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刊在今年第三期頭條位置，發表了蔣一談的兩篇短篇小說《說服》和《刀宴》，兩篇作品后收錄于作者最新短篇小說集《赫本啊赫本》； 值得關注的是，蔣一談一貫是以短篇小說集的整體思考方式，從事每個短篇的構思與創作，目下已經出版三部短篇小說集，分別為：《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2009年7月)、《魯迅的胡子》(2010年5月)、《赫本啊赫本》(2011年5月)。關于短篇，我們注意到蔣一談一句有意味的回答：“這個時代， 寫出幾篇、十幾篇被人稱道、贊揚的短篇小說已經不算什么，沒什么了不起。”為更多了解蔣一談有關短篇創作的想法，我刊特約了以下這個訪談，以饗讀者。

    王雪瑛：你喜歡短篇小說，是在哪一年？

    蔣一談：1987年夏天進北師大中文系讀書的時候，我喜歡的是現代詩歌，因為當時北師大的詩歌寫作氛圍非常好。中國現在有影響力的詩人伊沙、沈浩波、侯馬、桑克、徐江、朵漁、宋曉賢等都是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入學半年之后，寫作課郭老師布置寫作作業，同學們選擇寫詩歌的居多。我想到中學時代晚自習之后回家的經歷，寫了《異鄉人》這篇小說。

    這是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寫一對安徽年輕夫婦在古城商丘賣夜餛飩謀生的故事，大概六七千字。后來郭老師在課堂上給同學們全文念了這篇小說，我很意外，一直低著頭，臉都紅了。從此之后，我瘋狂地愛上了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

    王雪瑛：從瘋狂地喜歡到正式寫作，間隔有多長時間？

    蔣一談：大學時代，閱讀是主要的，寫作筆記記了很多。1991年畢業后我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文學室工作，轉正沒過多久，去同事家做客，發現四十歲的他住兩間小平房，爐灶支在屋子外面。即使這樣，我還是很羨慕他，因為當時我還住辦公室。我問他，我什么時間能住上這樣的房子。他說等著吧，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一萬多人呢，等著吧。

    我當時月工資不到200元，還要談戀愛、結婚，突然感覺到自己的無力，感覺把握不了未來的生活。還是出去闖一闖吧。1993年初我結了婚，隨后辭職待在家里寫作。這是我的第一次正式寫作。寫短篇不賺錢，就寫長篇。我在一年內寫了三部長篇小說《北京情人》、《女人俱樂部》、《方壺》。身在北京，除了妻子，我無依無靠，寫作是我當時唯一的理想和經濟來源。1994年，三部長篇出版了，賺了幾萬塊錢，比掙工資強太多了，那時候可興奮了。

    可是一切都發展太快，靠寫作賺的錢養活家人還行，可根本買不起房子，也負擔不起未來。看見很多人沒有多少知識，依靠膽量和運氣做出版賺了錢，我 下定決心，先把寫作理想摁在了箱子里。直到2009年春節，我剛好四十歲，偶爾翻看過去的寫作筆記，忽然有了寫作的沖動。寫了幾個短篇后，感覺還行，加上 親朋好友的鼓舞，就在某一天，我自己跟自己簽了一份協議：后半生，做一個“短篇人”。

    王雪瑛：這說法有意思。應該是從某個短篇開始，你獲得了創作上的自信。

    蔣一談：是呵，事隔15年重新寫作，除了激動，我也忐忑。寫了《枯樹會說話》、《公羊》、《坐禪入門》三個 短篇后，感覺身體里還有一股氣，筆力和感受都在，內在的“情”還在。我能感覺到，自己還能繼續寫下去。說到鼓勵，每個作者都是需要的，尤其某個時候、某個 階段，鼓勵最是關鍵。

