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社會批判、文化批判還是人性批判，所顯現出來的都是作家寫作的一種焦慮，它逼迫作者對“如何解決問題”進行思考，而這也形成了喬葉小說中尋找拯救的主題。

　　在尋求社會拯救方面，喬葉顯然意識到了文學固有的局限。在面對社會問題時，她沒有輕易表態，而是選擇靜靜地觀察、細細地傾聽：在《解決》《龍袍》中，敘事者“我”作為一個返鄉者，已經完全消解了傳統啟蒙敘事中“返鄉者”的啟蒙批判功能，她只是發現、哀傷著故鄉的變化；在《蓋樓記》《拆樓記》中，“我”更是直接側身拆遷的利益紛爭中，借由這種置身其中的姿態，喬葉得以讓各種階層和力量——底層的、官方的、知識分子的——公平發言，使他們獲得了一個自由表達其意愿和苦衷的平臺。促進各種話語、各種立場之間的對話和交鋒是解決問題最公平、最有效的途徑之一，而喬葉便是力圖利用文學的力量來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

　　文化批判的危機已清楚地表明，喬葉所感受到的文化問題是無法在文化領域自身求得解決的，所以喬葉將拯救的希望更多地寄予在文化之外：她以“人性”為旗幟，發起了對文化的一次次攻擊。當然，以理想的人性為基礎，文化的危機有可能從其自身尋到解決方法：在《最慢的是活著》中，祖母的文化構成是模糊的，既非“現代”又非“傳統”，她代表了“傳統”中積極健康的部分；《山楂樹》中的曉光生于大山但又無山里人的狹隘保守，代表了一種被反思和清理過的“傳統”。不過，祖母和曉光所代表的這種有益的“傳統”是作者理想化的產物，對于“拯救”而言是乏力的。對文化的拯救來說，從文化自身入手欠缺一定的說服力，而由人性入手則又受限于人性的復雜。

　　至于人性的拯救，顯然從一開始便被注定了是一種徒勞——如果說社會拯救、文化拯救彰顯的是文學的有限，人性拯救則彰顯了人的有限：人性自私如何消除？人如何擺脫欲望的鉗制？……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不得不使人轉向對生命終極問題的思考。在《輪椅》中，“死”第一次被嚴肅地提了出來，小說中的晏琪念念不忘自己的姑父，那個被鋸了腿的男人整夜整夜地睜著雙眼，使童年的晏琪第一次感受到了“死”。《最慢的是活著》其實也寫到了“死”，《輪椅》的“死”是為了凸顯“生”，而這里的“死”就是死——一種赤裸裸的盡頭的感覺，一種荒涼涼的末世的感覺。如此直面人生的孤獨和虛無，在喬葉的小說中其實并不多見，但她已然痛切地觸及到了這個問題，而對它的觸及和思考將發起對人——當然首先是作家本人——的引領，引領的地方當然不是死，而是生。

　　焦慮的緩沖

　　對社會、文化和人性問題的思考與探尋體現了喬葉敘事的廣度與深度，但也充分暴露了她所面臨的困境和焦慮。如果這種焦慮無以解決，便會帶來某種精神危機，不過，在她的小說中，一直存在著一種與之相制衡的力量，即對人的體恤和悲憫，這種體恤和悲憫形成了對焦慮的緩沖。

　　喬葉小說中對人的體恤和悲憫最集中地體現于她對“生存”的關注：在《蓋樓記》中，“我”面對農民身上那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劣根性并沒有表現出傳統啟蒙敘事者的那種“怒其不爭”，而是從農民生存的艱辛和貧困的角度出發，充分表現出“哀其不幸”；在《他一定很愛你》中，盡管小雅痛切地發現了自己的世俗，但她的世俗顯然包含了太多的苦衷，她婚前的家庭與成長使她對物質、安全的需要變得無可厚非；在《輪椅》中，晏琪一方面對人性的自私和它導致的虛偽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承認它的合理：“誰喜歡陰影呢？那是彼此的恥辱和黯淡。能避開的為什么不避開？能忘卻的為什么不忘卻？”生存話語在此與批判話語形成了角力。

