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過大河村遺址博物館那飾滿彩陶圖案的拱形大門，在左邊的一排房屋內，安置的是５０００年前大河村仰韶時代的１至４號房基，紅彤彤的殘墻現在還有１米來高。在挖掘這片房基時，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的紅土，而紅土的存在，意味著房子是被大火燒過的。是誰，又是因為什么火燒了大河村呢？　　

    “這是一組失火的房子！”當時，考古學家只下了這個結論。誰干的？不知道；為什么如此干？也不知道。　　
       
    但隨著挖掘的深入，房子失火的結論很快被否定了，誰干的也清楚了。“要是失火的話，應屬于偶爾燒一次。偶爾　從市區沿１０７國道北上穿過北三環立交橋，再前行約３公里，就是６８公頃青草綠樹環繞的連霍立交橋。南來北往、西去東進的滾滾車流盤旋于立交橋上，司機和乘客看到的是滿眼綠色，卻不很清楚這一片綠色的背后還有個主題———“歷史與現代”，更無從曉得這主題就源出橋下那遠播四方的大河村文化；他們不會矚目橋之東南隅那一個個爬滿新草的土丘，更無從明了這樣的空間景觀設計與歷久彌新的大河村遺址的淵源。　　
      
     “古人居丘”，這是一個幾乎被所有的考古發掘所證明的事實。１９６４年，當地村民在秋后平整一個名叫“花崗”的土丘時，意外地收獲了大河村先民告別洪荒、走向文明的秘密———這個輝煌了３０００多年而后又被塵封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土丘，在考古工作者歷時１５年共計２１次的發掘后，終于開口說話，向我們道出了先民在這個曾經火光沖天的土丘上鍛造文明的秘密。        

    誰發現了大河村　　
       
     歷史總是容易失去記憶，才剛剛４０年，人們已經把大河村遺址的發現者給忘卻了。　
       
    洋洋灑灑１００萬言的《鄭州大河村》考古發掘報告在追述大河村遺址“發現經過”時卻惜墨如金：“１９６４年秋，當地楊槐村農民在遺址的西半部進行農業生產時，發現１座唐墓，并將出土遺物銅鏡等交給文物部門。當時，鄭州市博物館立即派人到現場進行調查，發現地面上散存著大量的紅燒土、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遺物。據此，初步判斷這兒是一處包括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那個因將銅鏡交給文物部門而最終導致考古工作者發現大河村遺址的農民是誰呢？“不知道。只聽說當時有個楊槐村的農民拿著個銅鏡，來到那時還在碧沙崗公園的鄭州市博物館，告訴專家這東西是在他們村的地里刨出來的。”大河村遺址博物館館長李衛國對記者說。　　
      
    楊槐村離鄭州市博物館很遠，約２０公里，而離當時的河南省博物館較近，僅１０公里。那個農民為何舍近求遠，偏偏“投奔”名氣遠在河南省博物館之下的鄭州市博物館呢？想來，這是一個很有“組織觀念”的農民，當然他更“大公無私”，不然他早把寶貝留下據為己有了。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銅鏡，那么大河村遺址不但不知道何時才會被發現，也不知道會再遭到什么樣的破壞，因為當專家到達這兒時，“大量的紅燒土、陶片、石器、骨器和蚌器等遺物”像一群被遺棄在荒野的孩子，正裸露在那兒！　　
      
    有個很久很久以來在當地流傳著的關于“爐渣”的故事，佐證著這個農民此次決意把銅鏡交給“上級”的重要性，盡管當時這個農民認為只有銅鏡這金屬器物才能稱得上寶貝，而紅燒土、陶片什么的，就是專家把它們“吹”上了天，但在這個農民的眼里，它們卻實在算不了什么。“以前，村里人耙地時總愛把一塊很大的‘爐渣’壓在耙上，后來這‘爐渣’被一個南蠻子（南方人）給弄走了，說那是‘烏金石’（煤石），現在看來它應該是個塊頭很大的紅燒土。”世居楊槐村、曾參加大河村遺址發掘、現在仍在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工作的楊小忠對記者說。從這個傳說看，很久以前當地的村民就“揭露”并“破壞”了大河村遺址，但他們無從知道這個遺址的重要性，更不曾料想這盛產“爐渣”的地方日后會成為“國保”———中華人民共和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楊小忠也一如他的館長，不再記得自己村里那個覺悟很高的農民、那個發現大河村遺址的農民到底是誰了，盡管他因了這位前輩才有了如今這個在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安身立命的差事，他的一生也被“定格”在這兒。　　

    “平整土地是上世紀６０年代的流行病。當時大河村遺址這地方比四周高出七八米，因不能澆水，只能種棉花，當地也因此管這兒叫‘花崗’。考古人員來到這兒時，發現周邊都是稻田，都是引來的黃河水。１９６４年秋收后，當地農民本來是想平掉‘花崗’，準備種水稻的。”李衛國說。如果不是專業人員及時到來，大河村遺址真的會有滅頂之災———從出土文物看，最珍貴的，也就是大河村１至４號紅燒土房基、彩陶雙連壺什么的，距地面不到２米，就在這個土丘的上部埋著，而平整土地的農民是不會把這當成寶貝的。把它們毀掉，對當時的農民而言，真是小事一樁！　　
        
