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自當今鄭州市區而來的河流，自西南而東北穿過大河村先民居住的慢坡土丘，把南北長７００米、東西寬６００米、形似鵝蛋的沙崗地分為東西兩部分后，匯入賈魯河（抑或黃河）。河中魚翔淺底，蛤蚌層生；河的兩岸草木青蔥，森林繁茂；土丘的周圍蓮花盛開，高粱旺盛，粟黍類作物到處都是。土丘附近還有大片沼澤地及連綿不絕的森林，在林中，百鳥啼鳴，野獸出沒。那時的森林可比現在大河村遺址南邊的鄭州森林公園與遺址西北６８公頃的人造景觀綠地美妙得多。這不是想象中的歷史，而是曾經存在的事實。　　
        
    自６８００年以前起至商湯在鄭州建立的都城被遺棄之時，大河村的先民都一直生活在這樣的大自然中。他們送走了黃帝，迎來了顓頊、帝嚳，堯舜禹湯，看遍了中原大地的烽煙，目睹了方國的毀滅與王朝的更迭。在這不大的土崗上生活了３３００多年后，大河村人才告別了這片在他們眼里也許不再美麗富饒的土地。
         
     一個“村”輝煌３３００年　　
        
    大河村的先民給我們留下了輝煌的文明，卻沒有留下片言只語，更別說自己的名字了。　　
        
    也許有些我們熟知的名人“籍貫”就在大河村，只是我們無從考察。但有一個問題是有著顯而易見的驚人答案的，那就是五六千年前的大河先民前后在這里生活了數千年，他們肯定有著難以計數的子孫（那時鄭州周邊地區，也就是狹義的中原地區，才１０多萬人）。我們沒法肯定自己是大河村先民的后代，但也同樣沒法否定自己就不是大河村先民的子孫。　　

    現在，我們腳下的大地，曾是大河村先民們編織夢想的地方———鄭州的老城、新區也許就是他們種下高粱粟黍、植下蓮種的旱地水田，就有他們捕魚的澤塘河流，就是他們追逐野獸的獵場。而從１０７國道駛入高速公路時那滾滾車輪碾過的土地，則肯定是他們經常結伴而行的地方。　　
        
    商代之后，大河村先民告別了他們曾經生活過的這片熱土，不知所終，但他們留在這兒的文化，如今卻蕩漾在我們的生活中，最直觀的一個例證就是鄭州滿街那數不完的“大河”品牌。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酒類企業，因了“大河村”的名頭和“彩陶雙連壺”式的酒瓶一夜之間“建功立業”，這無疑也和它傳承了“彩陶雙連壺”那飽含“同心”、“和合”、“友情”等傳統文化因子密切相關。如今，消失了３０００多年的大河村文化在鄭州復活了，而喚醒它們的，無疑是歷時１５年共計２１次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考古學家播下了種子，我們在收獲。”大河村遺址博物館館長李衛國說。　　
        
    １９７２年時鄭州地下水位之高，是超乎我們現在的想象的。就是在大河村遺址那樣的沙崗上，考古工作者只要挖到２．５米以下，水就會泉涌而出。地下水的不斷涌出，加之不敢破壞地下的重要遺址，使得考古工作者也只好就此住手，停止發掘。１９７３年，考古工作者架起抽水機不停地抽水，終于發掘到地下５米的地方，出土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重要遺物，還清理出房基１１座、灰坑５５個、土坑墓３３座、甕棺葬４６座。部落成年人死后一般埋在公墓里且沒有葬具，小孩死后則拿鼎、罐、盆等作葬具，埋在房前屋后。那時死亡的孩子也許是不讓入公墓的，后來中原地區未結婚者死亡不許入祖墳當是這種習俗的延續。那時的先民也可能是憐惜孩子，不想讓其遠行，故下葬時用鼎、罐、盆等作葬具，但用這些生活陶具扣死的葬具上要打個孔，目的是讓孩子的靈魂從這兒出來以再生。孩子死亡后不再拋尸荒野，這就是文明，是巨大的社會進步。考古工作者發掘到地下５米的地方，還是不到生土層。考古學上的文化層，猶如我們堆垃圾一樣，有著時間順序，上面的是晚的，下面的是早的，只要不見垃圾底部即生土層，就說明先民遺存的文化還沒有被發掘徹底。就這樣，一連８年，考古工作者前后發掘１２次，一直沒能發掘到底，當然也不可能徹底認清大河村文化的全部面貌。　　
        
