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波那墓地M20棺內人骨和隨葬器物



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半地穴式作坊F3至F5



崗嘎墓地西區M7獨木棺



楊價墓女室出土螭獸金杯



曲踏墓M3出土玻璃珠
 

    李連娣

    ◆ 甘肅肅北縣馬鬃山玉礦遺址：填補中國古代玉器原料來源問題的學術空白

    “玉出昆岡”始于何時？絲綢之路開通前是否存在著一條“玉石之路”？馬鬃山玉礦遺址的發現為了解青銅時代至漢代時期西北地區玉器工業提供了線索。其中徑保爾草場玉礦遺址多年來的發掘，填補了中國古代玉料開采的眾多學術空白：第一次發現作為揀選玉料作坊的半地穴房址，第一次發現玉礦遺址周圍存在呈長方形的防御型建筑，第一次發現地面式石圍墻作坊，出土大量以透閃石為主的玉器廢料、玉料石皮等遺物，為我們直觀地展示了當時的玉礦布局結構及生產與組織的基本情況，成為目前所見唯一一處由采礦區、選料作坊區及防御型設施區等組成的與玉礦開采相關的聚落。同時，遺址上漢代陶片和騸馬文化陶片共存的現象，說明當時該遺址上存在兩支人群，這兩支人群在當時被視為重要資源的玉礦開采、加工、輸出過程中處于怎樣的地位？發揮著怎樣的作用？這都成為以后工作中需要探索的問題。

    專家點評：玉器曾在中國文明早期起源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從南方的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到北方的紅山文化都曾出土過大量的玉器，學者對此都有深入的研究，但學術界幾乎從未對玉器的產地和開采做過考古學探索，馬鬃山玉礦遺址的發現將玉器來源問題的考古學研究提上了日程。同時，這一玉礦遺址處于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上，遺址中揭露出的騸馬文化和漢代文化遺存及大量廢棄玉料的發現，讓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可能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就已經存在一條“玉石之路”，這一發現將會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性提供不可或缺的材料。

    ◆ 云南祥云縣大波那墓地：構建洱海地區考古學文化序列的重要資料

    1961年，該墓地曾因出土了迄今保存最好的大型銅棺而名噪一時。2014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干欄式建筑遺跡，這與干欄式房屋造型的銅棺及出土的房屋模型相吻合，同時還清理了6座面積超過15平方米的高規格墓葬，首次發現了云南地區的多人二次合葬墓。發掘出土的280余件（套）各種材質的遺物中，鷹形銅鉞、圈足銅杯、銅葫蘆及銅杖首等器物最具特色。陶器中的雙耳罐和三叉格式銅劍則與北方地區有著緊密的聯系，說明南、北方文化曾在此有過碰撞和交融。在大波那墓地出土銅棺之后，著名考古學家李昆聲曾認為該墓地屬于“昆明人”，此次大波那墓地的再次發掘對揭開銅棺主人的身份及是否為“昆明人”族屬這一謎題、完善本地區從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等具有重要價值。

    專家點評：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的發現填補了學術空白，在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上是十分重要的考古發現。但同時也提出了諸多問題，如此次發掘的東、西兩區，其中東區為墓葬區，西區為居址區，墓葬區和居址區之間是何關系？大波那墓地出土的不少遺物與周邊石棺葬出土的遺物有許多相似的因素，這一墓地和“石棺葬”文化之間是什么關系？另外，該墓地人群的族屬同樣是我們關注的問題。

    ◆ 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天珠的首次考古發現

    至今仍被藏民視為神圣之物的“天珠”歷史有多悠久？如今經考古發掘，我們有了1800年前的實物例證。位于象泉河上游地區，公元2世紀至3世紀前后象雄時期的曲踏墓地發現了一枚寶貴的天珠，這在阿里地區系首次發現。鄰近的故如甲木墓地還出土了用于覆面的黃金面具。

    除了珍貴的遺物，兩個墓地最引人注目的是遺物表現出的多種文化因素：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王侯”銘文禽獸紋織錦，被考古學家認為與新疆地區出土的織錦十分相似，推斷應為中原制作，并通過新疆流傳至此。曲踏墓地出土的木梳、刻紋木牌、方形木盤的形制和材質、木案足部的紋飾及銅鈴的制作等都與南疆地區有著密切的聯系。玻璃珠則很有可能來自于印度河流域，而帶柄銅鏡則具有明顯的歐亞大陸風格。很明顯，在象雄時期，這一地區就與新疆地區，甚至與遙遠的中亞和印度地區發生了文化交流。

    專家點評：這是阿里地區最重要的一次考古發掘，回顧以往阿里地區的考古研究成果，此次考古發掘的貢獻主要有：首先，被藏族視為神圣之物的天珠首次在考古發掘中出土。其次，曲踏墓地的墓葬形制，與阿里地區看到的窯洞式建筑十分相似，表明這些墓室很大程度上是仿造生前所居住的窯洞而造的。第三，兩個墓地的發現對西藏西部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義。第四，此次發掘出土的大量陶器，將為陶器制作技術、使用等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豐富的資料。最后，墓地的發現為我們下一步尋找居住址提供了契機。

