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文明及其寶貴遺產

　　大約600萬年前，人類的遠祖類人猿不僅學會了直立行走，還逐步學會了用石頭制作狩獵和采集的工具，這些粗糙的石斧、石刀便構成了人類最早的“舊石器”文化。歲月流逝，滄海桑田，大約300萬年到1萬年前，人猿相揖別，人類的直系祖先智人戰勝冰川期的嚴峻考驗，制作出了先進的弓箭，留下了人類文明史上的第一批藝術杰作—奔馬和野牛的巖畫。

　　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人類學會了種植和畜牧，開始了新石器時代的定居生活。村莊發展為城市，結繩記事為文字所取代。在北非尼羅河流域、西亞兩河流域、南亞印度河流域和東亞黃河流域，滔滔江水最終孕育了絢麗多姿的四大文明古國。而作為古代文明中的后來者，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更是綻放奇葩。

　　古埃及人奉太陽為神圣的造物主：他是光明、純潔、善良和生命的化身;他驅散愚昧和死亡，帶來智慧和希望。古埃及人期待來世的幸福，因此他們舉全國之力為法老修造永恒的金字塔;普通人去世時都要帶上《亡靈書》，以便在冥府受審時證明自己的清白。

　　與古埃及人一樣，兩河流域的人們對大自然的種種力量也充滿敬畏，并把它們神圣化。所不同的是，受不安全環境的影響，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諸神多兇險難測，其神話所表現的世界往往充滿混亂、沖突和不確定。

　　值得注意的是誕生于兩河流域的一個特殊的部落—希伯來人，他們信奉萬能的唯一神“亞威”——宇宙的唯一創造者和道德的最高律令。希伯來人倫理化的一神教觀念最終催生了基督教乃至后來的伊斯蘭教，為人類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古印度人則展現了迥然不同的宗教想象，他們對“梵”的崇拜大體是一種萬物有靈的泛神教。古印度人相信靈魂不滅，生死輪回，追求“梵我合一”的“涅槃”境界。

　　與上述信仰取向均不同，古代中華文明選擇了“敬天崇祖”。但不知何故，中華文明始終沒有建構出一個體系嚴密的關于“天”或“上帝”的意義系統和崇拜機制，也許正因為此，中華民族對祖宗的祭拜最終演變為一種準宗教。

　　世界不同區域的古代文明為人類文明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寶貴的遺產。古埃及人建造了令世人贊嘆的金字塔，它象征著古埃及人對永恒的迷戀，也見證了古埃及文明的興衰。美索不達米亞人創作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大型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同樣表達了遠古人類對永生的渴望，而英雄吉爾伽美什在歷盡千難萬險后獲得的答案依然是：“沒有永恒”。

　　古代世界文明還為我們留下了閃爍永恒智慧光芒的經典。希伯來人《圣經》中的“十誡”記錄了人類最早的道德準則，成為后來基督教的核心價值;兩河流域巴比倫帝國的國王漢謨拉比頒布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成為人類人權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東方哲人老子的《道德經》和孔子的《論語》，言有盡而意無窮，揭示了中華文明對宇宙規律和人生大道的洞見;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古希臘哲人高揚理性的旗幟，奠定了西方文化大廈的不朽基石;古代希臘—羅馬文明還留下了具有永恒魅力的雕塑、建筑和文學杰作。

　　中世紀歐洲及其之外的世界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在來自歐洲大陸北方的日耳曼部落的長期蠶食和攻掠下，終于支撐不住，轟然瓦解。隨后的千年中世紀在史學界長期被認為是一個“黑暗的世紀”，因殘酷的宗教迫害、野蠻的“十字軍東征”、恐怖的黑死病等等而聲名狼藉。然而，最新的史料研究表明，西方中世紀并不是一片漆黑。相反，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轉型時期，是一個西方文明內部盤點和積蓄沉淀的時期，是一個按照自己特有的邏輯演進并且成就非凡的時期。

　　西方中世紀最根本的邏輯就是宗教信仰。在其鼎盛時期，整個歐洲大陸(包括位于今日東歐地區的東羅馬帝國或稱拜占庭帝國)和英倫島嶼都被納入一個在信仰上高度統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天主教教皇高居于權力金字塔的頂尖，他與世俗君主的關系被認為是太陽與月亮的關系，后者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于前者的授予。中世紀的主導意識形態是，教堂主管人們的靈魂，世俗國家只能管轄人們的肉體。這種神權與君權分離以及神權凌駕于君權之上的狀態，一直延續到13世紀后半葉。此后，隨著城市的興起和商業的發展，西歐民族國家日益強盛，封建君主的地位日益鞏固，并逐步擺脫了教皇的絕對控制。

