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書院的禮儀展示

    本報駐山東記者 孟 娟

    書院肇基于唐，繁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綿延千年。季羨林先生在《中國書院辭典》序言中寫道：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中國流行了1000年的書院這種古老的辦學模式，在今天還有其意義。我們完全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利用這個形式，加入新的內容，使它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為了讓古老書院在現代圖書館中煥發青春，讓珍藏在圖書館的文獻典籍利用書院走進百姓，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自今年5月起，山東省文化廳在全省創新推進“圖書館+書院”的公共文化服務模式，在各級圖書館建設“尼山書院”。9月3日，山東省尼山書院正式成立理事會并開通網站，山東省文化廳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還簽訂了關于共同推進尼山書院建設的戰略協議。

    書院這一古老的辦學模式，其產生的土壤是什么？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何等影響？今天，它與現代教育體制應當如何對接？山東省尼山書院所采用的“圖書館+書院”模式又有何意義？記者就此專訪了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文化廳廳長、尼山書院理事長徐向紅，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萬松浦書院院長張煒，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尼山書院理事李勇慧，山東省高等儒學研究院副院長、尼山圣源書院執行院長顏炳罡。

    生命力旺盛綿延千年的書院

    記者：作為我國古代特有的教育機構和教學組織，書院自唐代出現到清末，有著上千年的歷史。書院得以產生的土壤是什么？為何它能屢敗屢建，延續上千年？

    李勇慧：書院是中國歷史上一種特殊教育組織形式，其教學與組織制度別具一格。唐末至五代社會動蕩，官學衰微乃至廢棄，宋初統治者因加強中央集權無暇顧及官學教育，使士子們求學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促使書院產生的主要歷史機緣。書院由唐末私人讀書、校書、授徒、講學之所演變而成，教學需要書籍，因此書院必須擁有藏書功能，必須以大量書籍流通為前提條件。我國雕版印刷術正是由唐代產生至宋代轉盛，為書院的產生提供了必要條件。書院產生及其一整套制度形成又與理學興起與發展關系密切。宋代傳統儒學在以自身為主并吸收佛、道思想的基礎上，發展到理學階段，然而理學在初期并不為封建統治者所認同，于是理學家們便以書院為從事研究與傳播的重要基地，大量的著名知識分子與青年士子參與進來，促進書院生成并臻于成熟。

    上述因素是構成書院產生的外因。而促進書院產生并得以發展的內因有二：一是士子接受教育的需求。隋、唐科舉制度創立與興起后，官學教育淪為科舉附庸，形式死板、內容空洞，滿足不了真心求知的士子們，他們勢必要在官學以外去尋求就學的場所，具有學校性質的書院應運而生；二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求。無論哪個朝代，社會發展都需要人才推動，相對于培養人才單一的官學體系，書院源于民間，深知社會發展對人才的具體需要，它們強調學術自由、主張開放交流，具有官學教育不可比擬的優勢，培養出大量人才，其產生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書院屢廢屢興，屢敗屢建，歷經滄桑，卻能綿延千年，生命力旺盛，正是由于書院具有獨特的教育功效。

    顏炳罡：書院出現于唐玄宗年間，當時有麗正書院、集賢殿書院。不過這時書院的主要功能是國家藏書機構，相當于圖書院，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書院。作為集教學、研究、祭祀、藏書等功能為一體的書院興起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衰于晚清。晚清紛紛改書院為新式學堂，書院作為中國教育主體的地位已不復存在，但書院并沒有消失，也沒有完全廢止。民國時期，馬一浮先生建有“復性書院”，梁漱溟先生建有“勉仁書院”，張君勱先生建有“大理民族文化書院”等，書院可謂不絕如縷。當然，新中國成立之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書院教育在大陸消失了，但在我國臺灣、香港地區乃至東南亞、韓國，書院仍然存在。如錢穆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在臺灣創辦的鵝湖人文書院等。改革開放后，中國各地學者紛紛加入到舊書院復建、新書院創建之中。據相關學者統計，現在中國掛有書院之名的機構多達2000多家。

    書院之所以能延續上千年，至今仍然還充滿活力，關鍵取決于社會的需要。在傳統意義上，書院是儒家的道場，是人文教化的機構，是新思想的發源地。大凡歷史上有名的書院都與有名望的思想家或某學派聯系起來。在傳統社會里，書院是養士的場所，一些貧寒之士可以在書院里讀書、接受教育。在科舉時代，一些書院也扮演著科舉預備學校功能，這是書院延續千年而不廢止的重要原因。今天，書院之所以仍然有活力，在于書院是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薪火相傳的重要場所和重要方式，同時還可作為官辦教育的補充。因此，書院會繼續存在下去。

