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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在都城廣陵(今江蘇揚州市)起兵叛亂,以“清君側、誅晁錯”為名,隨后,膠西王、膠東王、楚王等紛紛響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 “吳楚七國之亂”。七國之亂爆發后,主張削藩的一代名臣晁錯被腰斬于京城東市,讓后人慨嘆不已。那么,晁錯究竟是死于同僚袁盎等人的陷害,還是死于自己的政治低能?
景帝為削藩而徹底倒向老師晁錯,被冷落的滿朝公卿列侯冷眼旁觀,看這對一意孤行的君臣如何收場。景帝求教于老師,事已至此晁錯自然主張用兵,但是“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建議“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縣,在今江蘇泗洪縣南)、僮(縣,在今安徽泗縣東北)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為政者當兼用文武之道,或者說平叛策略應該綜合考慮安撫、武力兩項舉措,是否可以安撫以及如何安撫、是否可以武力解決以及如何解決,都應擬定翔實的計劃,并預備計劃受挫后又需采取何種措施補救,最后大體要給景帝說明這些措施可以達到怎樣的效果。可是晁錯卻根本給不出通盤的建議,這條僅有的建議甚至都算不上一個有意義的辦法。
且不說大敵當前晁錯尚且過度沉迷在權謀之中實在叫人討厭,就事論事,其建議也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景帝御駕親征而晁錯鎮守后方,這樣的分工顯然置景帝于險境,可晁錯自己卻性命無虞。如果景帝平叛成功,晁錯作為提出削藩的主謀自然是首功;如果景帝戰敗被殺或者被逼退位,晁錯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選擇逃亡,甚至他可以反戈一擊投降叛亂一方。總之,這樣的安排怎么看,晁錯也萬無一失,而景帝卻險象環生。也許晁錯想到的分工是,當年高帝往往親自率軍出征,而用蕭何留守后方,可是時代和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哪里能夠簡單類比照搬?
晁錯這一建議甚至前后矛盾,“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將叛軍沒有攻下的城池拱手相送,原因何在?意圖何向?都不得而知。若是戰略退卻,不見有退卻后如何進軍收復的規劃,若是以城池土地賄賂吳國請求罷兵,那又何苦當初削藩。
可以想見,這樣的謀略足以將景帝對晁錯的信賴徹底擊毀。
晁錯已經不再可以依靠,景帝親自動手調集大軍平叛。太尉條侯周亞夫率領三十六將軍迎擊吳、楚;曲周侯酈寄將兵擊趙;將軍欒布率軍擊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大將軍竇嬰屯兵滎陽(在今河南滎陽東北),監視齊地、趙國叛軍。
當前或戰或和皆有可能,景帝的布置重點,是將兵力迎面投放至叛軍攻來的三個方向,以戰斗隊形展開,同時安排竇嬰率軍作為戰略預備隊緊隨三路大軍之后,首先遏制叛軍向京師推進的速度,暫時達成一個相持的局面,以爭取決策時間。
排兵布陣結束,景帝隨即召見前吳國丞相袁盎,深入了解主要對手劉濞的底細。但對晁錯而言,這卻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晁錯與袁盎自文帝時期起就極不和睦,袁盎所在晁錯有意回避,晁錯所在袁盎也有意回避,兩人從不同堂共語。史傳中并未明言導致兩位大臣勢同水火的原因,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二人都有置對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決心。晁錯甫一出任御史大夫,就派人調查正告假歸家的吳國丞相袁盎,查實其接受吳王賄賂的事實。袁盎退出贓款贓物抵罪,景帝下詔赦免他為庶人。