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1949年前的考古活動與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緊密相連，我們稱之為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動。人們普遍認為河南早期考古工作的開展可以追溯到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的調查和發掘。從1921年安特生在仰韶村的發掘，到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殷墟的發掘，中國的考古學從無到有，研究人員和機構由少到多，一步一步發展起來，其過程都與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動息息相關。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末的考古活動，河南考古雖然沒有以后的大規模調查，然而在整個中國考古學史上意義重大，有鮮明的特點與重大的影響，為后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河南的考古活動開展早：1921年安特生在澠池縣仰韶村遺址進行的發掘，1928年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始在安陽殷墟進行的發掘，1932年郭寶鈞等在浚縣辛村遺址進行的發掘，分別是中國境內最早發掘的新石器遺址、商代遺址和西周時期的墓葬。殷墟發掘僅比北京周口店的發掘晚一年，但比陜西斗雞臺的發掘早5年。當時國內考古一片空白，考古工作開展越早，越受到國內外關注，影響越大。

 

　　河南的考古發掘規模大：1949 年以前，我國考古活動能夠大規模開展的地方，唯有河南。殷墟發掘從1928 年開始，到1937年結束， 先后進行了15次發掘，發掘規模大。考古發掘規模越大，意味著可能會有更新、更全面的發現，越能搞清楚遺址的布局結構，考古成果越豐富。如1934到1937年，同樣是發掘墓葬，北平研究院在斗雞臺遺址東區發掘了不到1000 平方米（約占墓地面積的十分之一）， 發現墓葬104座，而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僅在1934到1935 年，在殷墟西北崗發掘了3次，發掘面積2萬多平方米，發掘出10余座大墓和1000多座小型墓葬，發現遠比斗雞臺遺址豐富，其影響自然更大。

 

　　河南的考古成果特色鮮明：中國考古學緣起于上世紀初西方地質學的引入，最初關注點在史前部分乃至舊石器時代，與地質學知識密不可分，包括安特生等人在內本都是地質學家。人類在舊石器時代，因為工具的材料均為石器，使用的技術相對簡單、遺跡稀少，所以世界各地考古遺存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殷墟與浚縣辛村的發掘，發現的中國殷商與兩周考古遺跡，具有強烈而鮮明的地域特征，充分體現了早期中華文明的特色，最終催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的誕生與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河南的考古成果刊發及時：中國早期的考古活動，能否產生影響，影響的大小與考古成果能否及時刊發有很大的關系。河南的部分考古成果被及時刊發是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原因。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發掘殷墟的次年即開始出版《殷墟發掘報告》，到1949年前共陸續出版了4 冊《殷墟發掘報告》和4冊《田野考古報告》。這些刊物在報道殷墟發掘的同時，將李濟、梁思永等人實踐經驗與理論方法也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引起了國內外相關機構的高度關注，對國內其他考古機構產生了重要影響。而北平研究院考古組由于沒有及時也沒有專門的刊物發表陜西考古的資料，加上戰爭的影響，直到1948年才出版了《寶雞斗雞臺溝東區墓葬》，因此對中國早期考古活動影響相對較小。

 

　　河南是中國考古學理論的踐行地：中國的考古學，受到西方考古學的影響，并與河南等地的考古活動相結合，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考古理論。安特生在仰韶村發掘過程中，引進一套歐洲較先進的田野發掘方法并將地質學領域的地貌學、地層學方法引進到野外考古發掘中，其后李濟等在山西西陰村和殷墟發掘的工作方法是在安特生方法基礎上的改進， 這無疑是中國考古學工作方法的首創。梁思永在后崗發掘過程中，正確運用地層學方法，首次發現了仰韶、龍山、小屯三種文化的疊壓關系，是1949年前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方面最大的學術成就，成為中國史前考古研究科學化的重要標志。李濟在研究殷墟器物過程中，探索改進了安特生帶地質學色彩的器物學，基本上抓住了器物分類和同類器物分列的類型學的核心問題，標志著中國考古類型學實踐真正的開端。

 

　　河南是中國考古學術語的形成地：河南早期的考古工作，對我國早期考古學術語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通過仰韶遺址的考古，安特生為我國引入了一批有關陶器和考古學理論方法的語言（術語）。在殷墟遺址的發掘和研究過程中，李濟等人從金石學中借用一批描述銅器、玉器的語言（術語），并因地制宜地自創出一批有關墓葬、田野發掘的語言（術語）。通過辛村墓葬的考古發掘和研究，郭寶鈞借用金石學的術語， 進一步完善了墓葬和銅兵器、車馬器的語言（術語）。通過20多年的努力。李濟、郭寶鈞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已經基本構建了中國考古學語言（術語） 體系。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考古學使用的語言（術語），正是在這個體系基礎上不斷完善發展而形成的。

 

　　縱觀中國考古學史，河南早期的考古活動有著非凡的意義。仰韶村發掘被認為拉開了我國現代考古的序幕。殷墟發掘則被視為我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標志。尤其是殷墟發掘使得甲骨學成為我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使得殷商歷史成為信史，并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著作等身、蜚聲海內外的考古學家，影響深遠。（作者：李龍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