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著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jié)用、節(jié)葬等，為宣揚自己的主張，墨子廣收門徒，形成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
 
　　墨家是一個有著嚴密組織和嚴密紀律的團體，最高領袖被稱為“巨子”，墨子是第一個“巨子”，墨家成員都稱為“墨者”，為了給萬民興利除害，“墨者”皆可“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
 
　　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學派領袖，墨子具有豐厚的同情心，他對民眾的疾苦極度關(guān)心，正是由于他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為墨家贏得極大的尊重和榮譽。
 
　　墨子故里到底在哪兒？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呂氏春秋》作注，他在《慎大覽》篇云：“墨子名翟，魯人也，著書七十篇，以墨道聞也。”這里的“魯”，到底是哪里？高誘沒有詳細說明。
 
　　清乾隆四十八年曾任河南、山東巡撫的著名考據(jù)家、經(jīng)學家、方志學家畢沅，經(jīng)過詳實的考證后，在《墨子注·序》中曰：“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為‘魯人’，則是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境，不可不察也。”
 
　　畢沅明確指出，因為本書多次提到墨子與魯陽文君（魯陽公）的問答，又多次談到楚國的四境，故而高誘說的“魯人”，就是漢代屬于南陽郡的魯山縣，非“魯衛(wèi)之魯”的魯國。
 
　　清嘉慶元年，清代方志學家、考據(jù)家、曾任山東博山縣知縣的武億，在其《跋墨子》和他主纂的《魯山縣志》里寫道：“《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記》寫道：魯，汝（汝州）之魯山縣，非兗地。”
 
　　武億明確指出，“魯”是當時河南汝州管轄的魯山縣，絕非山東兗州的魯國。
 
　　不僅清代《魯山縣志》里記載，墨子故里在魯山，直到一九三五年，魯山縣堯山鎮(zhèn)堯山村西“山陜廟”門前碑樓里，還立著刻著“墨子故里”的石碑。
 
　　據(jù)堯山村老人們回憶說，山陜廟那地方原先是墨子祠，墨子故里碑就立在墨子祠前。山陜商人拆掉墨子祠建山陜廟時，群眾不同意，建廟商人才把墨子故里碑和建廟碑一起立在山陜廟前。可惜這塊墨子故里碑在日寇侵略豫西時毀掉了。
 
　　再者，由于墨子代表窮苦大眾利益，歷代一直被封建統(tǒng)治者封殺，墨學幾乎絕傳，但在墨子故里魯山至今尚存有：“墨子祠”、“墨爺廟”、“墨子著經(jīng)閣”、“墨子坑染祖師廟”等與墨子有關(guān)的文物古跡十三處。魯山群眾認為，財神爺是為財主們辦事的，只有“平民圣人”墨子代表窮人說話，因此大家都把“墨爺廟”叫作“窮爺廟”。
 
　　更令學者們驚愕的，是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魯山縣尚存有墨家民間組織“堂匠班”。
 
　　“堂匠班”原是墨家為了“兼愛”和行義組織的濟世救人組織，實際上是個“農(nóng)家施工隊”，專門幫助窮人修房蓋屋、挖渠壘堰，由信奉墨家的各種工匠組成，規(guī)模多在二十至三十人之間。
 
　　凡是參加“堂匠班”者，必須在自家內(nèi)室擺上“墨祖”牌位，早晚焚香朝拜，每逢刮風下雨天，他們就在一塊兒頌講“墨經(jīng)”、勸善戒惡，鼓勵大家濟世救人。“堂匠班”內(nèi)人人平等，領導帶頭干活，成員也沒人偷懶，都會按季節(jié)安排農(nóng)活，環(huán)環(huán)相扣，不違農(nóng)時。
 
　　據(jù)當年參加過“堂匠班”的耄耋老人回憶，“堂匠班”不管到哪兒修渠壘堰，工棚里都有松木刻的“墨祖”像供朝拜，“堂匠班”里紀律嚴明，比如成員聚會時不許說夢，因為說夢臊氣，一天不利；再如休息時害怕驚擾樹上的大仙，不準將勞動工具掛在樹上；休息時不準坐在別人的勞動工具上，因為工具與主人的尊嚴有關(guān)聯(lián)，坐在別人的工具上，就有欺負人的嫌疑；干活中獲得的意外收入，比如挖到貴重山珍、藥材，要及時繳給公家，不準攬為已有。
 
　　“堂匠班”統(tǒng)一干活、就餐，給誰家干活，就由誰家管飯。午飯多在工地上吃，吃飯前先有領頭的講一段“墨經(jīng)”，講的都是頌揚墨子的典故和善有善報的小故事，最后頭頭兒領著大家讀幾遍才開始吃飯。
 
　　歷史專家們對當年參加過“堂匠班”的老人走訪座談后，覺得“堂匠班”與《墨子》原著之間有千絲萬縷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一致認為“堂匠班”是墨家民間組織的延續(xù)。
 
　　鑒于“魯山縣墨子文化背景獨特，遺址遺存豐富，典籍記載詳實，具有歷史的根源性和群眾集體傳承的普遍性特征”，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經(jīng)過考察論證后，今年一月決定命名魯山縣為“中國墨子文化之鄉(xiāng)”。（原標題：墨家民間組織堂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