一擊不中的晁錯并未善罷甘休,他對自己的部屬說,袁盎多受吳王金錢財物,所以一直蒙蔽朝廷,說吳王不會造反。現在吳王果然反了,應該再次審訊袁盎,可以獲得吳王的計謀。御史府的丞、史卻持不同意見,事前治罪的話,或許還可能阻止吳王造反,現在七國已經起兵,審訊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況且袁盎肯定是不會參與造反的。就在晁錯猶豫不決的當口,有人將晁錯的計劃告訴了袁盎。大驚失色的袁盎夤夜求見竇嬰,詳細分析了吳國國內的情況和吳王造反的原因,并表示愿意面見景帝呈獻平定七國的計策。竇嬰隨即上報景帝,于是景帝召見袁盎。
晁錯是否已經覺察到這次召見的危險不得而知,但是此時他顯然不能再不與袁盎同堂共語,無論袁盎會說些什么,晁錯必須清楚了解,事實上他也在召見現場。
景帝的詢問單刀直入,吳王的主要助手大臣田祿伯能力如何?你怎么看這次叛亂?袁盎干脆地告訴景帝,吳、楚不足為患。這樣的回答不能讓景帝滿意,他提醒袁盎,吳王采銅礦鑄錢,煮海水煉鹽,招徠天下豪杰,若沒有十足把握,又怎么會在六十二歲的高齡白頭舉事呢?袁盎認為,吳王財力確實豐富,但招徠所得卻并非英雄豪杰,因為真正的英雄豪杰應該勸說吳王效忠朝廷,不會慫恿吳王造反,可見不過是些亡命之徒罷了。這樣政治正確的回答很對景帝的胃口,但實在于事無補。景帝接著問他可有具體的解決辦法。袁盎表示他的計劃絕不能有人臣聽到,請景帝把身邊的人包括晁錯支開。
晁錯的憤怒不必多說,此時的他應該能夠意識到這個細節的危險性了。以晁錯的身份地位和在吳楚七國之亂中所扮演的角色,沒有任何事情是不應該被他知道的。那么,要求晁錯退場就多半是因為計劃涉及晁錯,而且對他不利。景帝毫不猶豫地答應袁盎的請求,顯示景帝心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帝國,而不是老師。
果然,袁盎明確為景帝指出,吳國和楚國的通信中講到,高帝分封子弟為王各自擁有屬地,現在賊臣晁錯卻要削奪,因此我們今天不是造反,而是要誅殺天子身邊的奸臣晁錯,恢復原有的封地。只要陛下愿意殺死晁錯,再收回削藩詔令,恢復諸侯國原有封地,就可以兵不血刃解決危機。
景帝深思許久后的回答說明他殺機已動,看看局勢的發展再做定奪吧,但朕不會因為欣賞一個人就置國家于不顧。
在出發平叛前夕,大將軍竇嬰明確向景帝提出起用兩人:文為袁盎,武為欒布。袁盎與晁錯一向不和,因此袁盎得到召見,本身就是景帝向公卿列侯示弱的姿態。袁盎覲見景帝時的 一派胡言幼稚可笑,即使如此,他要求誅殺晁錯的請求甚至都得到了景帝模棱兩可的答復,這是景帝正式向滿朝文武發出的妥協求助信號。
十幾天之后,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張歐聯名上奏彈劾晁錯:“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這個奏疏可謂官僚集團向皇帝討價還價的博弈范本。公卿列侯首先指出,七國造反乃是無道之舉,應當受到天下全體臣民的一致討伐,這就明確告訴景帝我們愿意出力平叛。緊接著彈劾晁錯的對策,景帝親自出征而他留守,這是離間君臣關系;打算將部分城池拱手送給吳國,更不是臣子謀國之行。
公卿列侯原本并不熱衷削藩,竇嬰甚至公開反對削藩,但現在彈劾晁錯卻一句不提削藩決策問題,矛頭指向在于晁錯的應對措施不當,要置景帝于危險境地,又要割讓城池給叛逆分子,實在是大逆無道。這其中的巧妙頗值得玩味,無論晁錯是否建議削藩,最終的決策畢竟還是景帝作出的,揪住不放就不免將景帝也一并否定,因此絕不能彈劾削藩決策本身,這樣就保住了景帝的權威。奏疏最后要求誅殺晁錯全家,這是公卿列侯向景帝開出的交換條件。
再來分析一下這個奏疏的實質內容,公卿列侯明確削藩決策已經是既成事實,承認景帝作為決策者沒有任何錯誤,也就不必承擔任何責任,但是鑒于公卿列侯一開始并不贊成削藩, 而景帝偏聽偏信晁錯一意孤行造成今天的局面,作為對景帝的懲罰必須找出替罪羊晁錯予以嚴懲,如果景帝愿意滿足這個要求,作為交換,公卿列侯將全力以赴為景帝平定叛亂。
景帝看清了朝廷的力量對比后選擇妥協,制曰:“可。”尚且蒙在鼓里的晁錯,被景帝與公卿列侯達成的私下交易出賣。朝廷派中尉將晁錯誘騙出門,穿著朝服的他被腰斬于京師東市,這天是景帝三年正月壬子(前154年3月6日),吳王起兵第八天。
