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流行“申遺熱”

    聽說麻將申遺了

    還有豬頭肉也申遺了

    我拿手的炒豬大腸也能申遺嗎？哈哈

    克衛 繪

    最近，從2012年中國歷史文化名樓市長論壇暨第九屆名樓年會傳出的消息稱，由于各地政府未能達成統一共識，原本計劃聯合申遺的國內十大名樓，計劃暫緩。

    盡管如此，名樓聯合申遺這一舉動所引發的質疑，依然具有進一步探討的價值。聯想到近年來的“豬頭肉申遺”、“麻將申遺”等事件，我們該深入思考的是，申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觀點碰撞

    仿造的名樓其實也是贗品，正如網友所稱：“除了名字是老的，其余都是新的”

    在這些名樓中，黃鶴樓是上世紀80年代重建的“新版黃鶴樓”，樓內建有電梯；滕王閣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繪的《重建滕王閣計劃草圖》重建而成；建成于2001年的南京閱江樓只有11歲。這說明，很多歷史名樓只是今人重建而成，有些名樓甚至連文物保護單位都不是，它們并非是貨真價實的古董，不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 “原真性”要求。當然，這并不影響假古董賣出真價錢，這些歷史名樓吸引了大量游人，為景點帶來了滾滾財源。

    近年來，國內掀起了一股申遺熱潮，很多景點打著文物保護的旗號紛紛申遺，而一旦申遺成功，這些景點的門票立馬漲價，申遺成為景點漲價的最好理由。很多景點正是看中了這一點，于是紛紛打起了申遺的主意。“十大名樓”打包申遺，顯然也是受到了利益的誘惑。但是，除了岳陽樓、天一閣屬于國家文物保護單位或許具有真正的申遺價值外，其余所謂名樓只是 “湊熱鬧”而已。

    嚴格說來，仿造的名樓其實也是贗品，正如網友所稱：“除了名字是老的，其余都是新的。”這句話也可以這樣說：“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申遺是為了保護文物，那么這些新建的名樓申遺是為了什么呢？（池墨）

    一些沒有成為“遺”的遺產或已經進名錄的“遺”，能不能“遺”下來，實在難說

    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已有200多個項目有申遺意愿，其中列入預備申報清單的項目有60多個。而根據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的新規定，一個國家每年最多只能各申報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和世界自然遺產項目 （申報未必就成功）。顯然，中國要完成所有項目的申報尚需上百年。不過，照現在的開發速度，百年之后，一些沒有成為“遺”的遺產或已經進名錄的“遺”，能不能“遺”下來，實在難說。

    問題在于，一些地方的利益觀是短視的、盲目的、狹隘的，使遺產陷入一個重開發輕保護的惡性循環中，這既嚴重損害遺產固有的文化精髓，有時連地方孜孜追求的經濟利益都難以保障。例如湖南武陵風景區申遺成功后的短短幾年內，景區內冒出賓館、飯店、棚點等違規建筑達30余萬平方米。被世界自然遺產委員會“黃牌”警告后，景區為將違規建筑物拆除，花費高達10億元人民幣，比已獲得的經濟收益高出數倍。把申遺視為一場賭博式的生意去搞，也一手釀造了風險。

    早在2006年，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孫家正就坦陳，中國在世界文化遺產工作中確實存在著“重申報、輕管理，重開發、輕保護”的傾向，確實存在著某種“建設性破壞”和過度的開發。幸好，為了加強對世遺的保護，世界遺產名錄設立了一個“黑名單”，也就是退出機制——如果哪處世界遺產因保護不力被破壞，那么就很有可能進入“瀕危名錄”，甚至被除名。如此一來，一個舉全民之力好不容易申遺成功的遺產，因保護不力而被除名，那曾經的“豪賭”誰來收局？（鄧子慶）

    是雪中送炭地搶救那些同城市記憶息息相關的老房子、老街區，還是錦上添花地申報當地某名勝為世界文化遺產

    真正急需“雪中送炭”的，是那些瀕臨拆除或亟待修繕的一般不可移動文物、歷史建筑和歷史街區。這些瀕臨消亡的文物古跡，鮮有被地方政府納入申遺對象的。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2011年12月結束）統計，近30年來，全國消失了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其中有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設活動。例如在長沙，一年前在長沙萬達廣場工地發現了一段長約120米的古城墻，專家判定這段古城墻歷經南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疊加修建，后湮沒于地下，保護價值極高。但幾個月后，120米的城墻在各方博弈下被拆到只剩20米，不得不為房地產開發項目讓步。

    席卷全國的“申遺熱”的背后，是景點管理方、決策者、部分專家和設計單位等各方的利益驅動。景點管理方的利益驅動已是眾所周知。不少景點申遺成功，意味著人氣的暴漲，也意味著漲價的開始，成為地方政府的提款機。如安徽黟縣的西遞和宏村、湖北武當山等許多景點的門票價格，都在這些地方升級為世界文化遺產后大幅提高。