    大河村的先民到底給我們堆積了多厚的文化？它的早期文化到底是什么？這懸念太讓考古學家著迷了。　　

    １９８１年，考古工作者在一個探方中安了４臺抽水機，至地下２．５米時抽水機開始啟動，至地下５米時由于水量增大又添加了２臺抽水機。盡管他們每下挖２．５米就向內收縮１米，以防塌方，但由于水太大，還是塌方了，還是沒能發掘到生土層。　　

    為徹底揭開大河村之謎，１９８５年，考古工作者除自備抽水機和發電機（以防意外停電）外，還租用了大型排水設備。盡管到１０米以下時曾發生多次塌方事故，但他們還是日夜奮戰，前后歷時３８天，終于掘到生土層———１２．５米的地下。對發掘的研究表明，大河村遺址是一處包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夏商文化的重要文化遺址，大河村先民竟然在這里連綿不絕地生活了３３００多年！　　

    對于大河村遺址這一發現的重要性，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說過一段話：“你說二里頭遺址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河南可以拼湊一個二里頭，卻拼湊不了一個大河村。河南唯一能與大河村相比的，只有淅川下王崗，但下王崗的地理位置，又遠遠不如大河村。”　　

    大河村是一把３３００年的文化標尺，它的文化疊壓關系是考古學家丈量在那３３００年內消失的其他文化的一個標準、一張年表。
        
    兼收并蓄成就中原文化　　
        
    有句成語叫“問鼎中原”，意思是說，誰有問鼎的能耐，誰就能統治中國。　　
        
    這個成語訴說的歷史，無論通過文獻史料還是考古資料，都可以明確地在商代辨認出來，進而可上溯到夏代。二里頭文化的種種表現以及傳說中有關夏人對東方的勝利，都意味著中原在當時已經很成氣候了。但是，這個歷史趨勢的出現卻應該是更早的事情。　　

    “鼎在８０００年前的鄭州新鄭裴李崗文化遺址已經出現了，但那時鼎還不是裴李崗先民生活用具的主流。到大河村仰韶文化時代，鼎已經成為大河村先民生活用具的主流了。在該遺址出土的各類器具中，鼎是最多的，有９０多件。”大河村遺址博物館館長李衛國說。很顯然，鼎在５０００年前就成為大河村先民最主要的炊具。　　
        
     沒有陶器與有了陶器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沒有陶器之前，無論是肉還是糧食，能生吃的便生吃，不想生吃的，最多也就是烤烤。有了陶器，一切都改變了。因此，先民十分重視陶器生產。從所有的中原古遺址來看，其遺存最多的器物，都是陶器，概莫能外。裴李崗時代，三足缽是陶器的主流（缽是吃飯的器具，是我們常說的“衣缽”之源），后來先民掌握了陶器加砂的技術（沒有掌握該技術之前，細陶是不耐火燒的，很容易爆裂），開始以罐作炊具，下面墊幾塊坷垃，以便燒火做飯。裴李崗先民雖發明了鼎，但還沒有普遍使用。　　       

     大河村文化傳承了裴李崗文化的衣缽，不但繼承了它的紡織技術（兩個文化遺址都有紡輪出土）和陶器技術，更讓鼎成為當時最流行的炊具。著名歷史學家嚴文明將５０００年前以鄭州地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圈稱為鼎文化圈，把以三門峽、西安地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圈稱為彩陶文化圈。位于鼎文化圈內的大河村先民以鼎為主要炊具，以壺和罐為主要汲水器。而彩陶文化圈則以罐、釜加灶架以及后來少量的罐形鼎或釜形鼎為主要炊具。　　
       
