方的政府部門全力地承接和奉獻，是原來互不交界的多學科資源反復論證，是各地老百姓的最真誠的支持……這期間，沒有一方退出沒有一方單打獨斗。新聞界由此出現了將“持續性”作為主要特征的文化遺產傳播學說。所以，大運河成為世界遺產的過程，生成了社會力量相互合作的規模性方法，是文化理念產生社會力的最新例證。

    那么，現在游戲結束了嗎？大家是解甲歸田還是集合再戰？我們每一個人在其中應該是什么樣的位置？我們到了必須再定義“社會力量”的時候了。

    自2011年開始的“大運河社會力量參與文化遺產保護調查”發現，“保護文化遺產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得到普遍的認同；但，文物部門主管部門應該是“社會力量”中的一方嗎？這又引發了激烈的爭論。大運河實踐首先證明：“社會力量”不再是錦上添花的“花邊力量”，隨著公眾自我認知的演化，傳統的個體公眾奉獻與分享行為，正在形成以群體為趨勢的合力。這不是你想要就要，不想要他就無聲無息的時代了。其次，大運河的巨大時空范圍，預示了以傳統的文物圈結構，這是難以承擔管理完善的重任。

    由此，原來精英就能厘清的難題，現在要更多的社會資源才能最終解答。

    表面上看，“更廣泛的認同和更多的社會參與”，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大運河“后遺產時代”提供的機會，就是如何呈現真正的“全社會參與”機制。此時，中國遺產數量已為世界第二。作為世界遺產重要的合作方，中國人一定會從文化遺產忠誠的理解者、實踐者，向積極的判讀者和創造者轉換。但是，我們能夠轉換好這個角色嗎？大運河成為了一個節點。

    我們的視角，必須還要加上另一個維度：大運河的未來，還會產生身外價值。你看到的其最大影響，恰恰都不能去河邊尋得——在快速、多元的社會發展中，大運河，不過是其諸多“難兄難弟”中命運相對幸運的一個罷了。那么，大運河所展示的大風貌區式的價值發掘和保護方法，對其他“兄弟”能有怎樣的幫助？比如：我們如何改變數以萬計的傳統村落的命運……

    大運河文化遺產的未來，真的能影響我們的生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