　　中世紀的教會不僅與世俗的政治權力爭奪領導權，而且試圖支配個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教導信眾，上帝至高無上，全知全能;《圣經》是絕對的真理，不容懷疑;個人唯有通過虔誠的信仰和教會的引導，才能最終獲得救贖。中世紀社會生活的中心是上帝及其在人間的代表—教會，原罪的觀念深入人心，禁欲和謙卑成為主導行為準則，人們在等級森嚴的教會和封建制度下，安分守己，因循守舊，為來世進入天堂享受永恒的幸福而默默苦修。換一個角度看，中世紀教會深入人心的宗教道德說教，奠定了西方社會深厚的道德傳統，惠及城市化和工業化后的西方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中世紀，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并沒有隨著羅馬帝國的崩潰而煙消云散。羅馬教皇繼承羅馬帝國駕馭幅員遼闊的疆域的統治術，建立起體系嚴密、有效運作的龐大的基督教“帝國”。羅馬的法治傳統也被繼承下來。更重要的是，中世紀晚期，古典文化的經典作品和文物古跡逐步被發現，成為神學家和中世紀大學的重要知識和靈感來源。

　　歐洲中世紀也對西方人文傳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世紀教會為鞏固自己的權力而精心營造“上帝的宮殿和天堂的大門”，以便吸引廣大的信眾，結果開創了西方獨具魅力的羅馬式和哥特式教堂建筑風格及其附屬的宗教題材繪畫與雕塑。為了用上帝的福音感動蕓蕓眾生，教會無意中開創了西方的音樂傳統。中世紀的文學雖然乏善可陳，但其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迷戀，成為后世西方文學的永恒主題。

　　在中世紀歐洲以外的世界，人類文明的另外兩大宗教伊斯蘭教和佛教也進入黃金時代。從8世紀到14世紀，伊斯蘭教統一了從阿拉伯半島、北非一直延伸到西班牙的廣闊世界，其影響及于印度。在其擴張的過程中，伊斯蘭教吸收了阿拉伯地區、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地區和波斯的文化，留下了豐富的藝術與人文遺產。《古蘭經》奠定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道德理想和行為準則。具有伊斯蘭風情的詩歌、敘事文學、建筑和音樂，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遺產。穆斯林學者保存了古希臘學者的手稿，為西方古典文化的傳播做出了貢獻。伊斯蘭文化還為亞洲文化傳入歐洲做出了貢獻。

　　佛教興起于公元前5至6世紀，不僅早于伊斯蘭教，而且早于基督教。有趣的是，雖然佛教在其誕生地始終未能取代印度教成為主導宗教，但是卻于公元1世紀傳入中國，逐步征服了中國人的宗教世界，進而在日本落地生根。

　　在大約公元500年至1300年期間，東方的印度迎來了梵語文學的大繁榮;其寺廟建筑與雕塑的復雜性與想象力達到了新的高度;富有印度教情調的音樂和舞蹈也得到了大發展。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的唐宋時代，唐詩宋詞各領風騷，山水畫大放光彩。在技術領域，中國代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水平，其精美的陶瓷和紡織品舉世無雙。就今天所謂“綜合國力”來看，整個“中世紀”時期，中國無疑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公元1300年至1600年在西歐歷史上是一個動蕩不安而又生機勃勃的三百年。它是一道門檻，西方社會由此告別中世紀，邁入現代文明;它是一座熔爐，古典文明、基督教文明、封建傳統和新興商業資本主義元素在這里相互碰撞、融合，最終鍛造出日益強盛、稱霸全球的“西方列強”。

　　14、15、16這三個世紀，西歐社會急劇轉型。在經濟領域，莊園經濟讓位于資本主義;在政治領域，羅馬教皇的基督帝國被日益集權和強盛的民族國家所取代;在國際關系領域，中世紀相對內斂、平靜和穩定的秩序從此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西歐內部劍拔弩張、曠日持久的英法百年戰爭和英西海上霸權之爭，以及遍及各國的狂熱的宗教戰爭。與此同時，伴隨著航海探險和地理大發現，西歐國家開始了野蠻的殖民擴張，用血與火開辟了不可逆轉的環球貿易和全球市場。

