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由于顯著的文學成就，在金代文學史上占有舉中輕重的地位。其實，元好問的詩，不只是文學性的，而且是史詩；元好問的文學成就，與其深厚的史學功底是分不開的。本文試對元好問寓史于文，在史學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加以論述。

    元好問所處的金朝，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稱于史的王朝。元好問所處的時代，是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交錯移植的時期。金代在史學上最大的貢獻是對金朝當代史文獻的搜集匯編，把女真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活動與典章制度，納入“中國史”的史冊，為元人寫金史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完成了此階段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延續。“金代文物，遠勝遼、元”［１］，史家稱頌金朝“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元所及”。元好問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他所撰的《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及《元遺山先生文集》等諸多論述，都寓史于文，對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元好問對中原文化的傳播，對金代百余年歷史典籍與詩詞作品的保存流傳，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國史學史上應當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系唐朝著名詩人元結的后代［２］。他出身于書香門第，自幼受詩文之熏陶。其父元德明，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喜愛杜詩，推崇蘇（軾）、黃（庭堅）。其繼父元恪，歷官掖縣、冀州、陵川、洛陽等地，好問隨繼父到過許多地方。史載元好問自幼聰穎，四歲始讀書，十四歲時從師陵川大儒郝開挺（晉卿）［３］。郝是一位不慕虛名，重視真才實學的大教育家，教學生不重舉業，“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４］。這對元好問的成長起了良好的作用。在郝的指點下，元好問肆意經傳，貫通百家，六年即成學業。這種扎實的文化基礎，使其以后治史養文有了深厚的學術根底。元好問年“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５］。可見，其知識面是很廣博的，而這正是一個史學家應必備的條件之一。

    金宣宗興定年間（１２１７—１２２１年），元好問在文壇上已漸露頭角，以《箕山》、《琴臺》等詩作擊節稱賞于主盟文壇的趙秉文，于是名揚天下，被譽為“元才子”。與此同時，元好問涉足史學，“長大來與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他“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跡，庶幾乎不負古人者”［６］。元好問遍游北方名山大川，后又長期定居于都城，接觸了許多山間隱士，也結交了許多當世名流。元好問從２２歲起，經歷了政權更迭，社會動蕩，以及尖銳復雜的階級的矛盾、民族矛盾的嚴酷對抗和斗爭。同時，廣大勞動人民和中下層知識分子饑寒交迫、慘不忍睹的苦難情景，激發了他寫史的欲望，也豐富了他的史學實踐。哀宗正大元年（１２２４年），元好問中博學鴻詞科，除授儒林郎，充國史院編修［7］。由于工作的關系，元好問感到史學是十分重要的。他對《遼書》的散佚甚為感慨，說“史無史實久矣”，對《續資治通鑒長編》所附《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十分不滿，表示“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8］。正大年間（１２２４—１２３１年），元好問先后出任鎮平、內鄉、南陽縣令。天興時（１２３２—１２３３年）擢尚書省掾，移家汴京。不久，除左司都事，領講義，兼看陳言文字。京城被圍時，他為東曹都司，曾建議書國史，“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9］。但由于“相雖以為然，而不及行也”［10］，遂未能如愿。