此時的景帝,對大局依然糊涂。
吳王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起兵不假,但是造反一途自古以來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選擇就必須走到最后,或者成功,或者失敗,絕無第三條道路可供選擇。即使景帝真的打算抹掉這段反目成仇的記憶,與造反的諸侯王重新回到削藩之前,并保證絕不秋后算賬,他也沒有任何辦法可以叫吳王相信他的誠意。如果景帝寄希望于殺死晁錯換取諸侯退兵,只能說明他的政治幼稚與低能;如果景帝殺死晁錯為的是換取朝臣對他的支持,這樣的忘恩負義和過河拆橋還能勉強算是帝王的詭詐。但不論是哪一種考慮,晁錯本身成為悲劇,卻已經是事實。
公卿列侯壓服了景帝,安撫和鎮壓一文一武兩方面的工作,隨即高速運作起來。
朝廷處決晁錯并不是以他建議削藩為罪名,這樣看來削藩沒錯,那么錯就一定在吳王。如果要用晁錯的命來換取吳王退兵,就等于說吳王沒錯,那么錯就在削藩,可晁錯并不是因此被殺。這樣的悖論基本就決定了安撫絕無可能,但朝廷還是派出使者去嘗試,如若不愿相信朝廷大臣都像景帝那樣幼稚,唯一的解釋是他們不過在裝模作樣糊弄景帝。
剛剛獲任奉常的袁盎帶著宗正、吳王親侄、德侯劉通去面見吳王,宣布晁錯已死請求退兵,被吳王拒絕后逃往梁國。安撫的策略已經不可行。
戰場上的吳王兵鋒尚銳,但敗局已定。起兵之初吳王即迅速吞并了楚軍,隨后進入梁國境內,與景帝的親弟梁王劉武交戰。漢軍方面,在滎陽集結起大軍后,條侯周亞夫揮兵進入洛陽,繼續推進到淮陽,采取其父絳侯周勃舊部鄧都尉的策略,固守昌邑(今山東金鄉西北),拒絕與吳軍主力交戰,坐視吳、楚精銳與死守城池的梁王劉武廝殺,另派出輕銳騎兵搶占淮泗口(泗水入淮河之處,在今江蘇淮陽市北),一舉砍斷吳軍糧道。
吳、楚聯軍的推進速度,被逢城即攻的愚蠢策略延緩,困于梁國堅城之下毫無戰果。糧道斷絕后,叛軍被迫放棄梁國轉向周亞夫軍尋求決戰,被以逸待勞的漢軍擊敗。吳王率千余親兵逃向丹徒(今江蘇鎮江市東),進入盟國東甌境內,不料東甌王已被漢朝收買,將吳王斬首送至長安,吳太子劉駒逃亡閩粵。楚王劉戊兵敗自殺。
濟北王被其郎中令劫持,按兵不動。齊王反悔拒絕發兵。隨后膠西王劉卬、膠東王劉雄渠、菑川王劉賢、濟南王劉辟光合兵圍攻臨淄,漢將欒布、平陽侯曹奇率軍趕到,解除齊國之圍,四王伏誅,齊王雖未造反但參與策劃謀反,畏罪自殺;趙王劉遂堅守邯鄲到十月,被酈寄與平定齊地四國后轉來的欒布合力攻破城池后自殺。
七國之亂平。
晁錯死了,死于熟讀歷史卻未能真正理解歷史。
晁錯初從張恢學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學,再由伏生處得《尚書》真傳,但觀其所作所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在骨子里還是一個法家。法家以嚴刑峻法治天下,通曉歷史、熟知歷代典章制度的淵源和變革,是成為申不害、商鞅、李斯、韓非子門徒的理論基礎,以晁錯的聰明必然對此等學問痛下工夫。
無論是《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論貴粟疏》還是“削藩策”,晁錯在所有重大戰略問題上都有著世罕其匹的深刻洞察,毫無疑問地擁有帝國第一流的見解。《舉賢良對策》一文是晁錯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抱負和絕對自信的體現,古往今來的帝王將相組合被他分類成三個層次,上古時期的五帝的個人能力遠超其臣下,因此親自把握國政而臣屬僅僅作為執行者存在;中古時期的三王的個人能力與其臣下不相伯仲,因此君臣協商處理國政;近代的春秋五霸的個人能力遠遜其臣下,因此君主垂拱而將國政一概委托臣屬。晁錯在隱約間已透露出,漢家天子與自己應被歸入第三種君臣關系之中,其狂傲之氣可見一斑。賈誼死后帝國最為聰慧的頭腦與絕對的狂傲自負結合,構成晁錯力主削藩最深層次的思想動力。