　　對“生存”的關注展現出喬葉身上一種難能可貴的同情力和理解力，它是圍繞“人”、指向“人”的，這使她的小說趨向開闊、大氣：在《拆樓記》中，小說不僅讓底層發聲，也讓上層發聲——它以醒目的篇幅讓“地方干部”充分現身，讓他們的苦衷和難言之隱得到了充分的表達，由此不僅使我們看到了上層的可體諒之處，也看到了底層的可批判之處，使我們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眼下的時代現實，小說因而也超越了一般“底層文學”那種膚淺幼稚的道德控訴和怨憤發泄的水平。

　　如果說批判力能看出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力，那么同情力和理解力則顯現了其寬厚、溫暖的心性。小說《旦角》不似《最慢的是活著》和《山楂樹》那般抒情忘我，而是以現實主義的方式表現了作者對“寬容”和“理解”的推崇。小說以陳雙、陳雙母親、“紅羽絨”三人牽出三段婚外戀故事，小說中的男男女女要么是婚外戀受害者，要么是制造者，要么二者兼是。但小說不是在諷刺，而是在尋找救贖，這種救贖的力量來自“紅羽絨”身上的悲憫與寬恕——她對情敵“黑羽絨”不是痛恨而是深切的體諒，這種弱者對弱者的體諒比強者對弱者的悲憫更感人！同時，小說的結構十分精彩，它以有限的時空涵納了三個婚外戀故事，以一場夜間的喪禮演出為背景，讓不同的人物、故事相繼登場，讓戲與人生、古與今、生與死交相輝映，從而將我們置于一種無邊的蒼茫荒涼之境。

　　終結抑或開啟

　　對人的體恤和悲憫既會施之于人，同樣也會施之于己，這形成了喬葉小說中一種罕見的坦誠。在《蓋樓記》《拆樓記》中，作者不僅標明了小說“非虛構”的性質，還借敘事人“我”之口，坦承了她對“拆遷事件”的參與。在這里，傳統鄉村敘事的啟蒙批判功能被消解了，但正是因為這種消解，小說才打破了傳統鄉村敘事慣有的模式，從而呈現出傳統鄉村敘事已無法呈現的一種新的時代現實。作家寫作姿態的降低意味著其對自我卑微身份的一種坦承，而這種坦承是基于作家對自我的一種體恤和悲憫的。無論相對于體制、歷史還是習俗，“人”總是弱者。

　　然而，“人”并非是無罪的。在壓迫面前，我們每個人都能說自己無辜、可憐，但若壓迫和迫害是由我們自己造成或與我們密切相關的呢？在喬葉的小說中我們看到，她在社會批判之余尚能泰然展示自己的坦誠，但在她轉向面對文化尤其是人性時，我們卻看到了她的尷尬和不安：在《打火機》《失語癥》《我承認我最害怕天黑》《旦角》《最慢的是活著》這些作品中，當面對與文化倫理相沖突的意識和行為(如欲念、偷情、背叛)時，小說頻繁出現“無恥”一詞。這個詞匯在小說中往往指向主人公自己，直言自己的無恥在此雖然展現了人物的坦誠，但坦誠的背后卻分明讓我們窺見了一種負罪感和一種精神頹萎。同時，“無恥”還包含了一種自貶、自嘲的意味，它對焦慮和不安能起到有效的緩解作用——人面對不易克服的困境時，自我解嘲會使他們松弛神經、緩解緊張，甚至露出笑意。也就是說，自我解嘲其實從某種意味上說也意味著一種精神痛苦的止步。

　　喬葉的止步是因為她在寫作中面對著種種人的終極困境，這些困境顯然是屬于我們每個人的，選擇了文學便意味著選擇了直面它——由此出發，便是文學家的擔當與痛苦。(李勇)【原標題：喬葉小說批判話語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