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期，特別是宋蒙開戰以后，由于戰事持續不斷，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財政危機，為應對這場危機，南宋王朝采取了多項措施，“打算法”便是其中之一。但從其執行的結果來看，并未真正緩解南宋的軍政危機，反而暴露出更深層次的矛盾和固有癥結，地方統帥劉整的叛變就是其集中表現。本文試圖從這一視角，對南宋末期的軍政關系做一探討。
　　
　　一、劉整叛宋的直接起因

    劉整叛宋可謂是南宋末年的重要事件之一，關于其起因，南宋遺老所著《宋季三朝政要》載：(景定二年六月)“瀘州太守劉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遷蹕之議者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向士壁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第一而整次之，(賈)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壁殺世雄，(整)懼禍及已遂有叛意，會俞興為蜀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守嘉定時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送迎亦不宴犒，興遣吏以羊酒饋之，整怒，杖吏百而去，興有宿憾，乃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整懼，賂以金瓶，興不受，復至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懼，以城降北”參考《宋史》和《元史》相關記載，《政要》所言當為事實，劉政叛宋的直接起因源于俞興“遣吏至瀘州打算軍前錢糧”。

    劉整投元，不僅使南宋失去瀘州這一重要的戰略地區，而且在其后的宋元戰事上更起到了關鍵作用，其在元廷討論對宋和戰的會議上，力主伐宋，堅定了元世祖的決心，并獻主攻襄陽、訓練水軍之計，最終一舉滅亡南宋。

    對于劉整叛宋及其造成的影響，南宋人感受深刻，1273年(咸淳九年)，大臣汪立信說：“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興奴仆庸材器，量褊淺，務復私仇，激成劉整之禍，流毒至今。”。可知南宋時人將此歸咎于俞興的個人才德，但從執行政令的角度看，俞興則無可指責，而劉整軍中的開支則應當是有問題的，否則他也不會如此費盡心力去疏通俞興了。俞興所執行的“打算”并不是僅僅針對劉整的個別行為，而是在執行賈似道主政期間采取的一項被稱為“打算法”的政令。

    關于打算法，《宋史》記載：“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諸路，欲于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系去之。”其實行開始時間在1260年(景定元年)五月。而“打算”一詞的含義，參諸宋人文獻，其意思為核算，會計，可見，賈似道實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軍，形勢暫時緩解的情況下，對在外諸軍進行的一次大范圍的財務審計。因此法獲罪的將帥甚多，“江閫史巖之、淮閫杜庶、廣西帥皆受監錢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獄，杜死后，追錢猶未巳也。”前述曹世雄、向士璧二人也是“以核諸兵費，……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

    對于打算法推行的目的，上述文獻均歸于賈似道嫉賢妒能的個人動機，這無疑反映出宋人對賈誤國的怨憤之情，但如果聯系到當時南宋朝廷的財政狀況，其原因則不是如此簡單。南宋后期，自開禧北伐后，中央財政就開始逐步惡化，端平入洛后宋蒙交惡，軍費開支更是急劇膨脹，“三京之役，邊儲一空；收楮之令，帑金盡耗……督視之行，緡以七百萬計；襄閫之犒賞，以五百萬計；沿邊命帥，以三百萬計；諸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諭，亦以一百萬計，一兵之遣，一鏹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諸路和糴子本不繼，行賚居送，在在枵然。”，在實行打算法之前的寶祐年間，宋蒙之間的戰爭進行20多年后，南宋財政已經近于崩潰了，大臣高斯得上奏說：“國計有將敗之虞”，“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聞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余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余萬，……是飲鴆以止渴也……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蓋有如賈誼所謂'大命將傾，莫之拯救'者……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賈似道實行打算法，實是有財政上的原因。聯系到賈似道在景定年間實行的公田法，從財政的角度來看，打算法其實也是賈為拯救南宋政權危機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前者為節流，后者為開源。實行此法時，宋理宗依然在世，在強敵依然存在的情況下，賈似道如果其出發點僅僅是想把地方統帥一網打盡，即便再受寵幸，他也不可能得到皇帝的支持。

    二、打算法的執行情況

    關于打算法執行的具體情況，《宋史·汪立信傳》載：“荊湖制置趙葵辟(立信)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聞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