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　慶吏簋及銘文拓本

    二、應吏簋與諸侯國史官

　　慶吏簋出土于M230中，伴出的銅禮器還有應吏鼎、應吏爵、應吏解各一件。該簋子口蓋，蓋頂有喇叭形握手。器身斂口，日緣一對獸首銜環耳，垂腹，圈足。蓋緣與口緣均飾由變形夔紋構成的凸目竅曲紋，并以細雷紋作地紋。圈足飾一周凸弦紋與二周細云雷紋。蓋內與器內銘文相同，皆為單行5字，自上而下為："應吏作旅簋"。通高17．1，口徑14、腹徑20厘米（圖2）。

　據王國維先生考證，史、吏，事三字古本相通，因此銘文的"應吏"也就是應史，即應國的史官。其實各地諸侯國都有史官，這在兩周金 文中十分常見，如(注：上“宀”中“日”下“易”)史、彭史、羕史、齊史、寧史等。他們的職位較高，專門記錄發生于本國或本國以外的大事以及本國諸侯等貴族的重要言行。據傳，史官必須具備公正無私的品行，對一切事實都要秉筆直書，即便是對國君，也不能為之掩蓋過失，避諱缺點。各諸侯國的史書名稱不一，但其實質是相同的。據《孟子·離婁下》記載，晉國的史書名《乘》，楚國的稱《梼杌》，魯國的則叫《春秋》。唯《春秋》一名行用最廣，后來成為史書的代名詞，《墨子·明鬼》所云"吾見百國《春秋》"一句即用此義。這也說明在兩周時期各地諸侯國都編有本國國史的書，而史官正是史書的完成者。

　　關于應吏簋的年代，我們同意劉啟益先生的意見，斷之于昭王。這表明在西周早期應國已有了自己的專職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