    張煒：傳道授業，知識分子有這樣的恒念和理想，這是書院得以長存的根本原因。社會需要有深度、有理想的教育，而一般的教育機構及教學設置不能完全滿足這種需求。對于中國教育而言，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書院教育都不僅僅是其他教育形式的補充，而是不可或缺、極為重要的另一個方面、另一片天地。

    書院促進中華文明傳承功不可沒

    記者：請談談書院對于中國歷史文化發展所產生的作用。

    李勇慧：書院是中華文明史發展到唐宋時期的產物。不過，這只是書院與中華文明史相互關系的一個方面，這種相互關系的另一個方面則是書院對中華文明史發展的重要促進作用。

    其一，書院促進了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發展。具體表現：一是宋、元、明、清時，學術思潮的演變與書院的發展密不可分。沒有書院的發展，無論是宋代理學的興起，還是明代心學的大盛，都是不可思議的；二是在上述朝代中，有不少重要的學術思想流派，如宋代的程朱學派、湖湘學派、金華學派、象山學派，明代的甘泉學派、陽明學派、東林學派及清代的乾嘉學派等，都是以書院為主要基地而形成或發展起來的。

    其二，書院促進了中國文學史的發展。古代除了不少著名思想家曾在書院充任主持人或從事講學活動以外，還有大量著名文學家活躍于書院講壇。書院是其文學思想得以傳播的重要渠道。例如，清代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在書院講學長達數十年，其弟子方東樹、姚椿、姚瑩、梅曾亮，再傳弟子呂璜、方宗誠等也曾在書院講學。桐城派之所以能夠成為清代最有影響力的文學流派，姚鼐等人在書院從事講學活動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其三，書院促進了中國圖書業。

    發展。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歷代書院都有藏書，使大批典籍通過書院得以保存。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也形成日趨成熟的圖書收藏、維護、流通等方面的制度，從而豐富了我國圖書管理經驗；二是宋代開始書院具有了刻書的功能，且屢出精品，書院刻書也為繁榮圖書業做出貢獻。

    其四，書院對促進中國教育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宋元明清的著名書院，一般都是當地的教育中心，對推進所在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與此同時，書院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教學與組織管理等方面還積累了許多經驗，形成了不少與官學迥然有別的特點。如重視實踐、注重學生道德能力培養、師生感情甚篤以及學習氣氛輕松、管理人員較少等。所有這些都豐富了我國的教育遺產，而且為今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其五，書院曾經培養過大批著名的歷史人物，他們分別在各個領域做出過杰出貢獻，對促進中華文明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張煒：看看中國的幾大著名書院出了多少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這個問題也就清楚了。一些書院的主持人（山長），本身就是文化巨人，他們對于撥動一個時期的文化心弦，對于中華文化的傳承，都有功不可沒的作用。可以說，沒有書院的文化培育，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幅中華文化版圖。

    書院教育與現代教育相得益彰

    記者：近年來，中國文化書院、白鹿書院、中國書院等相繼出現。在現代社會中，書院這種古老辦學模式的存在有何意義？傳統的辦學模式與現代教育體制應如何對接？

    李勇慧：書院確是一種古老的辦學模式。但是“古老”并不代表落后。毛澤東同志早在1921年長沙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時，就曾提出過“取古代書院形式，納入現代學校內容”的主張，到今日仍具有指導意義。

    書院歷經千年而蓄積的教育、思想精華影響至今。針對現代教育體制批量化、標準化、德育弱化等缺陷，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看到應試教育帶來的弊端，它不僅扼殺了學生創新性思維，而且在其內容和制度越來越“臻于規范”后，其與中國古代延續了1000余年的科舉制度的“八股”性也體現了出來。

    書院自古就具有大眾性，它提倡自由、不設門檻，以宣傳、傳播儒家傳統經典文化為教育宗旨；以注重培養學生的個人素質、道德涵養為教育目的，更與現代教育相互補充。

   如今，數以百萬計的老人、青年、少年在書院接受國學傳統教育，足以說明書院的魅力與積極作用。

    顏炳罡：現代教育是大工業化的產物，以為人才的生產可以像工廠生產貨物一樣，按照一定流程，合乎一定的標準就可以從流水線上滾滾而來。這種教育有其優勢，可以滿足現代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但不足之處在于忽視了個性化教育與培養。忽視了個性化教育的現代大學可以涌現出一批又一批工匠，但難以產生大師。

    傳統書院教學模式因主持人的學術特長而定，沒有固定的教學模式，沒有國標課程，也沒有規范的教學大綱。同時，書院還實行講會制度，相近甚至不同學術觀點的專家同時登壇授課，讓學生自由討論，所以真正辦出名堂的書院都有自己的學術特色。書院更重視學生的個性化培養，有些書院是師生共同研究的場所，學生與老師一同成長。

    現代教育體系應當引入書院精神，而不是照搬書院的教學方法與模式。書院精神說到底就是自由講學精神，創新精神，教學相長的精神，這樣才能使傳統書院與現代教育發展相得益彰。