    王雪瑛：四十歲重新寫作時，誰鼓勵你了？

    蔣一談：邱華棟。 我們相識近二十年，彼此是很真摯的朋友，他也是我當時唯一交往的小說家。我把寫作想法告訴他，他甚至比我還興奮，說“好啊！好啊！好啊！”馬上給我推薦最 新出版的國外短篇小說集。我妻子不樂意我寫，認為寫作太累，已經從二十五歲打拼到四十歲了，何必呢。看我繼續寫，她聯合女兒一起連續諷刺挖苦阻止，說我寫 得太差，別寫了，多和家人出去走走、玩玩吧。我知道她們不想讓我太累。邱華棟知道這事，就給我妻子打電話，要她多鼓勵我。

    有一天，我把新寫完的短篇小說《公羊》打印出來，放在桌上出去了，回來時看到妻子唏噓不已，說《公羊》寫得挺好，沒想到看完后流眼淚了。她開始 支持我，起碼在女兒嘲諷我時不再幫腔。2010年10月，女兒看完《七個你》和《馬克呂布或吳冠中先生》之后，才停止了對我的嘲諷，呵，她原以為我寫不出 八零后、九零后女孩的生活心態。后來她開始向我推薦、描述她在新加坡讀到的最新英文小說和故事。

    王雪瑛：從2009年至今，你寫了多少個短篇？

    蔣一談：到目前為止，寫了五十幾篇短篇，新的素材儲備也已經有好幾個本子。有想法就記下來，隔段時間再看， 再整理淘汰。短篇小說集出版了三本，爭取每年出版一部短篇小說集。已經出版的三本短篇小說集，其實在2009年三月份就定了下來，在《伊斯特伍德的雕像》 前言里面有提到。第四本小說集已經動筆，但不再是以人物為押題作品的小說集，而是一本不同以往風格的短篇集，主題性很強，這是我的第一本主題短篇小說集。 故事的主人公全是城市女性。我始終認為，中國女性的道德水準，遠遠高出中國男人，她們更為脆弱，更容易迷失，她們活在男人的謊言和陷阱里，更需要文學上的 關注。這本小說集計劃在明年四五月份出版。孔子和孫悟空的寫作構思，差不多也已經齊備，我想先沉一下，畢竟人物系列短篇小說集已經出版了三本，過兩年再出 版這個人物系列。

    王雪瑛：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挑戰的計劃。看過一些批評家和讀者對你的評價，認為你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作家，你是否有文學野心？

    蔣一談：第一本短篇集的序言里，我曾寫下了這樣幾句話：“如果不把寫作筆記整理出來，這和動物生個死胎有什 么區別？我會把寫作筆記本當成一把槍，但我只把槍對準我自己！”   我在文學上有野心，這野心首先是為了讓自己在這個特殊的年代活得更有激情、動力和有溫度，這野心也幫助我規劃了十年寫作計劃：從四十歲到五十歲，這十年要 靜心寫出幾百篇短篇小說，出版十幾本短篇小說集和兩本詩集。

    短篇不好寫，既然選擇了主攻短篇，那就必須下苦功夫鉆研，一步一步把自己想寫的寫出來，呈現出來。希望多年之后，自己能成為一名復雜豐富、包羅萬象的短篇小說作家，而不是一個在單一風格上自娛自樂蕩秋千做陶醉狀的寫作機械手。

    王雪瑛：當下文壇，短篇是落寞的，為什么偏偏青睞它？我注意到《赫本啊赫本》出版之前，你從未在文學期刊上發表過作品？

    蔣一談：寫作、繪畫是我少年時代的夢想，大學時代的讀書和寫作，終生難忘。九十年代初，寫作被現實生活阻 斷，但忘不掉。我一直在等待合適的時間。我是個發散思維的人，喜歡短篇的空靈、緊張和松弛，喜歡不斷變幻的靈感閃現。相對八十年代，現在的短篇已顯落寞， 很多作家在寫長篇，這是事實。

    “同行同止”這四個字常常提醒我，大伙兒擁擠著做相同的事情，絕大多數也會在同一時間地點停止下來。我喜歡獨立和自由的生活，短篇給了我更豐 富、更愉快的寫作世界。“自知之明”對己對人都重要，寫作上更是如此，老天爺把時間平分給大家，也把相同數量的漢字平分給中國作家，誰能構建出獨屬于自己且有生命力的漢語文學王國，只要老天爺知道。

    迄今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