然而,晁錯并未真正理解歷史,他看清楚削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卻毫無策略性,他的死在當時以及后世都獲得極大的同情,但在本質上講可謂咎由自取。事實上,景帝對自己的老師絕對信任,甚至為了這種信任不惜與滿朝公卿決裂,晁錯擁有一切條件和可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可惜晁錯只能夠為自己、也為自己的學生指出正確的方向,卻無法提供切合實際的具體操作路徑。在帝國生死存亡的關頭,晁錯無計可施,景帝沒有義務陪同老師等待死亡的到來,他只能重新選擇可以依靠的力量,當對方提出以晁錯乃至其家族的性命為合作的條件時,他別無選擇。
晁錯削藩的政策主張是正確的,忠誠謀國為他博得了當時乃至后世極高的贊譽和極大的同情。參加平叛之戰的謁者仆射鄧公為校尉,覲見景帝時,景帝問他,你在軍中的時候,吳、楚聽說晁錯已死,是否有罷兵的意向?鄧公回答,吳國造反蓄謀已久,不過因這次削藩引發罷了,打著誅晁錯的旗號,其實本意不在于此。我現在擔心的是,天下臣子再不敢為陛下進言獻策了。景帝問是什么緣故。鄧公的回答毫不客氣,晁錯憂國憂民,擔心諸侯勢力尾大不掉,所以奏請削藩,這是國家萬年之利。剛一執行就被冤殺,這是封住了忠臣的口而替敵人報仇,我覺得陛下此事做得不夠明智。面對如此冒犯,景帝沒有生氣,長嘆一聲承認失誤,你說得有道理,我很后悔!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武帝即位后,朝廷大臣回顧七國之亂,都為晁錯之死鳴冤惋惜。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集的鹽鐵會議上,帝國精英正式肯定了晁錯的削藩政策是“為萬世慮也”。
晁錯的政治目標最終借助他人之手達成。
景帝平定七國之亂后將幾個叛國的土地分封給了許多皇子,景帝三年(前154)天下六十二郡天子自領四十一郡,另外十九諸侯王國中十七國各領一郡,江都國、廬江國各領二郡,帝國中央從此贏得了對諸侯國壓倒性的優勢。國土已經被削減的諸侯王和新封的諸侯王,都受到帝國中央更進一步的強力控制,“景帝中五年(前145)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郎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王國的行政權、官吏任免權以及財政權收歸中央,同時裁減了王國官吏編制規模,降黜了其秩位。
忠誠為國卻力有不逮,必然導致晁錯付出慘重的代價。晁錯的父親曾特意從潁川趕來勸誡兒子放棄削藩:“上(景帝)初即位,公(晁錯)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晁錯的回答斬釘截鐵:“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確實如此,確實是要削弱諸侯王的實力,確實已經引起了舉國不滿,但是不采取如此措施就不能確立天子至高無上的權威,就不能換得帝國萬世太平。晁父未必會為兒子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所感動,他看到的是大義凜然背后隱藏的危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不久即飲藥自盡,“吾不忍見禍逮身”。死在晁錯之前。
家破人亡換來一個忠臣的贊譽,這是晁錯遺產的一部分。他的三十一篇文章由班固收錄在《漢書•藝文志》中。
晁錯的兩個學生值得再次說明。景帝為度過危機犧牲了老師,由此看來,晁錯向景帝傳授“術數”,其實自己卻并不懂這門學問。倒是景帝在關鍵時刻不介意殺死老師,說明他學成出師。有一位隨晁錯學習《尚書》的學生叫何比干,此人在武帝朝曾任酷吏張湯的屬吏廷尉正,其六世孫何敞在東京和帝朝做到五官中郎將。
說到底,本質上晁錯仍然是一個明于理而昧于事的讀書人,在一定程度上和后世的王安石很相像。他的悲劇在于思想領先所處的時代至少五十年,操作能力落后那個時代至少五百年!
司馬遷因為削藩政策毫無技巧的剛猛暴烈引起七國之亂,而將晁錯歸類為酷吏,因為愛惜晁錯的文才,又不忍將他寫入酷吏列傳,這算是一個安慰。【原標題:晁錯之死:書生治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