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20世紀30年代初，在中國現代期刊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向廣大讀者發起征文《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熱烈響應，其中尤以知識分子最為踴躍，施蟄存先生即其中之一。

施先生于1933年1月撰寫的征文完全立足于他的經歷和社會現實：他于童稚時代的民國初年即在上海見到印度巡捕維護著洋人，高視闊步橫行一時。“第一次吃冰淇淋是在樓外樓（即永安公司新廈所在地），招牌上寫作‘冰麒麟’，吃的人不多，看的人很多。有些人看了半天才揀一個座位坐下，用拼死吃河豚的勇氣要了一盅。”“第一次看影戲”當時根本沒有看懂。銀幕上老是像在下雪，一閃一閃地使人眼花繚亂，字幕很多，全是洋文，所以中國人看的很少。其時還有許多商家都以鼻煙敬客，鼻煙壺仿佛還是上流社會人物的服御之一。而“坐汽車”會引來眾人不勝羨慕，仿佛是頂出風頭的事情。

這篇應征文還在開頭揭橥其時亂世之現實：“在這五角六張的局面下，對于中國未來的情形，我們還何敢有什么希望，能夠茍全性命已經是很滿足的了。”但為了交卷，他只能勉強自己夢想一下：“結果呢，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卻與每一個小百姓的夢想著的一樣，完全一樣！是一個太平的國家，富足，強盛，百姓們都舒服，說一句古話：‘熙熙然如登春臺。’中國人走到外國去不被輕視，外國人走到中國來，讓我們敢罵一聲‘洋鬼子’——你知道，先生，現在是不敢罵的。”

對于編者要求回答的“夢想的個人生活”，他認為“個人的生活是被決定于社會的。社會既然如此難于安定，則個人的生活除了目前‘浮生偷活姑安之’以外，也不敢有什么奢侈的夢想。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上有一點夢想的話，那么，我是很知足的，我只想到靜穆的鄉村中去居住，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仰事俯畜之資粗具，不必再在都市中為生活而掙扎，這就滿足了，已經是太美好的夢了。”

1934年1月，《東方雜志》以“上海的將來”為題繼續發起征文，施蟄存應征而夢想：“……將來的上海，必定是依照了現在的上海而繁榮、和平、高大、廣袤起來的，房子會比現在建筑中的靜安寺路的四行儲蓄會更高，某某路會比南京路更熱鬧。有一個情況也會得是必然的，那就是‘高等華人’在彼時會沒有了。”

1993年1月，施蟄存已至耄耋之年，又應邀為《文匯報》撰文《終于敢罵“洋鬼子”了》：“昨天有一位不速之客來，是文匯報社記者。他給我看一個文件，是六十年前我為《東方雜志》征文寫的兩段‘答問’。想不到六十年之后還有人找出來做征文的題目，更想不到還能在六十年之后再為此而答一位編者的征文。”

施蟄存認為“關于未來中國的夢想，我當年是醒著說的。現在對證一下，覺得還沒有完全是夢話。中國人到外國去，不那么倒霉了。‘洋鬼子’，我們敢罵了。不過我們現在用不著罵了。至于政治與人的關系，我覺得六十年前我說的話，還是有道理的。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的問題，還應當從人的角度去解決。”

2001年1月，施蟄存又應《文匯報》編者之邀，撰寫了《我的三個愿望》：“對于我自己，我不敢多有美好的展望，只有對國家，希望海峽兩岸能夠早日統一；對上海，能夠更加繁榮；對自己，能夠湊足百歲。”

施先生于2003年11月19日去世，轉眼已過十年。重讀他寫過的那些“夢想”與“愿望”，還是產生許多回味和遐想。劉效禮【原標題：施先生的“夢想”與“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