    地方政府的申遺沖動，背后也是急功近利的政績訴求。在一些地方決策者看來，申遺成功將填補當地世界遺產的“空白”，增加一塊“金字招牌”，無疑是在有限任期內的一項可以大書特書的重要成就。

    值得關注的是，也有部分專家、研究機構、設計單位同景點管理方一道，不斷游說地方政府申遺。雖然有很多學者本著歷史責任感，為保護瀕危的文物古跡、歷史街區而奔走呼告，可也有部分專家、研究機構、設計單位，不遺余力地向當地政府推薦的總是那些只需“錦上添花”的重要文物，反復游說申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盡管申遺成功與否還完全是未知數，或者成功也許是在久遠的將來，但一旦地方政府啟動申遺程序，專家的研究課題費、設計單位的規劃設計費就可滾滾而來，一套名利雙收的產業鏈隨即形成。

    在十八大新聞中心舉辦的記者招待會上，文化部副部長趙少華在被問及申遺事宜時表示，申遺絕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而是在切實保護和管理好世界遺產的前提之下，充分地發揮世界遺產的社會功能，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要讓申遺工作不背離文化遺產保護的初衷，我認為關鍵在于地方政府應樹立正確的文物保護觀。對于地方政府來講，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文物保護工作更迫切的問題是什么？有限的文保專項資金，到底用在哪里才是用在刀刃上？是雪中送炭地搶救那些同城市記憶息息相關的老房子、老街區，還是錦上添花地申報當地某名勝為世界文化遺產？“申遺熱”背后應該有更多的“冷思考”。（姚遠）

    所有值得申遺的文化遺產都是歷史給我們的禮物，也是一份考卷，怎么做才能無愧于歷史、無愧于先人，值得深思

    有文保專家指出，十大名樓許多都是現代新修的，有幾個連文保單位都不是，屬于“假古董”，按照世界文化遺產申請標準，不夠格。不過筆者以為重點卻不在此。

    大家平時關注名樓的重點其實并非在樓是否真正“古”，眼前的建材是否真的歷經千百年，而在于名樓承載的文化意涵，身處名樓，更多的是感受一種徜徉在歷史流變中與古代名士 “對話”的感動。拋開名樓建筑價值不說，僅文化價值就無比可貴。登黃鶴樓，遠眺江景，每每能想起崔顥的不朽名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登滕王閣，怎不為王勃筆下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奇景贊嘆，又不免與其“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感嘆共鳴；至于岳陽樓，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傳誦千年，其中信念的光輝綿延至今，其意義不需多言。文化遺產的設立，用意在保護人類歷史的文化精髓，從這一點而言，這些名樓即便是新翻建的“假古董”，也不妨礙它們本身申遺的資格。而且，中華文明流經五千年，光輝燦爛，并且是世界古文明中唯一傳承至今的一例，從這一點來看，值得申遺的文化遺址又何止這十大名樓，即便二十大、百大也不必令人咋舌。

    “申遺熱”不是壞事，關鍵是怎么來做。申遺只是一個手段，無論成功與否對這些遺產的保護工作而言都不是終點，關鍵在于申了之后怎么做。暫且不去討論申遺本身需要的巨大開支，申了，成功了，免費開放幾天慶祝，隨后攜世遺這塊金字招牌漲價，體現身價，表面上是社會獲益，其實絕大部分利益都落在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門手里，如此看來，申遺對個別地方政府來講是一門好生意，只是民眾卻要為申遺買單，并且感嘆那些風景愈來愈“玩不起”。同時，更重要的是同申遺成本高昂相對，許多先例顯示申遺成功后文化遺產的保護費用卻稀缺得可憐，游人如織、門票高昂，但落實到保護上的資金卻極為有限。曾有調查顯示，除去上繳政府、財政、旅游公司和維持人員開支的資金，用到遺址資源保護上的資金連門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證。對比懸殊，讓人對文化遺產的過度利用、保護不善、最終淪為可憐的搖錢樹這一點更加擔心，乃至痛心。申遺成功尚且如此，若沒成功，保護措施是否更加流于形式，甚至讓位于商業利益而被拆除消亡……

    設立世遺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無論該不該申遺，申了能不能成功，樓都在那里，即便不是真古董，也有真文化、真價值、真意義。我們要做的不是一窩蜂大搞申遺“運動”，而首先應當完善景區資源保護措施，提高門票收入用于保護資源的比例，并逐步還原旅游景區本應有的公益屬性。名樓乃至所有值得申遺的文化遺產都是歷史給我們的禮物，也是一份考卷，怎么做才能無愧于歷史、無愧于先人，值得深思。（原標題：名樓聯合申遺引思考：申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