    在上世紀初葉，就是中國最有文化的人也和１９６４年的楊槐村農民一樣，只知道銅器是寶物，而紅燒土破壺罐什么的，在他們看來不過是用爛泥巴胡亂燒成的廢物罷了。１９２１年，一位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在中國進行的工作，才讓我們認識到紅燒土破壺罐上原來傳遞著５０００年前的文明信息。常在我們口頭游蕩的“中華５０００年”找到的第一個“家”，就是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的仰韶文化遺址。安特生在上世紀３０年代很是流行的《黃土的兒女》一書中說，他在仰韶村南約１公里處的溝邊最底層“發現了一小塊紅陶片，其美麗磨光的表面上為黑色的彩繪……我感到這類陶器會與石工具在一起發現是不可思議的……夜里我躺在床上還思考著仰韶村這個謎……”　　

    其實安特生一開始也像楊槐村的農民一樣，不清楚紅陶片到底在訴說著什么。回到北京后，他翻看１９０４年美國地質學家在俄國的考察報告，才認識到仰韶的彩陶可能與俄國的彩陶一樣，是原始時代的遺物。于是他才對這個令他迷茫的發現熱情大增，并最終在古老的中國開拓了一個新的顯學———考古學。　　
       
    一個瑞典人因發現仰韶文化，他的名字被刻在了中國的大地上；一個鄭州的農民因捐獻文物而導致專家發現大河村遺址，才４０年，這位值得尊敬的農民就被忘卻了———記者采訪過的所有人，都說不清這個農民到底叫什么名字。　　
       
    大河村遺址西南是鄭州老城，東南是鄭東新區，隨著北起黃河大橋、南至南三環的１０７國道功能蛻變為鄭州市內最主要的交通干線（世紀大道），大河村遺址馬上就會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如此，鄭州就不只是“燦爛３６００年”，其實自６８００年前以降，鄭州就燦爛得不得了了，這燦爛就寫在大河村遺址上。鄭州不只有商代之后的“燦爛３６００年”，還有在商代以前已繁榮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大河村文化，且它與商文化時代相連（大河村文化包含仰韶、龍山及夏商文化）。按照著名考古學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員許順湛先生的說法，對仰韶文化及大河村文化新的研究不斷證實，黃帝時代不再是傳說時代，而應是歷史時代，這個時代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　　

    大河村文化其實就是黃帝時代的有熊國文化，它是鄭州文明的源頭。
        
    鄭州自身書寫的就是一部完整的中華文明史，這樣的城市，別說在中國，就是在世界范圍內也是罕見的。而成就鄭州這一輝煌的那個普通農民，卻消失在大眾的視線之外。
        
    誰火燒了大河村　　
       
    １９７３年，也就是大河村遺址開始考古發掘的第２年，美國考古學家到大河村遺址參觀訪問。那次訪問可謂中美關系解凍之后美國人來到中原腹地的“破冰之旅”。為方便美國人參觀，當時有關方面還專門修了一條簡易的黃土路以利汽車通行。“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國考古同行看到大河村遺跡和出土文物時那種驚奇的目光，簡直和大河村的孩子們見到美國外賓時的目光一模一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所長楊育彬研究員幾十年后的追述依然清晰得讓我如在現場。這次“歷史與現代”的碰撞已經過去３０多年了，如今的大河村遺址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標志，通向遺址博物館的平坦道路早已修好了。　　
        
    沿１０７國道北行至連霍立交橋，橋下有兩條路———一條上橋，一條去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可謂分道揚鑣，但“鑣”朝博物館方向“揚”去的，實在不多———每年到大河村的參觀者不到１萬人次。盡管門前冷落車馬稀，但大河村遺址卻是個你不得不仰視的地方———因為下１０７國道東行５００來米的道路是一路上坡，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就建在大河村先民生活的燒一次，這么大的房子不可能燒得那么均勻，不可能每一個地方，包括地坪、房基，內外都燒得那么均勻。據此，我們認為，火燒應是那個時代的一種建筑工序。”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主持大河村遺址發掘的李昌韜說。原來，這火是大河村人自己點的，而這一燒，燒出的是一個中國建筑史的里程碑，而它的排房的形制，開創的則是中國北方民居建筑形式的先河。　　

    原來，大河村人在建房子時先打好地基，然后在地基上豎起木骨并用蘆葦束、草繩或藤類的東西加以固定，而在空隙間，還要塞滿草類等易燃的東西，之后在木骨內外附上約３０厘米厚的黏黏的草拌紅土泥，再在表面涂一層細沙泥，讓房子光滑整潔。最后，就在房內房外放滿可燃燒的物質，放火燒房！大火熄滅后，蓋房頂。如此，紅紅的“木骨整塑陶房”就建成了。

 
    在火燒的過程中，墻內的木骨及草類的東西也隨之燃燒，這樣一來，墻內部幾乎成為空的，可起到既防潮又冬暖夏涼之效。火燒過的房子很堅固，經久耐用。大河村人這種放火燒房的精巧構想，近乎完美。　　
       
    在發掘大河村的房基時，還出土了大量遺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彩陶雙連壺。壺是喝水喝酒的器物，很私人化的東西，但它為什么會被塑成有兩個口兒、很不私人化的連體器物呢？ 請看“歸去來兮大河村”系列之二———《生死之交一壺酒》。（原標題：“歸去來兮大河村”系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