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類非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好比是花草樹木賴以成長的土壤、水分與陽光、空氣，一旦受到改變，勢必危及花木的生存，更難健康持續地自然發展。對于非遺的保護也是如此，當生存與發展的相應生態條件不再具備的時候，保護相應的社會文化環境，某種意義上講，甚至比保護非遺本身還要重要。

    經過10余年的積極探索與艱苦努力，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不僅在建章立制、總體規劃、設立機構、提供經費、組織協調和表彰獎勵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切實措施，而且先后評審公布了三批共1219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初步建立起由國家和省、市、縣四級共同構成的全國性非遺保護工作體系。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制定與頒布，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及各地文化主管部門非遺工作機構的單獨設置，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的成立與運轉，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作的標準制定，以及以非遺保護為主的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設立等等，都是具有開創意義的重大舉措。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制度已經基本確立，有關非遺保護的各項工作已然取得了顯著成績。

    但也必須承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國際大背景與時代大氛圍，使得非遺保護的現實環境，依然十分嚴峻，適宜新時代新形勢非遺保護的社會文化環境，尚未完全建立。存在著的困難與挑戰，仍然非常巨大。一些基于現有條件陸續開展的不乏孤立、靜止和片面的就事論事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保護思路和匆忙做法，較難收到理想化的長期效果。按照“本真性”保護原則，著眼“整體性”保護目標，運用“生態性”保護方法，營造健康適宜的社會文化環境，實施全面綜合的相應保護措施，才是非遺保護得以持續開展的正確選擇。而采取統籌協調的系統化措施，著力營造和優化非遺保護的社會文化環境，便成為非遺保護越來越需注意的工作重心。

    這是由于，世界范圍對于非遺的保護初衷，原本就是為著應對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傾向即維護或者說保護文化多樣性的一種努力。這種努力不是先驗的考量，而是被迫的應對，是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趨勢，倒逼著國際社會奮起采取的一種應對措施。換言之，是全球范圍日益深廣的經濟性交往和工業化進程，及其對于原有比較適宜多樣性文化同生共榮的社會環境的沖擊與改變，催生了非遺保護理念的產生及非遺保護行動的開展。而各類非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環境，好比是花草樹木賴以成長的土壤、水分與陽光、空氣，一旦受到改變，勢必危及花木的生存，更難健康持續地自然發展。對于非遺的保護也是如此，當生存與發展的相應生態條件不再具備的時候，保護相應的社會文化環境，某種意義上講，甚至比保護非遺本身還要重要。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即便對那些行將消亡的非遺品種采取相應的搶救性措施，像把花朵移入花盆放置在溫室中養起來一樣進行保護，也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應急策略。真正有效的非遺保護，卻不應當是這樣的，而是要統籌協調，多管齊下，將搶救性的應急措施和持續性的活態傳承有機結合起來，通過培育適宜非遺自然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包括確立觀念、認定價值、激發自覺、提供保障，建立制度化、日常化、長效化的工作機制，進行法力、權力、人力、財力、物力、智力等的多方投入，激活各類非遺的生命基因，激揚各類非遺按照自身的不同形態，充分釋放和體現其在當代社會的有效價值，最終確立正確的文化價值觀，樹立相應的文化自信心，以自覺促自信，以自信養自尊，以自尊引自重，以自重謀自強，同時，走出自卑、告別自輕、遠離自賤、停止自殘，使不同樣態的非遺文化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時代語境與歷史進程中，煥發新氣象，綻放新光彩。

    但優化非遺保護的社會文化環境，光有理論和觀念上的自覺還遠遠不夠。關鍵是要因病施治、對癥下藥。僅以筆者熟悉的曲藝保護而言，需要優化的文化環境固然很多，但有兩個方面的努力，卻是重中之重和當務之急。

    一是必須高度注重對于各地方言的保護。這是由于，各地各民族的不同方音和語言，是曲藝等傳統表演藝術形式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最為基本的文化土壤與生態植被。比如離開了蘇州話即吳儂軟語，就不會有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這樣被譽為“中國最美的聲音”的曲藝品種；離開了柯爾克孜族的民族語言，就無法表演和傳承柯爾克孜達斯坦最為重要的史詩體節目《瑪納斯》。而面對2013年年底蘇州市外來常住人口已然超過本地人口的客觀現實，下一代蘇州人要學習和欣賞采用吳語方言表演的蘇州評話與蘇州彈詞，便普遍面臨著首先要學習和掌握蘇州方言的前提性問題。相類的情形在戲曲、民歌和民間口頭文學等領域也同樣存在。而日常交流中對于普通話的推廣與使用，不只是國策的考量，同時是交流的必需，矛盾因而是客觀存在的。為此，呼吁在各地學校的義務教育階段，同時采用普通話和方言的“雙語”教學，并鼓勵各地的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等大眾傳媒適當保留一些方言播出的欄目與頻道，對于非遺的傳承與保護，不失為一種善緣和良策。

    二是必須將對非遺文化的傳承，深深根植于現代社會的生活土壤，納入現代教育的發展軌道。仍以曲藝為例，全國現有的曲藝專業學校，僅有蘇州評彈學校和中國北方曲藝學校兩所，而且都僅是專科層級。本科層級的曲藝系科，雖在個別高校有所開設，但多處于草創階段，遠遠不能適應擁有數百個品種樣式的這個龐大藝術門類的文化傳承與人才孵化需求。而在當今這個“文憑就是敲門磚、學歷就是身份證”的現代社會，一個非常熱愛相聲并有志于獻身這個事業的年輕人，即便是滿懷理想、矢志進取，也由于沒有相應的高等院校及其系科可供學習和深造，而只能是走投無路、空有夢想。同時，相應進一步的發展空間，也由于曲藝（還有雜技）在新修訂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及《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目錄》中均未列入，從而形成了學科戶籍缺失與專業身份缺乏的兩個重大缺憾。如此這般被忽略和被遺忘，均使對于曲藝等傳統藝術及非遺類型的文化傳承與人才孵化，無法搭上現代教育的高速列車；起碼的知識傳承路徑都被阻斷，更遑論非遺文化保護了。為此，急需對事關民族文化發展與非遺文化傳承的這兩個目錄進行進一步的修訂與完善，以使相類的制度化建設，成為切實優化非遺保護社會文化環境的重要抓手。

    特別是當下全面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國家發展戰略，一方面為造福全體中華兒女帶來了福音，另一方面也給原本艱巨的非遺保護工作增加了壓力。如何在城鎮化的進程中統籌好對于非遺的傳承與保護工作，上述的問題同樣值得格外地關注。當然，城鎮化帶來的非遺保護壓力遠不止此，亟待我們通過深入的思考和周密的論證，拿出全面系統的應對措施，掌握積極有效的工作主動，化挑戰為機遇，變壓力為動力，真正在“以人為本”的意義上，實現生活城鎮化與文化多樣化的和諧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