　　進入15世紀，在資本主義首先發展的意大利北部的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等城市，文藝復興作為一種文化和生活潮流蔚然成風，并逐步傳播到西歐各國。文藝復興以復興古代希臘羅馬的文藝為旗號，通過發現、整理、學習和模仿古典文藝，實現了西方文化的劃時代創新。在價值觀念層面，文藝復興拋棄了“神本位”的世界觀，確立了“人本位”的世界觀，從此西方人對現世功業和世俗幸福的追求取代了對來世獲救的迷戀，個人主義價值觀逐步確立。

　　在文化層面，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雖然視古典文藝作品為典范，但卻能推陳出新，超越先賢。他們的肖像畫和風景畫更加栩栩如生，逼近自然;他們的雕塑作品展示了更加自信的個人英雄主義;他們的建筑受惠于中世紀的教堂藝術，在結構和裝飾上均大大超越了古典建筑的純樸。在科學領域，哥白尼依據數學推理，大膽挑戰傳統觀念，提出了石破天驚的“日心說”，推翻了古老的“地心說”，確立了現代宇宙觀。

　　16世紀，文藝復興的春風已吹遍西歐大地。這時，在中世紀文明最堅固的堡壘內部爆發了又一場驚天動地的變革，這就是最終徹底改變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內因是教會的腐敗和專制，其重要外因之一則是文藝復興新思潮對宗教界的洗禮。具有文藝復興價值取向的宗教界知識分子主張回到《圣經》中去獲取基督的真諦，抨擊教會對教徒的奴役和剝削，指責羅馬教皇把信仰變成了教條和繁瑣的圣禮。最終，在羅馬教皇有些鞭長莫及的德國，馬丁·路德于1517年把《九十五條論綱》貼到了教堂的大門上。路德相信人是有原罪的，但無論是個人的行善還是教皇的恩準都無法使有罪之人最終獲救。路德堅信，基督徒的獲救完全是上帝的恩惠，個人唯有通過堅定的信仰才能得到拯救。路德的思想在北歐各國迅速傳播，成為宗教個人主義的源頭，因為它把信仰的責任完全放到個人的肩上，把信仰變成了個人的良知。受路德思想的啟發和鼓舞，越來越多的宗教派別舉起抗議的旗幟，與羅馬天主教廷決裂，自行解釋福音的真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教團體，最終導致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其影響及于今日。

　　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海外擴張，西方國家在公元1500年前后實現了內部的裂變和外部的崛起，從此將日益強勢地影響乃至支配人類文明的格局和進程。

　　現代世界早期的信仰、理性與權力

　　公元1600年至1800年，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所釋放的巨大能量在西歐社會持續噴發。17世紀的上半葉，宗教改革引發的教派之爭與國家之間為攫取土地和權力而展開的角逐交織在一起，導致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充滿血腥的“三十年戰爭”，多達500萬基督徒在宗教戰爭中喪生。

　　不過，天下大亂轉為天下大治。1648年西歐國家之間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從此確立了維系西方主權國家關系的所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在主權范圍內，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1660年后，商業資本主義在西歐國家迅猛發展，推動其進一步的海外擴張，這些國家在亞洲、非洲和美洲的廣闊天地搶奪更大份額的產品與原料市場，使歐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更加頻繁。

　　17、18世紀是西歐社會持續劇烈轉型的時代。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結與方興未艾的科學與理性世界觀和思維方法形成沖突;新興的憲政觀念與專制君主的“君權神授”主張展開競爭;正在上升但數量尚微的新富尚無法抵消社會的普遍貧困和舊貴族階級的特權。

　　在此風云際會的大背景下，巴羅克藝術氣勢恢宏地登上了西方文化的大舞臺。巴羅克繪畫起源于意大利，戲劇性強，場面宏大，明暗對照，色彩華麗，布局不對稱，視覺效果強烈。巴羅克藝術一方面反映了科學革命所倡導的運動變化的新宇宙觀，另一方面表現了天主教改革所激發的強烈的宗教情緒。巴羅克風格的雕塑與建筑和巴羅克繪畫一道，共同為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教堂營造出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和感染力的戲劇性宗教氛圍，為天主教在新教分裂勢力的猛烈沖擊下站穩陣腳，發揮了獨特作用。

　　與巴羅克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17世紀貴族風格的藝術。法國的路易十四建立了歐洲登峰造極的專制君主制度。為了維護和彰顯帝王的絕對權威，路易十四積極鼓勵和支持藝術事業，推動了具有貴族氣派的新古典主義的繪畫、雕塑、音樂、文學和舞蹈的大發展，使凡爾賽成為歐洲文化的重鎮。與歐洲專制君主制度下的貴族藝術遙相呼應，東方的奧斯曼帝國、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中國的明清王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都促成了帝王文化的繁榮。