    張煒：11年前，我創辦萬松浦書院。當年覺得中國的大批量常規教育之外，還需要書院這樣的個性化教育。面對少數人施行的特殊教育，在這個時代是有意義的。教育和其他事物一樣，許多時候也有個多元并存的生態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書院不是搞一點建筑，花一點錢請人講講學、存一些書、取一個名字掛上一塊牌子，更不是將過去廢棄的書院從外形上恢復起來，這都不是書院。書院的三個要素（獨立的院產、主持人、獨有的理念）中，最重要的還是主持人。這個人必須穩定持久地與書院結成一體，有知識學問資格，還要有自己的學術理想與人文情懷，有自己的世界觀。有了這樣一個人，其他都好辦。錢穆的新亞書院當年在香港門面毫不堂皇，租了幾間房子，學生躺在樓道睡，照樣對中國文化作出了極大貢獻，培養出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現在建書院的實在不少，但有意義的并不多。為雅興花一點錢，太容易了。其實這反而是有害的。萬松浦書院的院長如我也不合格，但我知道書院是什么。

    創新推進“圖書館+書院”模式

    記者：今年5月以來，山東省文化廳在全省創新推進“圖書館+書院”模式建設尼山書院，將公共圖書館與傳統書院相結合，到2015年底，將在全省150多個公共圖書館建成“尼山書院”，這一舉措意義何在？

    徐向紅：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山東曲阜，在孔子研究院發表重要講話。這是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宣示，賦予了我們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塑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使命。作為儒家文化發源地，山東省文化系統須切實增強文化自覺和歷史擔當，創新載體和機制，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另一方面，“十藝節”后，全省公共圖書館和其他文化場館建設改造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如何利用好這些現代化的文化陣地，充分發揮好圖書館現有設施的作用，還是個重大課題。

    結合這兩方面內容，我們探索創新“圖書館＋書院”模式，讓古老書院在現代圖書館中煥發青春，讓藏在圖書館的文獻典籍利用書院走近百姓，提高公共圖書館的文化服務能力，實現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書院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以刊藏典籍、教化育人、研究傳播為主要職責的文化教育機構，在文脈傳承、教育推廣、人才培養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尼山書院坐落在孔子誕生地曲阜尼山之上，始建于宋慶歷三年，元時重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現代公共圖書館承擔著文獻收藏、整理研究、社會教育的職能，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陣地，是廣大群眾的終身學校和傳承延續文明的文化重鎮。將現代公共圖書館和傳統書院有機結合，在全省公共圖書館建設“尼山書院”，進一步發揮其傳承教化的文化功能，具有重要意義。

    圖書館和書院分離已經很久了，我們甚至已經忘卻了圖書館和書院之間還有一種天然的聯系。在古代，書院和圖書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書院即是圖書館，兼有圖書收藏、傳播等重要功能。近代以來，隨著古代書院的日漸式微，現代圖書館的興起，兩者分離現象比較明顯，圖書館教育、教化功能弱化。隨著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推進，在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尋找和加深書院與圖書館的天然聯系恰逢其時。

    將尼山書院融入全省現代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利用“圖書館+書院”模式打通古今，把全省圖書館建設成禮樂教化、以文化人的文化重鎮、精神家園，不僅對于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孔子研究院重要講話精神，加強孔子及儒家思想研究與傳播體系建設，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推動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也有助于深化圖書館的精神文化內涵和公共服務功能，更好地發揮圖書館現代化設施的社會教育作用。

    顏炳罡：“圖書館+書院”模式是山東省文化創新工程，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可以說是山東省在弘揚與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方面的新舉措，可喜可賀。書院起于藏書、修書、校書，相當于今天的圖書館。“圖書館+書院”模式一方面健全并擴大了圖書館的功能，另一方面，借助圖書館這個平臺，讓傳統的書院得以復活，這是一個共贏的模式。

    “圖書館+書院”模式是政府主導下的文化工程，傳統書院有政府建的，更多是民間辦的。我認為，山東省150多個“圖書館+書院”模式雖基本覆蓋到全省的地級市、市轄區、縣級市以及縣，卻沒有無縫對接廣大鄉、鎮、村、社區等基層單位。在做好“圖書館+書院”模式的同時，動員民間力量，發揮廣大民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山東省各地市傳統文化資源優勢，將山東省境內比較有名的書院恢復起來，如泰山書院、徂徠書院、洙泗書院、濼源書院、公冶長書院、荀卿書院、愿學書院、曾子書院、顏魯公書院等等，這對于山東省的文化建設將起到重要作用。

    書院恢復與重建應當兩條腿走路，“圖書館+書院”是一條腿，民辦書院是另一條腿，兩條腿并行不悖，各有優勢。政府積極引導，給予適當扶持，古老書院一定會煥發新時代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