    天興二年（１２３３年）四月，元好問與其他一些官員被蒙古軍羈管于聊城（今山東聊城）后，他最關心的事情就是將金末的史實記下來。他利用一切機會來實現這一目的。他為人撰寫碑銘，是為了敘史的需要；他記述人物的事跡，是為了寫出當時社會的變化。元好問“成書有作者，起本在良茲”［11］之詩句使人們想到他急于編撰正史。“朝我何所營，暮我何所想”［12］，則表明他對史學的極大投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元好問“記憶前輩及交游諸人之詩，隨即錄之”。“會平叔之子孟卿攜其先公手抄本來東平，因得合予所錄者為一編，目曰《中州集》，嗣有所得當以甲乙次第之”［13］。元好問雖然對金朝的腐敗政治很失望，但對金朝的歷史卻有濃厚的感情。“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后十年，時事無人知。廢興屬上天，事豈盡乖違”［14］。元好問憂慮金朝的歷史不為后人知悉，指出金的滅亡雖是天意所致，但它的那些史實仍須保存和流傳。正是抱著這種思想，他“值金源亡國，以宗杜丘墟之感，發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15］。滯聊城時，元好問就著手《中州集》的搜集編輯工作，前后花費了十五六年時間，直到６０歲時方告完成。同時，在羈管聊城時，他完成了《南冠錄》。移居冠氏后，元好問已入晚年，然“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為。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柔家，乃言于張，愿為撰述，即而為樂夔所限而止”［16］。元好問這個愿望未能實現，然而他并不氣餒，“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之抱負絲毫不曾放棄。于是，他“構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送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萬余言”［17］。為此，他常年十分辛勤地奔波于燕京、真定、順天、鎮平、東平、汴京、洛陽、太原、忻州等諸地之間，搜集材料。

    元好問的著述《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及其文集都是元人修《金史》的依據，也是后人研究金史的重要史料。元代的史官，在研究了有關金朝的史料之后說：“凡《叢言》、《松漠記》、張棣《金志》等書皆無足取”［18］，而“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19］。清初顧炎武曾說：“《金史》大抵出劉祁、元好問二君之筆。”［20］王士禎作《歸潛志序》云：“金源人物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指劉、元——筆者按）之功，何以至是？”［21］都是將《金史》修得好的原因記在劉、元二人身上。“《金史》敘事最詳，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是因“多取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成良史”［22］。“元劉二書蓋二人身歷南渡后成，或游于京，或任于朝，凡廟謀疆事，皆耳聞目見，其筆力老勁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書，故能使當日情事歷歷如見然。”［23］可見，前人對元好問在金代史學史上的地位已有所肯定。

    二

    遼立國２００多年，而所存文獻極其貧乏。已故史學家陳述先生所輯之《全遼文》中，詩詞作品屈指可數。我們不能說遼無文學，而是未得輯錄傳世。金代則不然，金末元初人馮清甫輯錄的《金文》百余卷雖已失傳，但由于元好問收集和編次的《中州集》及附錄的《中州樂府》，使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得以傳世。《中州集》加上王寂《拙軒集》、趙秉文《滏水集》、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李俊民《莊靖集》及元好問自己的《元遺山先生文集》等五家傳世專集，雖不能包羅金代文學全貌，卻也可以對當時的中州文苑觀其大略，得其精粹。這是元好問的一大貢獻。

    《中州集》是元好問收集編輯的，“以詩存史”的金詩總集。“首錄顯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數，其余分為十集，以十干紀之……似乎七卷以前為正集，七卷以后為續集也。”［24］全書輯錄作家２５１人、作品２０６２首，其中除“南冠”類收入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節和官吏朱弁、滕茂實等五人的８４首作品外，其余盡是金朝詩人的作品。編選始于金亡前夕（１２３３年），金亡不久已有初稿，蒙古海迷失二年（１２５０年）全書脫稿。其材料有二：一是編者憑記憶和旁搜遠引所得；二是依據金人魏道明和商衡的金詩選——《國朝百家詩略》［25］。元好問生于當時中國民族關系和民族意識已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契丹、女真，由被臣附的民族發展為統治的民族，遼、金一變成為宋的宗主。元好問作為金人，在思想上已擺脫那種傳統的將少數民族排斥在中國之外的正統觀，繼承歷朝正史傳統，并結合金為正統的觀點，形成了具有金代特色的史學觀。他不僅將遼、金視為合法王朝，也同樣將元視為合法王朝。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對金朝歷史作出不割斷歷史源流的論述和評論，重視對遼、金兩朝史實的保存，史書的著述。也正因為元好問歷史觀上的“正統論”，他把金看作中原統治的繼承者，把金朝統治下的北方看作是“中州”，把收集和編次的金人文集稱為《中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