　　在科學領域，17世紀的歐洲迎來了科學革命的春天。歐洲人因為基督教的天堂指向，似乎對宇宙現象有更濃厚的興趣。中世紀的歐洲人以地球為中心，極力想象了一個由地獄到人間到天堂的封閉的、靜止的環形圈層宇宙系統。16世紀中葉，哥白尼提出了 “日心說”�？茖W革命時期的科學家進一步借助望遠鏡，用實證的方法支持了這一新的宇宙觀。在前輩科學家的研究基礎上，牛頓進一步實現了劃時代的科學綜合，提出了影響深遠的萬有引力學說。不僅如此，科學革命還在思維方法上為人類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培根提出了基于經驗的歸納推理法，笛卡爾首倡基于數學的演繹推理法，兩人共同促進了以懷疑、思辨、實證、求知為根本特征的西方現代人文傳統的形成。

　　18世紀的啟蒙運動哲人把科學革命的思維方法和世界觀運用于社會問題的剖析，開啟了彪炳千古的理性時代。他們所建構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自然法則、政治自由、自由企業、社會契約、社會平等、人類進步——奠定了西方現當代社會的價值根基，直接催生了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影響了整個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

　　18世紀的歐洲也取得了輝煌燦爛的藝術成就。洛可可藝術以其富貴華麗和對感官享樂的生動刻畫而著稱;新古典主義的建筑、雕塑、繪畫則藝術地表現了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和社會理想。這一世紀也誕生了燦若群星的音樂天才。海頓、莫扎特等一大批音樂家把西方古典交響樂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19世紀西方文化的轉型

　　18世紀后半葉，以自由和平等為理想的法國革命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政治面貌。與此同時，在工業領域里悄然發生的另一場革命，首先導致了英國社會的轉型，進入19世紀后又迅速波及美國和歐洲各國。工業革命使生產方式和勞動組織形式發生了根本變革，由此導致的產量和生產力的大幅提升以及人口的快速增長和向城市的遷移，促進了西方社會的急劇轉型。

　　工業革命推動了西方經濟的大發展，同時也為民族國家的興起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共同的語言、歷史和領土把人們凝聚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導致了近代德國和意大利的誕生。整個19世紀，在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推動下，西方列強為爭奪海外市場和勢力范圍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掀起了瓜分亞、非、拉落后國家的帝國主義狂潮。

　　在文化領域，19世紀上半葉是浪漫主義的時代。作為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運動，浪漫主義反叛傳統與權威，追求個人的、政治的和藝術風格的自由;反叛啟蒙運動所張揚的理性，追求情感的奔放和大膽的想象;反叛工業革命導致的物質主義和個性喪失，追求無拘無束的精神生活和內在自我的釋放;反叛西方現代社會的日益世俗化傾向，追求大自然無處不在的神秘力量。浪漫主義者自詡為時代的英雄和預言家。他們義無反顧地擺脫了教會和國家的庇護，張揚個性，力求創新，乃至于為社會和世俗所不容。19世紀后半葉，現實主義、實證主義、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共同向浪漫主義的、宗教的以及形而上學的自然觀與社會觀發起了反擊，關注經驗世界，強調細致的觀察，追求科學的精確。

　　現實主義的文學和藝術將矛頭直指工業革命和城市化所造成的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和種種社會邪惡。作為一種風格，現實主義呼吁對日常生活進行客觀的而非理想化的評價;作為一場文化運動，它反映了大眾對分享物質財富的普遍要求，以及對浪漫主義的感傷與懷舊情結的拋棄。如果說浪漫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選擇了遁世，現實主義者則選擇了投入改造現實的戰斗。

　　19世紀最后30年，西方文化開始向現代主義轉型。在思想界，德國哲學家尼采向啟蒙運動奠定的理性傳統發起了最猛烈的攻擊，開啟了非理性主義的閘門。他譴責社會改良，否定議會民主，嘲笑科學進步，諷刺基督教倫理，呼喚蔑視一切傳統和規則的“超人”的誕生。

　　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直至19世紀，西方文化的美學標準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宇宙體現了固有的、可以理解的數學秩序，藝術的職責就是要模仿現實，像鏡子一樣反映自然面貌。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家刻意遵守透視和比例的法則;音樂家用節奏與旋律譜寫和諧統一的樂章;作家則依據清晰的范式創作結構完整的作品。

