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一大批有關先秦兩漢的珍貴文獻的出土，極大地豐富了先秦文學的內容，多方面地推進了先秦文學研究的發(fā)展。

    本期所刊出的三篇文章，從三個方面對此進行了評述。陳桐生教授討論了出土文獻對于先秦散文史研究的重大影響。“郭店簡”和“上博簡”中一批儒家文獻基本上屬于戰(zhàn)國中期以前的著作，時代處于孔孟之間，其價值大致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彌補了從孔子到孟子之間的儒家學派傳承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其次是彌補了從春秋后期到戰(zhàn)國前期中國對話體散文寫作發(fā)展過程的缺失，具有重要的文學發(fā)展史意義，其價值之大不言而喻。張樹國教授從《上博簡二·子羔篇》記載的孔子與學生子羔關于禹、契、后稷感生神話的對話中，引發(fā)出一個重要的文化史問題：關于后稷神話的生成、與農業(yè)祭祀的關系，以及周代郊廟制度的形成問題。這說明，出土文獻的價值，不僅在于為先秦文學補充了新的作品，而且可以充實和深化我們對于中國文化史上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黃靈庚教授從多個角度概述了出土文獻對于當下楚辭研究的推進，從文本的校訂、字詞的考釋、作品真?zhèn)蔚呐袆e到禮儀文化制度的認識和對楚史的重新了解，展示了出土文獻對先秦文學研究的多方面的影響。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三篇文章在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先秦文學的過程中，都將其與傳世文獻進行了充分的比較分析，在將二者互相印證中充分發(fā)掘了各自的價值。從文學史的角度講，七十子后學的散文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是商周對話體散文與戰(zhàn)國諸子百家散文之間的過渡形態(tài)，由此而修正了先秦散文史框架。《子羔篇》記載的孔子與子羔關于禹、契、后稷的對話，進一步證實了始祖神話在三代國家祭祀中的重要意義。而出土文獻之所以在楚辭研究中有重要價值，恰恰是因為它從多層面多角度地幫助我們解決了楚辭中的一些疑難問題。這再一次證明了傳世的先秦文獻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也說明出土文獻只有在與傳世文獻的互補中才能進一步突顯其珍貴性。它同時說明，對出土文獻的充分重視，是當下從事先秦文學研究的要務。但是，如果不以傳世文獻作為治學之基礎，不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進行比對研究，那么，出土文獻的價值也將大大降低，所研究的問題以及其研究深度也將受到極大的局限。作者：趙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