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神之鄉——衛輝
　　
    作為比干故里、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比干廟(墓)的所在地，衛輝具有財神文化的歷史積淀和群眾基礎，獲得“中國財神之鄉”的稱號可謂實至名歸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中國的財神爺?有論者認為，趙公明與姚少司師徒倆是瘟神，直到《封神演義》成書的明代，作者許仲琳才把他們作為財神，關羽、比干 是忠義之臣，劉海蟾是道家方士，而只有范蠡是一位生財有道的大商家，所以真正的財神應該是范蠡。等等等等。可惜學界前賢鮮有論列，或者以為無稽之說“夫子 不足道”，或者以為盡人皆知而弗道。
　　
    釋“財神”
　　
    對于貨殖增富，中國人從來就有自己特殊的理解。從語義學角度說，西文商業(business)的詞根是忙碌(busy)，部分證實著他們商業觀念的起源。而中文謂之“生意”，則取自《易經》“生生之謂易”。所以儒家經典如孔子編傳的《周易》中，就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系辭·上·傳》)
　　
    或者《孟子》：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
　　
    素稱“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尚且有這些說法，遑論佛、道兩教多元神祗，隨時隨機可以增設神位，供人膜拜?財神所以不會在兩河流域產生的一元神教，比如猶太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中出現，而偏偏會在中國應運而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實中國人就從來就不缺乏對于“快速致富”的幻想。司馬遷《貨殖列傳序》中早已明言“牟利沖動”的不可抗拒性質：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實皆為財用耳。”
　　
    由于史無明載，上古至西漢商人有無財富信仰，以及信仰為何的問題，史籍向付闕如。其實三星堆一號墓中的銅樹究竟代表何物，至今也沒有搞清楚。但 是隨著近年三峽地區大興工程，陸續有掛著五銖錢的銅制“搖錢樹”出土，唯緣文管部門懵懂無知，不知收藏，故大型完整者多被盜運到***。當然，此題研究尚在 起步探索階段，未能驟定，但是聯系《史記》、《漢書》中夸耀蜀商如卓文孫、鄧通、巴清寡婦等“富可敵國”，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搖錢樹”就是兩漢商人財富 崇拜的遺跡。
　　
    但是凡是財富，總是要消耗的，誰也不能保證只賺不賠。唐代中期中國又一次面臨商業社會，流行一種貨幣叫做“飛錢”，有點兒今天銀行匯票的意思。 于是有人幻想：要是這錢能自己飛回來有多好啊!所以才有了《太平廣記》中關于“青蚨”的描寫。大意是說這種飛蟲母子相依，母在子歸，子在母歸，如果把銅錢 涂上他們的血，無論母子都會自動飛回來。將母子之情與錢幣的反復孳生聯系一起，且能克服空間距離，以此可致交易之錢自動回歸，頗具想象力，顯然是當時產生 期票“飛錢”的神話版，現在看來，倒是頗合“生生之謂易”的本義。
　　
    推想起來，“財神”人格化形象，其實是來自古印度的靈感。如印度今存的婆羅門德里貝拉廟，其主神為保護神，其妻為財富神，右方騎母虎的女神是力 量之神，左邊供奉為濕婆是破壞之神。而同出于古印度的佛教為了夸飾西天極樂，每以連篇累牘之章句，形容財富之無限。比如《華嚴經》反復描摹“佛富貴”，不 過以琉璃、摩尼珠、瓔珞、寶華諸物，張大其數，至百萬千億。更可笑者，復以此等物堆迭顛倒，如云：“五百寶器自然盈滿，金器盛銀，銀器盛金;玻璃器中盛滿 硨磲，硨磲器中盛滿玻璃;碼磟器中盛滿珍珠，珍珠器中盛滿碼磟;火摩尼器中盛滿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滿火摩尼。”所以一旦說動佞佛之君主貴族，就會被要求 用大量金銀珠寶供張佛堂，以表其誠，同時也表示對于佛教彼岸的向往。這個風習由來已久，而在唐代開始大盛起來的。