　　與此恰成對照，現代主義文化不承認空間、運動和時間的普遍客觀性�，F代主義者認為，現實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加以把握;自然與人的經驗可以放在多種框架下進行關照;想象猶如多棱鏡可以為觀察者呈現變幻莫測的現實。這一時期在西方藝術領域此起彼伏的象征派、印象派、新藝術和后印象派等等，均生動展示了現代主義文化的極度主觀和非理性傾向。

　　20世紀文化和藝術運動的新篇章

　　20世紀在西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是極不平凡的一百年。爆發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終，它進一步加深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危機，摧毀了歐洲人對啟蒙運動所奠定的理性和進步價值的殘存信念，使西方知識界陷入普遍的懷疑、悲觀和幻滅之中。

　　僅僅21年后，歐洲乃至全世界再一次滑入戰爭的深淵。第二次世界大戰吞噬了千萬軍人和平民的生命，極大地削弱了西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實力，再次證明了西方文明傳統的脆弱性，加深了一戰以來彌漫于西方知識界的悲觀與非理性情緒。

　　二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掀起了殖民地人民謀求國家獨立的解放運動。與此同時，二戰中攜手對抗法西斯敵人的蘇聯和美國兩大巨頭在全球范圍內展開了爭奪霸權的競爭，把世界帶入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和軍事抗衡的“冷戰”狀態。由于雙方均擁有毀滅對方的核武器，人類文明第一次面臨滅頂之災。

　　進入20世紀下半葉，西方文明揭開了恢復和重建的新篇章。在美國的援助和領導下，歐洲經濟走上了迅速發展的道路。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促進了西方社會的改革和進步。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人類文明進入了日益相互依賴的“地球村”時代。

　　20世紀上半葉產生了兩大影響深遠的思潮，一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二是薩特等思想家的存在主義。弗洛伊德致力于用科學的工具和態度來探索人的無意識世界，通過對夢的解析來理解人的非理性行為。他區分了本我、自我與超我，認為文明過度壓抑了人的本能欲望的滿足。弗洛伊德對人性和人類文明的未來持有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人性深處存在著強大的非理性和反文明傾向。

　　存在主義是對瀕臨解體的西方文明的一種回應。它試圖回答二戰后困擾西方社會的幾個根本問題：當舊的觀念和確定性被消解后，當普遍真理被拒絕后，人們在這個世界上該如何安身立命?面臨技術的威脅和官僚制度的操縱，深陷焦慮中的人們該如何處世?假如宇宙中并不存在任何超驗的普遍意義，那么人們應該給自己的生活注入什么意義呢?存在主義者認為，人們的自由選擇將塑造人生的意義;每個人都應該勇敢地、負責任地投入生活，實現獨特的自我。

　　起源于19世紀最后30年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化和藝術運動，進入20世紀后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新的繪畫藝術流派相繼涌現：立體主義藝術家通過碎裂、解析和重組，試圖從不同視角同時展示所描繪的對象;抽象藝術流派則更進一步回避對任何現實事物的刻畫;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的達達主義否定任何現存的美學規則;超現實主義旨在揭示下意識的非理性沖動;20世紀40年代興起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藝術追求完全即興的發揮;20世紀60年代的波普藝術融合了大眾藝術和高雅藝術。20世紀后半葉的視覺藝術受到大眾傳媒和電子技術的影響，強調過程與媒介，表現了后現代文化特有的詼諧與反諷，形式更加多樣，更加變幻莫測。

　　現代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繪畫一樣，表現了對傳統形式和主題的強烈反叛。現代主義作家大膽嘗試并置、多重視角、意識流等多種表現手段，反映了兩次大戰期間及戰后充斥西方社會的懷疑、幻滅與荒謬感。繼之而起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擺脫了現代主義高度內省的焦慮與嚴肅，用詼諧、懷疑和反諷的筆調，講述后工業和全球化時代的困惑與希望。

　　進入21世紀，信息技術與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將把人類文明帶向何方，我們有理由擔憂，但似乎有更多的理由保持謹慎的樂觀。

　　(本文節選自《人文傳統》[1—3冊]序言)

　　《人文傳統》插圖：洛加·德拉·洛比亞的大理石雕《唱詩班》局部《擊鼓者》

　　《人文傳統》(全三冊)(The Humanistic Tradition)全彩插圖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定價：336元/套

　　《人文傳統》插圖：卡米耶·畢沙羅的油畫《蒙馬特大道：雨天，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