    大河村彩陶當是吸收了彩陶文化圈彩陶技術的元素。不過彩陶文化圈的彩陶花紋以幾何紋、植物紋和魚類動物紋為主，而大河村的彩陶花紋，則大都是太陽、月亮、星星等，有的陶缽上竟然畫著１２個太陽。大河村人把目光投向天象，顯然對天文學的產生與靠天吃飯的農業影響深遠。大河村人吸收了彩陶文化圈的彩陶技術，但鄭州地區鼎文化圈中的快輪制陶、封窯燒陶技術與發達的磨制石器技術卻都未被彩陶文化圈所吸收。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當時中原地區的鼎文化圈因混合進來了大量的外來文化因素，變得復雜而豐富起來，而與此同時，它的地位也越發顯赫。至夏代，“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鼎成為標示社會成員等級地位的禮器，它的大眾炊具的功能幾乎完全被鬲所替代。禹以九鼎鑄造了中原的王者之尊。而此時，周邊地區“禮失而求諸中國（原）”。由此可見，交流不僅在技術、貿易等經濟層面上，它更在文化、思想、制度、政治以及統治權術的層次上進行著，但這時的周邊地區是在向中原學習，是在認同中原了。　　
       
    學者張光直認為，商代城市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建設起來的。我們可以把這個認識再引得遠一點，那就是中原文化的強大主要依賴于政治經驗的成熟，而并不是因為它在經濟實力上占有多么大的優勢。反之，周邊文明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會運作方向的偏斜，最終在和中原文化的對峙中漸落下風，有的甚至還沒來得及和中原文化直接對峙，就先行衰落下去了。　　
       
     大河村作為一種文化凸顯出來，不僅為之后的三代文明準備好了地域舞臺，還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多重空間結構。在這個格局大勢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東西，為我所用。由于中原文化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來因素的大度心理，所以得到外圍群體的認同。也因此，中原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與日俱增，輻射四方，這在人們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了深刻烙印（比如“中國”、“四夷”的觀念等），也決定了中國歷史上政治、軍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行為的基本方策。而這個貫徹了幾千年、持續而有力的歷史趨勢，便肇始于鄭州地區的大河村文化時代。　　
       
    許順湛先生說：“我把黃帝時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至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后，基本上與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河村類型相對應。關于仰韶文化的大河村類型，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論述，認為它是與炎黃文化相對應。”看來，以鼎聚魂讓中原崛起的大河村文化，當是黃帝時代的遺產———在文獻中，黃帝鑄鼎聚起的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５０００年文明；在考古上，鼎起于鄭州的裴李崗，成熟于大河村。　　
       
    以鼎聚魂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策劃之一，但其著眼點最低———也就是升華了一下吃飯問題，拿吃飯來說社稷的事兒而已。
       
    補記：發現發現者　　
       
     “歸去來兮大河村”系列之一、之二見報后，大河村村民孫書國打來電話說，他小時候聽爸爸講過到碧沙崗給鄭州市博物館獻寶的舊事，詢問如今已８２歲的爸爸后得知，他的爸爸孫幸運果真就是大河村遺址的發現者。昨天，記者前往孫幸運老人的家，聽他講了這一鮮為人知的往事。　　
       
    孫幸運老人說，１９６４年早春，他帶著幾個人給隊里培育紅薯苗，在挖煤火坑（給紅薯苗加溫）時挖到一座磚墓，發現里面有一個“ 寶鏡”（他認為不是鏡子，而是護心寶鏡）、一把劍（或刀，已被銹蝕）和兩個小罐，就拿回了家。因為開春后很忙，六七個月后，也就是秋后（這讓專家一直以為大河村遺址是農民秋后平整土地時發現的），他才交給了鄭州市博物館。　　
       
    發現磚墓的地點在今大河村遺址博物館東北２００多米的地方，屬大河村的耕地（遺址博物館的占地有大河村的，也有楊槐村的）。“那時聽說鄭州市博物館比河南省博物館大，就直接到碧沙崗了（他愛人老說家里放死人的東西很霉氣）。”孫幸運老人說，“是走著去的，那時候哪有自行車呀！”鄭州市博物館獎給他６元錢，還給了個獎狀。　　
       
     孫幸運老人還說，過去遺址博物館的周邊有很多土崗，小的時候，只要一刮風，地里就露出很多瓦片。１９３８年黃河在花園口開口子的時候，也沒有淹著這兒。村子的北面是運糧河（賈魯河），水都從這兒向東去了。看來，大河村這地方真是風水寶地。　　
        
    有個河汊從大河村的中間穿過，匯入賈魯河，這也許就是大河村村名的來歷。（原標題：“歸去來兮大河村”系列之三）