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遺事》卷四載：“時江東謝枋得率鄧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開征所得米，枋得自償萬楮，余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為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于鄰國?'乃得免。”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載：“……及行打算，枋得日：'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楮，余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

    這幾條材料主要反映趙葵任職期間違反財務制度的開支情況，其一是張燈宴錢，此是不太重要的開支，其二是招軍錢，趙顯然是超支了。從馬光祖的審查過程來看，張燈宴錢并不是打算法要清算的主要項目，軍費開支特別是招軍錢才是打算法要解決的主要對象。

    這幾條材料傳遞出以下信息：一是南宋軍中各項錢物的使用都是有規定的，地方統帥對財務的支配沒有自主權；二是趙葵任職期間曾因招募新軍向朝廷申請下撥錢糧，由于超支而挪用其他款項。

    這幾條材料反映的財政問題只是局部層面，但聯系到南宋后期軍制的變化情況，其背后的意義就絕非一般了。南宋自開禧以后，各地紛紛創設新軍，原有的屯駐大軍統兵體制逐步解體。李曾伯1252(淳韋占十二年)上札子說：“自開禧、嘉定以來，軍政日壞，各路有制閫，各州有節制，往往侵奪諸戎司權柄，創招軍分……，以此各處之新軍日添，戎司之舊軍日減”，“鄂司舊額四萬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來見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而“江、鄂、荊、襄、潭、黃等處二十八屯，共管官軍一十二萬一百八十五人”，“積而至于今日，沿江諸戎司遂致倒壞，蓋不獨鄂州都統司一處也”。其結果造成總領所財政出現危機，“司存所以倒敗不可為者，祗緣困于制司并諸州添創軍分之多。”總領所人不敷出，則需要中央調劑補給，長此以往，則又連累中央出現財政危機。因此，南宋政府行打算法，其作用之一是控制地方招軍的規模，緩解中央的財政危機。

    三、結語

    撇開個人因素，應當說，賈似道實行打算法是有其現實的需求及合理性的，但結果卻和其實行的公田法一樣，招來怨聲一片，最嚴重的惡果則是直接導致了劉整的叛變。而打算法牽連地方統帥之廣，則顯示出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不能僅從個人因素來看待。而因“打算法”獲罪的將帥，許多是屢立戰功的猛將，他們能博得時人的同情，說明并非完全是貪瀆枉法、中飽私囊之輩，因此也才會出現一些人入獄至死也未能償還追欠的款項這一現象。

    對于犯科的諸統兵大員，其“侵盜掩匿之罪”，有多少是出于私還是公，詳細材料僅見于趙葵一人，就此分析而言，則趙并未私吞公財，但卻違反了制度規定。聯系到地方上超額招軍，超出朝廷財政支出能力這一普遍現象來看，趙的做法則折射出地方和中央之間在財政關系上呈現出的矛盾狀態。地方上由于負責保疆御敵，對兵力的需求旺盛，而中央由于財政困難，則往往加以限制。地方上在面臨復雜的事態時，需要隨機應變，而朝廷處于掌控的需要，對下撥的錢物則作出種種規定。而這種矛盾狀態的背后，則反映了南宋的馭將政策和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的制度模式。

    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上，依然采取收權和分權的模式。內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開支外，大部分上供，這使得地方上沒有能力去應辦棘手的事務。沿邊州府財力單薄，也無力去獨立組織防務。二者均需要中央財政的重新調配，從而造成了對中央的依賴。而在路級政區，依然采取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和轉運使四使并立的領導體制，從而使事權分散，無法在大區域對地方進行整合和建設，增強地方的力量。從制度設計上來說，南宋秉承的依然是“強干弱枝”的構筑模式。

    在軍隊領導體制上，在紹興和議之后，南宋政府收回諸大將的兵權，以其部曲為諸御前屯駐大軍，同時設立四川、湖廣、淮西和淮東四個總領所，負責四川和江上諸軍的開支。諸屯駐大軍隸屬于中央，但分掌的其實是地方軍務�？傤I所是中央派出機構，則代表中央負責管理和監督諸軍的用度開支。其制度安排的用意則依然是把軍權和財權進行分離，著眼點是加強中央對地方軍隊的控制。顯然，這也是一種內控的模式。

    南宋自開禧以后，戰火連綿不斷，其面臨的主要問題轉移到國防上。對于局勢的變化，南宋中央也作出調整，比如命統帥兼任總領，或者兼任轉運使，但這只是權宜的變通，根本格局未變，并沒有產生出新的制度來。在此情形下，地方上的總體實力并未得到真正的增強，局勢越嚴峻，對中央的依賴越大。地方由于缺乏足夠的自主權，中央調撥的錢物不能隨意處置，而地方軍務的復雜性產生出來的需要，中央不能一一滿足，在使用和調撥之間產生矛盾，導致地方往往違反規定，自由行事，從而加劇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

    如果軍費開支在中央承受范圍之內的時候，這種矛盾還不是很突出。但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中央財力耗竭的時候，財政危機便以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形式爆發出來，景定年間的打算法可謂是這種矛盾的產物。賈似道的做法的不足之處，是忽略了這樣一種事實，即中央在依然掌握著財權的時候，軍權卻落到了地方手中，二者矛盾的激化，則是軍權以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其結果就是劉整的叛變。【原標題 ：劉整叛宋投元：南宋為解決財政危機引發的叛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