　　
    文財神比干
　　
    中唐以后由于唐廷將茶，瓷由貢品改為商品，以應付回紇、吐蕃等游牧民族的索需，并且開榷征稅。又實行“兩稅制”以順應人口大量流動的現實，中國 的社會形態開始出現引人注目的轉型，這就是近年歐美日本學界盛行“唐宋社會轉型論”的基本原因。宋代這個趨勢有增無減，并形成了一整套“重商主義”的國策 和制度，尤以宋徽宗時代蔡京“紹述新法”，提倡“豐亨豫大”為甚，全民經商風氣甚濃。此事涉及頗多，筆者另有專題論述，此不贅言。
　　
    值得注意的是，已知中國人供奉財神的最早明確的記述就發生在這一當口。《東京夢華錄》卷十二記載：
　　
    “十二月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鐘馗、桃板、桃符及財神、肫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
　　
    其中“鹿馬”一詞，應為“祿祃”的諧音，“祃”是一種紙質神像，是供完以后焚燒的。此處所言“財神”為誰，實難稽考，但種種跡象表明，很有可能就是比干。或者換一種說法，比干可能是中國最早敬奉的人格化財神。
　　
    對于比干最早的記載，出于西周初年的《尚書·泰誓》：
　　
    “今商王受……□(斫)朝善之脛，剖賢人之心。”
　　
    《史記》也記有比干的事：
　　
    “紂愈淫亂不止……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強諫紂。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殷本紀》)
　　
    “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周本紀》》)
從宋朝起，民間藝人就開始把武王伐紂的故事編為平話演出，到元朝出版了《武王伐紂平話》即以史實為主，講紂王寵妲己，荒淫無道，造炮烙之刑，設肉林 酒池。剜比干心等基本情節。明中葉之《封神演義》踵事增華，寫比干原為商朝亞相，是紂王的叔父，為人忠耿正直。見紂王王荒淫失政，常常直言勸諫，不幸被紂 王挖心害死。姜尚(即姜子牙)奉元始天尊符命，封比干為文曲星君，掌人間祿祃財源、福德興慶之事。也正是因其剜心而死，故謂“財帛無心，有德斯昌”，無偏 無向，辦事公道。
　　
    可以說，比干成為“財神”，反映了當時商人對于競爭秩序及環境公平、公正的強烈需求。考慮到宋、明兩代官商一體的狀況，比干的“財神”形象造型 為文官打扮，頭戴宰相紗帽，五綹長須，臉龐清爍，面目嚴肅，尤其意味深長。從這個意義上說，需要公正、公平的法律及競爭環境，是經商致富的“財神”現象予 后人長久普適的啟示。
　　
    據載，孔子適衛(即今淇縣，衛輝一帶)，“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在這里首先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既主張“民富”，又強調“富而教之”，即富裕不忘教化，不忘提升自己，造福于民，共同富裕，才能實現儒家理念中的 “大道之行”，“天下大同”。考慮到孔子時代忠貞剛直的歷史人物的榜樣，已經成為儒家“教化”的重要資源，所以禮敬比干，結合今天的現實看來，也同樣具有 重要的意義。
　　
    此外，比干所以能夠成為后世財神，還有一層社會經濟的重要原因不可不察。據傳比干死后，周武王在今衛輝頓坊店鄉為其封墓。北魏太和十八年魏孝文 帝在此因墓建廟。自唐朝以來歷代英明皇帝加以封謚和維修。而汲縣(衛輝古名)向來就是溝通黃河水系與海河水系的交叉點。漢魏以后用兵北方，特別重視水運。 于是溝通由汲縣至邯邢之河流，成為隋唐宋各代的要務。在京杭大運河開鑿以前，船只是從黃河北岸分別順清、漳兩河入滹沱河，再北入平虜、泉州二渠，再東循新 河抵達今灤河。大業四年(608年)隋煬帝為發動遼東之役，收復遼東失地，又開鑿北方永濟渠，利用沁水入白溝、清河和曹操開鑿的平虜渠，北至涿郡薊城(今 北京)。《隋書·煬帝紀上》記載：
　　
    “大業四年正月，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治薊城，今北京)。”
　　
