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楊和甫《行都記事》記載：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浙東大旱，造成嚴重饑荒。因為朱熹在知南康軍任上處理饑荒頗為得力，宰相王淮便舉薦朱熹前往賑災。1182年7月，朱熹在去臺州的路上，從大量逃荒的臺州災民中，了解到臺州市長(知州)唐仲友有殘民、貪污、結黨和淫惡等罪行，于是，他連上六道彈劾奏章,致使這位市長差點被逮捕法辦。正當唐市長憂愁萬端的時候。朱熹被調任其他地方去了，讓臺州市長欣喜若狂。有寄居在臺州的一個官員知道后，就舉行宴會為臺州市長慶賀，并把自己最喜愛的去寵姬出來陪酒。這位歌姬很聰明，當場演唱了一首自己填寫的《大圣樂》：

    千朵奇峰，半軒微雨，曉來初過。漸燕子、引教雛飛，萏菡暗薰芳草，池面涼多。淺斟瓊卮浮綠蟻，展湘簟雙紋生細波。輕紈舉動，團圓素月，仙桂婆娑。 臨風對月恣樂，便好把千金邀艷娥。幸太平無事，擊壞鼓腹，攜酒高歌。富貴安居，功名天賦，爭奈皆由時命呵，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

    臺州市長聽到“朱顏去了”一句，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朱熹離任，大家開慶祝會，朱熹調走，眾人如釋重負，一個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滾蛋，這張“朱顏”，至少要在北冰洋或南極洲放上個三年五載，才會有這種令人望而生畏的凜然之氣。

   《大圣樂》這個詞牌名，是從歌舞曲《大圣樂》演變而來的，據《宋史•樂志》記載：《大圣樂》屬于道調宮。這個調的演奏的速度較快，有平韻、仄韻兩種體例。平韻體，見元朝蒲道源的《順齋樂府》；仄韻體，見宋朝周密《蘋洲漁笛譜》。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號晦庵，江西婺源人，為元、明、清三朝官方欽定的圣人，尤為后世做八股文的生徒所宗奉。這樣一個德高望重的儒學大師，難道還有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嗎？

    其實，朱熹也不是一兜好菜，盡管他表面上煞有介事地大聲疾呼：“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所以要“革盡人欲，盡復天理。” 說得冠冕堂皇、痛心疾首和振振有辭。相當于現在的領導要求下屬時所說的“要屏除私心雜念，不要有太多的欲望；要一心撲在工作上，不要有什么發牢騷”之類的經典語言。可以說，朱老夫子是當代中國部分領導干部的教育下屬的榜樣。可據他的同僚葉紹翁在《四朝聞見錄》中的揭發：朱熹帶著兩個漂亮的尼姑外出旅游渡假，并用甜言蜜語誘騙她倆“三陪”，最終成了自己的小老婆；虐待自己的老母親，屬于不孝之子系列的混蛋人物；利用兒女的婚嫁喜慶的機會，大肆收受紅包禮金；以知名教授的招牌，開門辦學，擅自提價，收取高額學雜費；與守寡多年的婦女通奸，還使得她懷孕；指使家屬子弟偷盜別人家的耕牛，宰殺后胡吃海喝；強行占據范染祖輩留下來的山林，建自己的高樓大下廈，并誣告他，治他的罪；挖崇安弓手父母的墳墓，安葬自己的母親，又不顧別人的祖先曝尸荒野；利用自己身居要職，大肆受賄，“一歲之間，動以萬計”。這本書,的確讓讓朱門弟子最感到頭疼。一時之間,朝野轟動,紛紛彈劾這位老夫子。朱熹無法抵賴，只得向皇帝謝罪說：“臣乃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識明時之用。”以避重就輕的方法，找一些不痛不癢的話來敷衍，算是向領導作了深刻檢討，蒙混過關。

    清朝才子紀曉嵐在《四庫提要》中，對《四朝聞見錄》這本書評價不錯，認為這本書記載的基本上是事實，且評價較為公允。從葉紹翁對于朱熹的那個不成材的兒子朱在，嘆其“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辱沒先人名聲看，葉紹翁并不是在出朱夫子的丑。只是在記述有關朱的“慶元黨”和“偽學案”時，不得不引用告訐者的文書而已。如果純系不實之詞，以葉紹翁作為朱夫子的同類中人，一定會大加駁詰，既然未置可否，可能朱的對手們指證揭露之事由，也不全是空穴來風，無中生有。朱熹本人也坦承自己“聵”，“罪多擢發”，“至于眾惡之交歸，亦乃群情之共棄”。看來，這位僅次于孔孟的二等圣人，所作所為，所行所止，恕不敬，想必是有一點偽君子味道的。

    為了掩蓋祖宗的可恥行徑，到了明代，朱熹后裔中的一位孝廉，在江浙一帶書店中大肆尋找，甚至軟磨硬泡，翻箱到柜，將所有能搜羅到的這部宋人著作，花大價錢統統購下，然后，付之一炬。這種為存祖宗體面的焚毀行徑，倒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據說當時有一位書商知道這件事后，很看不慣這種行經，就連夜組織幾個伙計重新將這本書排版，然后大量印制，致使這位為祖宗爭臉面的書生蕩盡家產。

    其實，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場上名大實虛，學術上香香臭臭，并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被扣上一個“偽學”的帽子，名譽掃地，很灰頭土臉了一陣子。他是死了以后才逐漸風光的。這就是老百姓所說的高燈遠亮的道理了，距離越近，燈下越黑，距離越遠，不關痛癢的統治者見其某些文字有利用價值，就大肆宣演，把他推到無以復加的崇高地位。

    在舊中國科舉取士時代，《四書》是“學而優則仕”的敲門磚。而這部儒家啟蒙典籍的首選的“教輔”，就是朱熹的《四書集注》。朱的書，有點類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讀》，也有點類似“*”期間的“紅寶書”，屬于ABC的入門讀物，是封建王朝認定的標準詮釋本，是中國的讀書人，從開蒙入塾，到進場應試，到上京趕考，到對策御殿，幾乎一生都應手不釋卷的書。舊時的莘莘學子，啟蒙那天，磕過孔子、孟子、顏回、曾參的頭以后，就要磕這位“峨冠博帶”的朱熹的頭了。可惜好景不長，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后，朱老夫子又一次威風掃地，把他當成“四舊”，部分被當作廢紙買給了廢品收購站，絕大部分被付之一炬，化作一縷輕煙。如果明代那位孝廉泉下有知，定會后悔不迭的，花了那么多銀子，還被書商玩了一把，不值啊！那有革命行動這樣徹底的焚燒啊。

    然而，中國人后來的全部不幸，與二程兄弟的道學，與朱熹的理學，有相當大的關聯。清初思想家顏元對宋儒的批判，有過一針見血的說法：“千多年來，要求天下讀書人一頭扎進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成為體弱多病的人，無用的人，都是朱老夫子造成的。”這位集偽君子，假道學，正經面孔，花花腸子于一身的朱老夫子，在思想領域中所起到的長期的消極作用，是為害甚廣，流毒甚遠的。

    話說回來，這位圣人，跳出他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理學陷阱，僅僅作為文人的那一刻，他也不是一味愚執，一味僵直，一味跟鮮活的人過不去，要大家都朝木乃伊的方向奮斗，成為死的活人，或者，活的死人的人。【原標題：二等圣人朱熹的另一面】

    來源：新浪網——讀書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