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籌游曉鵬執行頂端新聞·大河報記者張弋

    2月17日，“文博中國”微信公眾號刊登《夏文化|李維明：二里頭遺址祭祀陶文初識》一文引發了人們關注。眾所周知，商代的甲骨文是我們已知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文字，此文一出，網友議論紛紛，“夏代就有文字出現？”“中國最早的文字是否要被改寫？”

    沒想到過了僅僅不到一天，事情便發生了反轉。2月18日，二里頭考古工作隊迅速發文，“陶片上的符號是工作人員當年留下的記號”。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

    大河報記者了解到，李維明畢業于北京大學考古系，歷史學博士，是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其為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的弟子。

    據李維明的文章介紹，2000年秋，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在二里頭遺址發掘出土一塊不規則形殘陶片，在這塊陶片上有一些難以辨認的“神秘字符”。他經過辨別后，認為這些神秘字符是4個字，分別是“土”“六”“蛇（龍）”和“告”。這四個字是啥意思？李維明認為，這四個字分別指代的是地點、用牲、數量、祭祀等敘事內容，因此證明二里頭文化有記事文字，并確認二里頭文化（夏文化）文字是商文化文字之源。

    文章刊登一天后，也就是2月18日，二里頭工作隊在文博中國微信公眾號刊發了《關于二里頭遺址2000ⅢT4⑩：40陶片標本的情況說明》一文，對李維明所說的那塊陶片進行了實物核對，并認定，陶片上的神秘字符，是當年工作人員用記號筆寫上去的。

    “我們早年整理資料過程中用記號筆畫線，確有不規范之處，對大家使用資料進行研究造成了一些誤導，在此深表歉意，將在以后工作中更加注意操作規范。”二里頭工作隊表示。

    隨后，大河報記者向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領隊趙海濤求證此事，他告訴記者，確有其事。

    在微博，百家講壇主講人張宏杰對此事進行了關注并發問：你認為哪方觀點正確？

    知名歷史博主@青年考古學生認為，二里頭工作隊有失誤，把這個直接放到了考古報告彩版，李老師沒溝通好就直接寫文章，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誤會。

    網友對此事也是議論紛紛，有網友認為，不分青紅皂白，就一通研究，屬行為藝術。也有網友表示，為斷代工程操之過急，為補齊五千年用力過猛，一顆紅心情有可原。網友“東哥亂彈”則表示，做學問最怕的是先篤定一個結論，然后盡力證明它是對的。這樣做學問的過程中，會有意無意排除掉不利于該結論的證據，甚至將不相關的東西誤讀為有利的證據。

    一位考古業內人士告訴大河報記者，已經發表的考古資料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如果是陶器上有很重要的符號，在考古報告一定會指出。考古報告中對器物的描述，除了陶質陶色、形態特征之外，上面有任何特殊痕跡都會介紹。早年在陶器整理修復時經常會做各種標記，所以二里頭工作隊的工作不能算是失誤。“其實是一個簡單的誤會，李老先生執著于符號和文字，這次有點大意了。這次二里頭趕緊出來澄清，是為了避免被進一步解讀造成更大誤會，也是對老先生的尊重。”他說。

    有沒有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二里頭文化或夏代是否有文字已是學術界探討已久的問題。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即認為，我國在夏代初年就有文字了。

    趙海濤告訴大河報記者，他們在二里頭出土的部分陶器口沿內壁上發現有刻畫符號，有些應當起著標記的作用，如在公共場合使用時便于相互區分，有一些則很可能是早期的文字，用來表現數字、植物、建筑、器具及自然現象。有的學者指出這些刻符與后來的甲骨文有十分密切的淵源關系，進而釋讀出一些象形字。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顧萬發此前接受大河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鄭州商代遺址二里崗文化時期已經發現了文字，而且是比較成熟的文字。年代明顯早于安陽殷墟的甲骨文，是用毛筆蘸朱砂寫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這種朱書文字發現有20多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