    前之學者論述及此，每每省略其間漕船經行的地域，實際上“南達于河”即疏浚今沁水下游，通于黃河;“北通涿郡”是自今河南武陟沁水東岸至汲縣一 段用沁水支流，即今孟姜女河;自汲縣至天津市一段，用清水下接淇水、屯氏河、清河，略同今衛河;自天津至涿郡故城一段，用沽水上接桑干水，即今武清以下的 白河與武清以上至北京市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涿郡附近一段不久即堙廢。自今天津以南，唐後即轉以清、淇二水為源，與沁水隔絕，慶歷八年(1048年)黃河 決澶州商胡埽，形成“北流”，經今滏陽河和南運河之間，東北流至青州，匯入御河(今南運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故史書所載，常稱衛輝“通都 大邑”之美譽，如《宋史·地理志》言汲縣“南濱大河，西壓上黨”，《文獻通考》稱為“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元一統志》說“峰麓奇峻，地當沖要，泉甘水 溫。”明《續衛輝府志》輒云：“東接齊魯，西控三晉;南襟汴洛，北拱京畿。眾水匯流，環帶城隅;群山列屏，通道八省。兩河之要地，中土之名區。”
　　
    我揣想，也許正是由于汲縣地處歷史上長期處于南北漕運的大要沖，南來北往的客商在順便致敬比干之廟時，也以其人格之剛直義烈，作為一種公正不阿 的精神象征，頂禮膜拜，而后才演變為后世財神之一的。只不過自從元代京杭運河通航，汲縣的中心地位隨之邊緣化以后，這段歷史記憶就逐漸褪色了。
　　
    正財神、偏財神
　　
    中國民間一向以多神信仰著稱，財神亦不例外。故后世關于財神又傳出種種說法，大致分類，可以歸納為公平性、功能性與道德性三類，涵蓋了商家致富的幾種共同需求。
　　
    后世常與比干搭檔出現的正財神是趙公明。有人稱為“武財神”閩臺一帶傳說有“趙公明無眼”的說法，正與比干“無心”恰成對偶。西方也有類似意 象，如英聯邦法院的標徽就是蒙著眼的公正女神。為什么蒙眼?睜眼看見打官司的，難免有大叔子二姨夫，在重視血緣宗親關系的中國倫理中，判決很難做到“一碗 水端平”。不過論其年代，趙公明卻要較比干晚得多。元明間《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曾言他是為張天師部下雷部神祗之一：
　　
    “終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成欽奉玉帝旨召為神霄副帥”，“昔漢祖天師修煉仙丹，龍神奏帝請威猛神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 旨，授正一玄壇元帥”。“至如訟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

    但在晉代《搜神記》中，趙公明為專取人性命的冥神之一。陶弘景《真誥》則記述他為致人疾病的瘟神。可見正一派中他的形象發生了“大逆轉”。而金 元間興起的全真教則以他為四位護法元帥之一。其中趙公明為“都掌金輪如意趙元帥”，亦稱“趙公元帥”。武當山宮觀至今仍保存著明代御制的銅鑄飾金趙元帥站 像及敕建財神廟(黑虎廟)，專奉趙公明神像。明代神話小說《北游記》就是敘述馬、趙、溫、關四元帥歸順真武大帝的故事的。推想他成為“財神”的年代，應當 在于元代商業浪潮洶涌澎湃之時。
“主財神”關公
　　
    關公無疑是中國最重要的財神。但他在財神系列中究竟扮演什么腳色，居于什么位置，似乎還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比較通行的說法，是認為他與趙公 明一樣，屬于“武財神”。這大概是出于《三國志演義》中關羽為武將形象影響所致。至于何以被視為財神，民國初年《民間新年神像圖畫展覽會》中說：
　　
    “關公被人視為武神、財神及保護商賈之神。人遇有爭執時，求彼之明見決斷。旱時人們又向彼求雨，又可求病人藥方，被人視為驅逐惡鬼兇神之最有力者。”
　　
    也有認為“關羽一生忠義勇武，不為金錢折腰，由此被世人附會成具有司命祿、估科舉、治病除災、驅邪避惡等“全能”法力。人們之所以奉關公為財神，大概是因為關羽不為金銀財寶所動，世人尤其是商賈們都敬佩關公的忠誠和信義，希望關公做他們發財致富的守護神。”
　　
    以上說法都有道理，不過都是大而化之，未能深究緣由根本。鑒于當今海內外華人商家供奉關公者甚眾，故有必要縷述始末根由，并對中國人格化財神的歷史略作歸納。