    ◆ 山西忻州市九原崗北朝壁畫墓：木結構建筑壁畫在同時期墓葬中的首次發現

    三國時期實行薄葬，至唐朝時期再次流行奢華厚葬，其間墓葬習俗的轉變過程是怎樣的？九原崗北朝壁畫墓為我們了解這個重要轉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該墓雖屢次被盜，但在墓道東、西、北三壁及墓室殘存有大量壁畫，墓道兩側的壁畫內容基本一致，從上而下一層為流云中的奇禽異獸、龍鶴仙人、雷公風伯等；二層是迄今我國發現最大的狩獵圖，近30米長，1.6米寬，是研究北朝生活文化和軍事演變軌跡的珍貴考古資料；三、四層是儀衛出行圖，圖中首次發現胡人形象，對研究北朝胡人在中國的活動提供了最新資料。壁畫題材豐富，囊括天、地、人三大主題，包含人世間的基本生活內容，展示出一種多元素、多風格的融合之態。

    專家點評：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從三國時期的薄葬風俗到唐厚葬之風再次興起的重要轉變時期，處于這一時期的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的發現為研究當時的埋葬習俗和制度提供了十分豐富的材料。同時，至少是王侯級別的墓葬規模，壁畫展示出的高超繪畫水平，都將會為相關問題的研究提供深入探討的寶貴材料。

    ◆ 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為探尋蒙古族源找到了最新考古實證線索

    崗嘎墓地是呼倫貝爾草原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古墓群，已清理16座墓葬，通過目前的考古工作，可以看出該墓地埋葬習俗特色鮮明：墓葬多有木質葬具，且以獨木棺數量最多，與文獻記載中蒙古族使用獨木棺的傳統相符合。出土遺物中有具有古代游牧民族特色的樺樹皮弓、箭囊、鐵鏃等武器或工具及馬鐙、馬銜等馬具。墓主人頸下發現瑪瑙珠的現象與《北史·室韋傳》中“素愛赤珠”的記載相吻合。

    考古學者初步認為崗嘎墓群應屬于公元8世紀至10世紀室韋人遺存。這一發現為學術界打開了從民族學、考古學和歷史學角度研究蒙古族源的廣闊視野，成為深入推進蒙古族源研究的關鍵所在。

    專家點評：通過歷史文獻我們可知，從北朝至隋唐時期，在呼倫貝爾草原生活著眾多的游牧民族，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響，中原地區對此并不了解。此次崗嘎墓地的發掘，是從考古學角度為追尋蒙古早期遺存，填補蒙古汗國之前的歷史空白，理清從東胡到鮮卑、契丹再到蒙兀室韋的關系所做出的重要突破。

    ◆ 貴州遵義市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目前唯一全面發掘的播州楊氏土司家族墓地

    唐朝時期平南詔，楊氏開始入主播州，從唐朝至明末，楊氏統領播州700余年。數世紀間，楊氏家族經歷了怎樣的起落沉浮？考古發現了3座楊氏墓葬。根據墓志，可以確定M3為播州楊氏第14世楊價夫婦墓，M2為第21世即明初第一代播州土司楊鏗夫婦墓，M1為播州楊氏第29世土司楊烈夫婦墓。

    M1和M2早年曾遭盜掘，僅殘存少量隨葬品。M3是目前貴州已發掘的唯一一座未經盜擾的楊氏墓葬，也是目前發現的播州楊氏唯一的土坑木槨墓。該墓葬出土了螭獸金杯、金盤、金瓶、金碗、金匙、金柄環首刀、象紐銀執壺、獅紐銀執壺、銀溫碗、雙魚銀洗等32件金銀器，為宋代金銀器的研究提供了一批可明確斷代的資料。

    3座墓葬身份確定、世系明確，進一步充實了楊氏土司墓葬世系，也糾正了前人關于楊價墓在桐梓葫蘆壩的錯誤判斷。對于從考古學角度闡述和研究播州歷史，彌補歷史文獻的不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專家點評：從漢晉以后開始，西南地區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圍繞著當地土官或土司發生。中央政權的很多政策也是通過這些土官或土司來貫徹執行。過去，學術界對西南地區的土司制度研究和重視程度不夠。此次播州楊氏土司家族墓地的發掘為我們深入探討這些問題打開了局面，也提出了一些問題：第一，目前發現的9座楊氏土司家族墓均不在遵義城，而是分散地分布在城周圍莊園內，這樣的布局有什么含義？第二，目前發現的9座墓均為楊氏土司與其夫人合葬墓，周圍無其他家族成員墓，這一特征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討。第三，這一墓地3座墓葬之間既不是按昭穆制度排列，也不是按世系排列，墓主相互之間總相隔若干代，這又是為何？第四，目前發現的楊氏土司墓皆為石槨墓，唯獨楊價墓為木槨墓，這又是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