　　
    中國的人格化財神其實來源于佛教，這就是唐代開元年間由不空引入的印度佛教護法神毗沙門天王(vais"rābvana)，原名俱毗羅 (kubera)，是古印度神話中的北方守護兼財富保護神。在《增一阿含經·四天王品》、《大集經》、《金光明經》、《愚賢經》等都有他護持佛法的記載。 但有關傳說自唐代特盛，洛陽龍門石窟、敦煌壁畫、四川大足石刻中都有他的塑像或者繪像，敦煌壁畫還常描繪他渡海時眷屬隨從拋撒金銀財寶的場面。毗沙門從唐 末改為“北方天王”，宋后更降格為佛寺四大天王之持傘的“北方多聞天王”，三子哪吒則繼續隨同其父，成為道教“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宋代關公開始承襲毗 沙門戰神功能，金、宋、元、明、清歷朝無不如是，也順勢承襲毗沙門財富保護神的地位，也應當為后世佛教所承認。今之名剎諸如北京雍和宮，紅螺寺藏、漢寺廟 財神殿獨供關公，實即緣此。
　　
    關公成為財神還有道教因素，后世關公形象所以會是“面如重棗”，實緣于他是“火德真君下凡”的傳說。道教之《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經》曾以南方火德 真君為“主長養萬物，燭幽洞微。如世人運氣逢遇，多有災厄疾病之尤，宜弘善以迎之。”其中“長養萬物，燭幽洞微，運氣逢遇”都是商家所謂“生意”(即 《易》“生生之謂易”之意，或《大學》謂“生財有大道”)所必須條件。故“火神”或者“火德真君”亦被納入財神之列。舊時專門設立有一種財神組合，為“關 公、財神、火神”，而以隱然身兼財神、火神的關羽居中，就是為此而設。
　　
    關公成為財神的第三個要素來自儒家。理學史觀先以“《春秋》大義”肯定了劉蜀及關羽北伐“威震華夏”的聲勢，中明以后中國社會開始再一輪社會轉 型，“儒商合流”為晉、徽兩幫奉為圭臬，尤其是晉商汲取儒家“世守其業”的理念，作為“鄉人”的關公自然成為他們“以義取利，誠信天下”最佳形象代言人， 并隨著他們篳路襤縷，周行天下的足跡，漸次延伸到城鎮鄉村，山林邊陲。他們的這種切實努力，而后為儒臣儒生所接受或默認，也最終奠定了關公作為“主財神” 的正統地位。清代有一種相當普及的財神組合，關公獨立在上一層，下一層為一位或數位財神，叫做“上關下財”，也許正說明關公與其他財神間不平等的關系，或 者寓有商業理念中也應該“道德至上”的涵義。
　　
    民間年畫中有把關公與比干并列，或上關下比，印在一張紙馬上，作為招財納吉的喜慶圖像，在過年時懸掛在中堂之上的。20世紀初，俄國漢學家 B.M.阿列克謝耶夫曾經在中國搜集了大量年畫，其中有幾幅財神年畫，他還寫過論財神的論文(《財神的年畫、信仰及財寶的象征》見《中國民間年畫》，莫斯 科科學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據他說，他所收集的都是清末民初的民間年畫。在中國南方，把關公作為財神信奉的觀念比較普遍。他曾問過信仰財神爺的中國 人，年畫上畫的是什么人?回答說：財神。再問：財神是誰?答：當然是關公，還能是誰!
　　
    B.M.阿列克謝耶夫院士于清末搜集的現藏于彼得堡宗教歷史博物館的一幅雙財神《文武財神》的年畫(李福清《比干》，見《世界各民族的神話》， 蘇聯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便是上關下比。年畫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為武財神關公，身穿戰袍，端坐在畫面上方正中，左右為關平和周倉，戎裝打 扮，手持武器，威風凜凜，武財神腳下祥云圍繞，頗有神仙風范。年畫的下部是文財神比干，頭戴相紗，身穿大紅蟒袍，手抱如意，神態慈祥端莊，一派正義凜然的 樣子。比干的左右，想是福神天官(或利市天官)和招財童子，后者雙手捧著盛財寶的托盤。年畫的正下方是聚寶盆，年畫色彩鮮艷，線條清晰，給人以深刻印象。

    此外，中國民間還有準財神范蠡、劉海蟾，偏財神“都天至富財帛星君”、“五路神”、“五通神”、“利市仙官”、“招財童子”、“和合財神”、“五顯靈順王”等，限于篇幅，略去不談。（原標題：中國財神之鄉話財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